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构造与共同体想象

21世纪文学对地域、群体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不同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以阶级、政治为核心依据的共同体，也不同于80年代建基于传统/现代、文明/野蛮、先进/落后架构之上的“现代化”想象共同体。它是90年代“新时期共识”之后，超越“个人”主体弥散状态、重建社群的努力，也是全球化时代国族共同体面临冲击却又重建自身合法性的实践。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这一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丰富的叙事资源和有力的话语支持与引导。陈彦的《装台》《主角》、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北上》、刘庆的《唇典》、阿来的《云中记》、胡学文的《有生》、贾平凹的《山本》、阿莹的《长安》等近年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和个人化的审美意识，展现了21世纪文学重建共同体想象的思想、美学和话语。厚圃的《拖神》①亦可纳入这一谱系考察。

一、民俗风尚与神话传说：借助“地方性”资源

“地方性”是世界和人类视野中建构和展示“民族性”的重要载体。它关联地域文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心理意识、价值观念、民风习俗、风物景观等内容，常蕴含思乡怀乡、血缘地缘和童年记忆等心理情结。“地方性”既作为美学元素，又常被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符号性的独特文化空间和建构族群/文化/记忆共同体的资源而被“发现”，在审美与文化层面上被展示和建构。这在乡土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于城市的现代性同质性，乡土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更为本真和原初的差异化空间;不同于“国家”作为一种现代建制的强制性暴力性，“民族”更具柔性母性品格。地方性的展示是建立民族认同的坚实基础：“地方主义在文化领域也发挥了重要角色……这种文化地方主义反映出对在空间和时间上铭刻人类生活与认同的深切情义。”2“地方性”的文学构造是全球化普遍性话语霸权时代建构族群认同的一种路径和策略。家庭、家族、乡邻等地域空间中的基本单位，从情感、价值观、精神质素等方面，提供了区域/群体文化认同的基础和路径。

但“地方性”并非不言自明之物。段义浮谈到“地方性”之建构性质并充分肯定文学艺术独特的“建构”功能：“尽管许多地方对于特定的个人和群体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它们在视觉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显眼之处。人们似乎对它们心知肚明，却并非通过眼睛或者大脑来辨识它们。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将亲切经验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亲切经验包括了地方经验。”“文学艺术能够引起对那些我们原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经验领域的关注。”D而“地方性”之于区域共同体建构的意义在于：“通过引人注目的表现可以使人类的地方变得鲜明真实，而通过使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愿望、需要和功能性规律为人们所关注则可以实现对地方的认同。”2爱德华，雷尔夫直言：“共同体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强烈地影响着彼此的身份认同。而且，地方的景观也是共同体的信仰、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呈现。”地方不是空洞抽象的存在，“人就是地方，地方也是人……地方是公共性的。地方因着人们共有的经验被建造和被认知，地方内部也存在着共同的符号与意义”。3厚圃对潮汕历史地理、风物习俗和生活状况有着深切体认，他从地域文化中的民众的视角，通过人物、风景和习俗的描述，完成了对民众生活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审美表述。

《拖神》对潮汕平原“俗尚奇特、民风彪悍”进行了繁复的描画。占卜，“扣圈”，“英歌舞”，元宵节“做大菜”，水陆“烧幽”，“谢神日”，气势恢宏 的“营火帝”，尤其是野性、无畏、惊心动魄的“拖神”场景，将生命力的宣泄和释放渲染到了极致。无处不在的神话传说，在赋予小说神秘魔幻和地方色彩的同时，也通过与现代小说文体的对话，极大影响了叙事结构和审美肌质。从根本上说，神话不仅是信仰，也是文学，蕴含丰富的文学性因素，后世文学可从其中汲取素材母题、原型意象、情节要素、浪漫想象等叙事资源，释放想象力，扩展表意空间。与神话有着密切关联的民间传说也是重要的文学资源。神话传说不仅构成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艺术要素，同样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美学资源。从鲁迅的《补天》《奔月》到苏童的《碧奴》、阿来的《格萨尔王》、叶兆言的《奔月》、李洱的《遗忘》等，皆从其中获益。《拖神》可视为重写神话传说之作，它汲取和化用传统源泉，编织新的现代神话。

“重写神话绝不是对神话的简单重复，它还叙述故事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互文性的功能之一：在激活一段典故之余，还让故事在人类的记忆中得到延续。对故事做一些修改，这恰恰保证了神话故事得以留存和延续。”《拖神》重述神话，内含现代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趣。小说塑造天妃娘娘和三山国王形象，借其言说自身经历，剖白内心，并将民众生活、信仰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生存情状纳入其中。但这一改写只是借用神话故事的零星要素，而将其做大幅度改造和重构，与民间社会关于天妃娘娘和三山国王的神话传说相去甚远。于是改写文本与源文本构成互文性对照，这丰富了小说叙事空间和价值维度。与此相应，小说虚构了一个与天妃娘娘和三山国王之间有着矛盾互补关系的“水流神”。而“水流神”不过是陈鹤寿为立足樟树埠、扩大自己的信众和影响，以实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木偶”。同样，有着商业和官方双重背景的“火神”，也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偶像。“水流神”同时也是陈鹤寿草头妻不甘转世投胎而暂时寄身之所。如此一来，“水流神”的神话传说便被讲成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更为奇异的是作为拖神祭祀活动的主角，“水流神”却并非纯粹的膜拜对象，而是民众抢夺、拷问和情绪宣泄的媒质，一个直接关乎“人”的敬奉和拷问的对象。

由此可见，《拖神》对风俗习尚做了人化、生命化的解读而不局限于地方景观的展示，同样，将神话传说纳入叙事，亦非为着还原其本真性。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蕴含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詹姆逊在评述弗菜的神话原型理论时，指出：“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神话的弱形式或仪式的晚期发展，那么对弗菜来说，采取下一步似乎并不难，即得出结论说，在那种意义上，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看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心理蕴含，民俗风尚、神话传说共同建构着文化共同体的普遍性认同。不止于此，《拖神》的神话传说同样建基于现代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关乎个人生命主体和民族主体的生成与建构，它们同样是“历史”的存在。

二、地方性与历史感：民族主体的动态生成

从传统意义上说，小说来自野史，历史是衡量小说的重要标准。而历史不仅意味着真相、传统，也意味着真理、规律、权威。历史书写意味着对真理和规律的探究。进入现代之后，中国传统史观得到了深刻的现代性重审和改造。文学不再作为历史的支流或附庸，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尤其是作为现代叙事的典范，小说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成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因应国族主体建构之需，文学深受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以至成为现代性言说自身价值观念、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施蛰存、巴金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借助启蒙、救亡、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等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对历史的认同性或反思性重述。类似状况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得到延续和“当代转换”。“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体制以“史诗性”美学回应“当代性”意识形态诉求。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小说”，以“个人”“文学”和“普遍人性”破解僵硬的历史意志及其叙事语法，“历史”成为作家自由挥洒才华、驰骋想象力的虚拟场域。注重叙事、修辞，刻意发掘人性之幽暗与丑陋，既凸显了小说的“文学性”，揭示了曾被刻意压抑的人性和历史的复杂面向，但也留下难以回避的缺憾。主体在戏拟式的“寄生叙事”中无可避免地走向历史意识的匮乏与虚无。

《拖神》以侧面透露、简要描述等方式，将中国近代史纳人个人与族群的生活和民族处境中，试图召回逐渐淡漠的历史感。原本荒凉的化外之地樟树湾作为“地方”进入“历史”，获得历史感，有三个重要时间/事件节点。一是陈鹤寿在流亡时落脚此处，建立樟树村并逐渐形成樟树埠。这是各族群在外来文明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和组织下，由无时间的自然阶段进入现代历史的萌芽期。二是巡检司和税口的设立，使樟树湾由官府懒得管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为人瞩目和垂涎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它的崛起是官府力量介入的结果。宁静的田园生活被涌动的商潮扰乱。三是西方列强入侵，签订不平等条约。樟树埠没落，汕头埠开埠、繁荣，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西方、传统/现代、本土/世界之间矛盾丛生、冲突加剧，中国由此进入“世界”的普遍历史，“那是一个混沌未明的时代，在中西杂糅的沿海地区，关于文化传统的保存或扬弃，正在经历着惨烈的撕扯。在这个过程中，小说不仅表述出强烈的地方性特征，而且与历史性形成纵横交错的坐标，其中的特殊性于焉显露出来”。2 “地方”虽有特殊性，但“普遍历史”的渗透使樟树埠如一面近代中国历史的镜子，透过此“地方”可见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命运。

时运国势内忧外患的大历史情境，迫使国民无可避免地陷入困惑，挣扎求存。被痛苦和危机感牢牢搜住的陈鹤寿苦思应变之道。他教诲浩云“师夷长技以制夷”，却并不认同传教士宣扬的天 主教;他不满于人们面对困境却保持一致沉默的态度，在认识到自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将浩云推上变革的前台。他的理想抱负在次子桑田那里得以践行，在三子浩云身上得以实现。与其相对照的是林昂。林昂出身世家，智谋出众，能在樟树埠陷入瘟疫和饥荒时积极救助，但他为独占樟树埠，勾结官府构陷陈鹤寿，最终因诬告未成，投靠 洋人。除了这两位主要人物，小说对其他人物与历史之关系、与国家命运之关联也做了简洁描述。看似柔弱文气的桑田，却是清廷暴虐统治的反抗者。石槌、豪叔因反抗殖民入侵的壮举而被判极刑。浩云继承桑田的宏愿，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其过番谋业的壮举和种种善举，则是陈鹤 寿“造大船，寻乐土”理想的实践。陈鹤寿父子在根本上使樟树埠走出了历史的困境，在更加开阔的世界和历史空间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之道。“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0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同样是过去（传统）、现在（当代）和未来的融会，是文学传统、文学体系与作家当代视野和思想的对话与融合。《拖神》通过陈鹤寿父子、樟树村、樟树埠等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传达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加以有机连接的历史意识。

营造地方性并非《拖神》的目的。相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地方”具有某种程度的“非历史性”：“地方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有序的世界。它基本上是一个静态概念。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经常变化的，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发展出任何地方感。”2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作为“地方”对“无地方”的抵抗，并不在于生产一个“无地方”的非历史的空间。历史叙事是建构个人主体及被族群文化界定的主体的方式。

与鼎盛于80年代的寻根小说的联系，是理解《拖神》难以回避的话题。寻根小说在传统/现代、民族/世界、本土/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关联中，建构自身美学世界，因此寻根作家在价值观念上，就不是以传统对抗现代，而是从传统、民族、本土中发现重建现代之源;在文学和审美层面上，则以“传统文化（民间的和古典的）”与“现代艺术”的择取实现对单一现实主义模式的突破。学者吴义勤认为，寻根小说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的突破，表现在“写意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和“隐匿和虚幻的文本结构方式”两个方面，其重要意义在于“文化的自觉”和“艺术的自觉”。3但寻根小说在获得“双重自觉”的同时，也付出了“现实缺失”和“历史意识匮乏”的双重代价。这自然与其反叛现实主义及其社会生活内涵/模式，有关，它对民族、传统、本土的本质化理解，对人，类、世界的淡薄模糊的想象，以及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看重，也使其在规避现实主义之“典型化”的同时，出现了现实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匮乏。

《拖神》与寻根小说及《白鹿原》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它以樟树村及其开拓和莫基者陈鹤寿为中心，延伸出樟树埠、潮汕地区等“地方”和畲族、蛋人、汉人等各族群的人民，从而建立由家族史、村落史、市镇史构成的历时性轴线，与之交错而行的是1840年至1900年间的近代史。陈鹤寿、樟树村、樟树埠以及那里人们的生活、伦理、情感、职业、文化等构成纷繁驳杂的“地方”横截面。

但《拖神》与寻根小说也有根本差异。前者的“地方”被纳人“历史”，“历史”引导和塑造“地方性知识”，使之成为民族无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显在形式。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落和一个市镇，由“个”而“群”，层层扩展衍生为“民族”历史文化寓言。“民族”不仅获得了经验性的具象，也借助“历史”叙事而呈现为与“世界”互动并汇入历史大潮的“过程”。这是《拖神》与寻根小说所建构的静止凝滞的寓言性空间的重要差异，也是《拖神》与《白鹿原》的相通之处：现代浪潮席卷一切，即便是穷乡僻壤也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