文学气息与文化气象

王蒙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仅见证了时代的风起云涌，更成为当代文坛诸多变迁的一个重要显像。从20世纪50年代的“百花齐放”，到“反右”“文革”，再到新时期以至21世纪，王蒙都是见证人、亲历者，是一个丰富的文学与文化镜像。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创作庞大繁杂的文学作品，他还写下大量笔力雄健的、能够展现其文学思想与文化理想的文章，多涉及当代中国的文艺走向、美学范型的建构。尽管他没有刻意雕筑其文学思想体系，但他那些创作谈、对话录、演讲稿、文学评论等文章中的思想可以说是相互贯通、互为脉络，是一个至今仍不断被建构的且具有开放性的整体。他那些具有时代性，同时又常常带有时代规定性的文学文化观念，是基于个人创作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阐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显豁的表征。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王蒙兼具作家的气息和理论家的气象，研究他的文艺思想，不仅可以解读其作为创作者所预设的创作理路、风格调性，而且还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路径的关键一环。如果深入分析王蒙的“以大见大”的文本形态与创作思想，可以见出当代中国文学深远广大的气息与气象。正如同王蒙浩瀚宏阔而风起云涌的人生经历一样，他的文学思想是复杂而深刻的“杂色”，涉及文艺创作与文化发展的不同岩层。但他的“杂”并不是杂乱无章无法把握的，而是有着“杂而一”的特质，有着一以贯之的核心。他对时代政治、文学历史、文化路径的整体掌握与发抒，接续的是中国内在的政教、文史传统，同时在世界性的跨文化视野中探索当代中国的新路径与新特质。

一

在有着“文以载道”之古典传统和“文学为人生”之五四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政治、时代和人生一直相互缠绕，而像王蒙这样将彼此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并不多见。正如他本人所言：“我不但用文学的激情来从事创作，而且也用文学的激情来接受、理解、批评我们的政治生活。”“我完全承认，我的政治经验，我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经验，同样是我写作的重要资源，既是精神的资源，又是生活经验的资源。”①王蒙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不仅局限于眼前的细枝末节，而有着一种战略性的全局意识，形成了开阔与开放的思想形态，“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之间的桥梁”，①这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与一些有意疏离政治的作家不同，革命或者说政治，对于王蒙而言，绝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他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直至演变为一种“从小就热衷于救国救民”②的使命感与宿命感。他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不仅影响了他的视野、胸怀、对文学的认识和为人处世的哲学，也赋予了他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强化了他在少年时期就带有的主体观念和责任意识，进而构成他文学思想的一种资源和背景，并且深层次影响着他文学思想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他所关注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发展思潮、作家思想建设、文学资源整合、文化发展战略等重大命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中国对于世界是重要的。中国对于21世纪是尤其重要的”，“这是因为，与中国的目前的经济实力并不同步，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文化大国。这是当今世界以欧洲为源头的文化潮流的最重要的参照系”，“要从世界的观点、21世纪的观点、全球的观点考虑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前途。并安排好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改革、开放，从而塑造中国的应有的形象，发出中国的应有的声音”。③王蒙“文化大国”的战略清晰地点明，尽管当时的中国在诸多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至少在文化上是一个值得自信的大国，因而需要在此基础上，承继传统、放眼世界，塑造新的挑战下中国当代文化的样态，这是一种在认识到文化的“不平衡”④基础上建设“文化大国”的战略构想，为“后革命”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锚定了坐标。事实证明，如是之文化构思，后来成为文学乃至文化界的广泛共识，并在当下不断付诸实践。

这一构想延续至今，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上。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谈文化自信》一书，收集了王蒙近十年来就“文化自信”相关主题形成的系统性观念，他从“历史的经验与责任”“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等维度进行了总体性的把握，提出“中国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中华风度”“文化定力”等重要观点。在阅读碎片化、媒体多元化的时代，重新整合文化的观念与理想，在此过程中，王蒙以一种文学史家的视野，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析解世界文学的浪潮，在居安思危的视域中，指出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及相关应对策略。他承认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和文化产品存在的价值，但同时还指出其需要高质量的发展形态，站在制度设计的层面，统筹规划且高屋建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姿态，也是总体性地塑造当代中国文化逻辑的话语形式，以此为中国文学涤荡陈腐、开创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尤其需要提倡一种建设的精神，敬业的精神，理性的与务实的态度，献身经济活动及科学与艺术的志趣，热爱生活与善于生活的品质，点点滴滴、不拒绝小事、不拒绝平凡的工作的精神;特别是一种从善如流、面向世界、精益求精、取多用长的改革开放精神。”⑤这是王蒙对文化融通规律的真切把握，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实现文艺变革的前提与可能。

二

而与这种战略性大视野、大格局相连的，则是一种包容意识。叶嘉莹曾因王蒙的海纳百川，将《王蒙在海大》的书名下意识地认为是“王蒙在大海”。实际上，王蒙的这份包容也与他的人生一样，充满着丰富性复杂性，其中除了源自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与丰富的人生阅历外，往往还有服务于大方向的战略性需求。从王蒙的自传及自述来看，构成他文学思想的资源是多元与多维的。从中国文化传统看，“老庄”思想、“文以载道”传统、五四精神等，都是王蒙思想中流淌的血脉;从跨文化角度看，他对苏联、欧美文学的融会，对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不同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的吸纳，乃至对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等种种文学思潮的倚重等，都塑造了一种兼收并包的理论精神。可以说，他这种从全局着眼的“以大见大”文化观念，映射的是当代中国的包容、开放与鼎新。

具体而言，王蒙在守好主流文学的岗哨之外，也时常宕开一处，试图保护多样的文学革新与合理的文化生态。他为“玩文学”辩解，认为不能把文学里的“玩”的因素完全去掉，因其通过一种颇为考究的形式，或精巧、或宏大、或自由地表达自身，具有安慰甚至游戏的功能。这便是“聊以自娱”的写作与阅读的合理性。①当然，这里的“玩”是回向自我的精神品位，是一种敞开式的充满诸种可能的价值理趣，是“游于艺”的自在与自由，尽管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以高雅的面貌出现。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蒙对“王朔现象”的辩护：“批评痞子文学的人又有几个读懂了王朔？判断文学作品的依据只能是作品而不是作家的宣言。王朔他们是太痛恨那些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了，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某种佯狂的传统，故意用糟践自己、糟践文学的方法—这样比较安全—来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难道他们的作品里除了痞子还是痞子吗？难道他们的小说里没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与不平之气？难道痞子就没有可以同情与需要理解之处？对痞子一笔抹杀，难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也太教条了吗？”②谈到郭敬明的《小时代》时，他亦为之进行辩护：“《小时代》是郭敬明的《青春万岁》。”“浅是浅，可我们当年的青春也浅啊，只不过赶上大时代、大事件。当年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些，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没什么困惑。而正是不困惑，制造了后来许多的悲剧。青春都不是吃素的。”③除了批评，他对这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催生的文学样式更多地怀抱历史的同情，有着一种为丰富的文学样态得以延续的容纳之心。从这里也不难发现，尽管王蒙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政治印记，但他对世俗的、民间的、生活化的文学也兴致盎然。“在意识形态、民间和先锋三种写作样式中，我倾向于把王蒙归入固守意识形态中心的那一类作家的行列。王蒙的矛盾，恐怕就在于他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理性和道义上的看护人，又对民间生活世界一往情深。”④他义无反顾甚至一往情深地走入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域之中，尽管有些作品的价值似乎并不那么高拔，但其中无疑孕育着当代中国新的文学生态与文化可能。

在文艺创作形态方面，王蒙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关于小说创作手法的多样化。这个多样化有两条，第一是要严肃，第二是要宽容。”“要兼收并蓄……所以我的态度叫党同喜异、党同好异，在艺术手法上兼收并蓄，从‘异’中汲取营养。为什么要酸溜溜地贬低别人的手法呢？有人在讨论‘意识流’和‘山药蛋’孰优孰劣，为什么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呢？”“我主张多种多样艺术手法上并存，自由竞赛”“各种手法是可以相反相成，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再分化，彼此汲取营养，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小说创作的繁荣的。”⑤文艺创作本无定法，关键在于作者寻得自我的风格与调性，“最后我要再强调一下，一定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艺术上要兼收并蓄，要自由竞赛。以我个人的近作来说，有吸收了某些意识流手法的，也有吸收了侯宝林、马季的相声手法和阿凡提故事的幽默手法的，在《风筝飘带》和《蝴蝶》中，我还有意识地吸收鲁迅的杂文手法和李商隐的象征手法。虽然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愿意把路子走宽一些，我希望我的习作在艺术手法上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景象，我不想‘一条道走到黑’，不想在艺术形式上搞一元化，定于‘一’。我希望我们的探讨更大胆，我也希望我们的探讨更加宽容、谦逊，用公开的、平等的、费厄泼赖式的讨论、争论、竞赛，来促进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①由此可见，王蒙这种开阔而包容的思想不仅作用于他对其他文学样式、创作的评价，也与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之间实现了通约，在这样的文艺观指导下，他自然地采取了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集“多”融为“一”的形式，而从《风筝飘带》《蝴蝶》等作品来看，其中的生命力与开放性是富于启示性的。而从文化策略层面而言，王蒙没有走那种峻急决绝的激进主义老路，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温和包容态度。有学者认为，王蒙是“体制内运作”，也即“通过在体制内的渐进，试图扩大体制本身的活动空间。他不是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样奋不顾身地冲刺，而是像一个太极高手那样顺势发力，游刃有余。他绝不莽撞行事，不提可望而不可即的纲领。他不激昂，但许多真话从笔下从容流出，一些禁区似乎在无意间被打破。不知这是否可算费边主义的风格？其意义是不应低估的”。②应该看到，他在这里显露出一种风格和智慧，释放的是文学艺术内在的丰富多元的气息，同时亦彰示精神的与文化的阔大气象。

三

在王蒙的整个文学思想体系中，十分强调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必然导致艺术想象力的萎缩、风格与手法的单调、审美空间的狭小、鉴赏水平的低下，甚至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美感与智能的发展，使一群人的精神生活偏狭化与粗化”，③激情、灵感、经验、心灵、审美是王蒙创作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共同指向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创造理念。可以说，王蒙对主体性的强调，首先是通过突出“人”的地位，从而强调人之“精神”的重要作用来达成的，而其背后，是他对许多教条主义的文学理论进行的系统辨析和清理，为中国当代文学廓清了许多思想迷雾，从而也建构起自己文艺思想的关键形态。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次回归本体的“向内转”，文学不仅回到内部的语言与修辞的革新，而且不断汇入关乎人与人性的探索之中。在《漫话小说创作》中，王蒙谈到“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中心，它追求人成为真正的人”。④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文学的功能应表现在“对人们的灵魂、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感染，对人们的感情、心性乃至趣味的潜移默化”“文学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在于震撼、激动、抚慰人的灵魂”。⑤在《文学三元》中，王蒙把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看作是文学的“三个棱面”，而“文学的三个棱面，统一于作为文学的主体与客体的人身上。什么是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人”。⑥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强调，不仅突出的是单个的、独特的“人”在创作中的地位，而且力图将作家们从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充分调动自身主体性来进行鲜活的、富有创造力的写作。因而在王蒙看来，“人”与其“精神”是密切关联的，如若意图创作出真正鲜活灵动的文学，“人”之“精神”的作用必不可少，这也是其主体性思想的重要一面。而这里的“精神”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包含创作主体的心灵、情感、想象等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强调“精神”的作用时，王蒙曾说：“文学还需要崇高的信念、深沉的思索、大胆的想象;文学还需要激情，需要是非心与同情心。”①王蒙秉持着“创作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呼唤的是创作主体由“向内转”而创生的“向外”的形式表达，是文学创作在21世纪的当下走向深远广大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