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的推倒与再造：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蜕变

一

几乎所有谈及"大学三部曲"的论者，都会注意到《桃李》的开头。那的确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笔，张者花费了不少笔墨讨论一个称呼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的。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具有时代感。"①尽管张者为"老板"又增添了"大师、大家"的可能性，并将之与"老总"区分开来，但显然，"导师"变"老板"，使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工作职能、生存状态、文化面貌乃至于道德伦理都发生了本质变化。学生心态自然也随之改变，他们尊重导师，不仅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与对人格的景慕，更因其"有钱有势"。由此，《桃李》写出的何止是"老板"邵景文的蜕变，更是包括教师、学生在内的整个大学校园，或者说知识界生态的蜕变。正如同样被很多论者关注的一个细节所呈现出的：当蓝教授为女儿蓝娜的丑闻找到法学院院长，对邵景文忙于赚钱而疏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学生表示不满时，法学院院长解释说，"他每年给院里是要上交利润的"，并对蓝教授的迂阔不无腹诽，"院长心里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帮人家打官司哪来的钱发奖金"。②可见知识分子的变化何尝是孤立的？那是一种系统性的变化，和知识分子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整个学院机制，乃至于学院之外的时代。

那么对于这样的变化，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或许考察知识分子变化的具体契机，更能明白张者的态度。如果将邵景文的转变时刻理解为他在飞机上和宋总的邂逅，那么这位知识分子似乎确是因金钱诱惑而"下海"。尤其是联系到邵景文第一次收到五十万委托费时，将窗帘拉上，房门锁死，一边叫喊一边在房间里抛洒钞票的丑态，知识分子真可谓斯文扫地了。但不应忘记的是，其实早在那之前的80年代，邵景文便已改弦更张，转投法学院，放弃了人文知识分子的道路。

邵景文弃文从法有着相当具体的动因，那就是父亲之死，以及为父报仇的决心。彼时的邵景文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写诗、吹箫，和美丽的文艺女青年恋爱，在校园里风光无两，但他的那支箫早已为他埋下人生变故的伏笔。当恋人曲霞在校广播台的访谈节目里问他世代习箫是否因祖上富贵时，他的回答不免令人尴尬："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要饭的，一直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是靠吹箫要饭，不会吹箫就没有饭吃。"③80年代大学校园里那一曲诗意的箫声有着令人沮丧的历史，它与风花雪月的文人雅趣无关，而是意味着贫穷与乞讨。家境富足的曲霞显然并不能真正理解她的男友，她之所以可以不切实际地想象文学，并指责邵景文放弃理想，不过因父辈完美的庇护。事实上，邵景文何尝不是如此？在父亲惨死之前，这位浪漫的校园诗人同样对围墙之外的世界毫无了解。返乡奔丧让邵景文终于走出80年代的人文幻象，深切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因此邵景文才会在与曲霞争执时一再追问："诗人，诗人能为俺爹报仇吗？"和不少论者的判断或有不同的是，邵景文之所以质疑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转型为一名技术专家，并不是为了攫取什么现实利益，只是痛感于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无能与无奈。

就此而言，将"大学三部曲"尤其是《桃李》理解为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失落、道德沦丧的嘲讽与批判，指责书中那些高校知识分子"多有欲望放纵，少有立场坚守，了无理想主义"，①显然过分简单，乃是一厢情愿的怀旧心态使然。更等而下之的，是将社会新闻拿来一一对照，把小说指为对某一具体高校的影射。②其实，不惮于谈论自己的负面新闻，甚至乐此不疲，素来是北大的传统，也是北大之为北大的关键。自曝其短当然不是以此为荣，更不会沦落到黑幕小说的地步，而恰恰是要以批判的眼光进行痛切的自我反思。曾在北大求学的张者显然深谙这一传统，"大学三部曲"无意控诉什么人，也并不急于对知识分子的面目变换横加评判。在多次访谈中，面对记者多少别有用心的提问，张者一再表达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中国是一个转型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向一种交换关系，现在的社会单纯的学术是不能反映出价值的，必须把学术转换为经济。校园知识分子只能拿知识来交换金钱，金钱本身又反衬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强大的经济利益使他一下子就迷失了，知识分子的选择太难了。"这种追求是对的，关键在于适可而止，把握住。"③"现代知识分子和过去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实际了，更务实了，也可能更真实了。这无法用"好"和"坏"来判断，也许会失去一些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东西，同时可能也会使知识分子身上增加一些东西。这会使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更加丰盈。"④—不难看出，张者甚至不想发出那种"世风日下"的廉价感慨。社会转型当然并不必然导致堕落，它只是将知识分子逼出了那堵自命清高的围墙，让他们像邵景文一样不得不进行己身究有何用的自我拷问，并因此去选择，去行动。转型尚未完成，未来暖昧未知，选择就难免举棋未定，乱人歧途，对此谁又有资格超越具体历史境遇去加以责难呢？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尽管在小说中张者的确浓墨重彩地渲染了90年代大学内外欲望丛生的变局乱象，却始终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场。

由此我们可以对所谓"零距离"叙事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王干曾谈及《桃李》的"零距离"叙事："在《桃李》中的那个"我"却是一个奇怪的"我"，他虽是第一人称，但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他只是所有时间的一个亲历者和旁观者，他可以出现在所有场所里，他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言行".由于具有了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小说叙述总是"贴"着人物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零距离。"⑤张者自己也表示："这种"零距离"其实是一种距离，是一种"无我"的距离。所以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既亲切又生疏。"⑥评论家和作者将这一叙事学问题讲得玄乎其玄，其实真相可能非常简单：所谓"零距离"叙事不过是因为张者本就在故事当中。张者出生在1967年，1996年至1999年在北大攻读法学硕士，他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几乎同一时期在同一专业求学，身处同样的大时代，因此与小说叙述者"我"有高度的相似性。王干说《桃李》中的"我"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是不准确的，张者将"我"安排在法律系宿舍里，他和师兄弟们一起上课，一起参加"老板"召集的见面会，在欧福酒吧里，他就坐在白领丽人姚旋身边，兴致勃勃地与刚结识的姑娘聊天，大家共同将荷尔蒙播洒到光线暖昧的空间当中。他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实因为他就藏在小说人物当中，分享着他们的欲望，承担着他们的痛苦，和他们一样在懵懂中做出未必理性的选择。他和张者一样，内在于他所讲述的社会转型时代。作为读者，我们难免期待张者可以站在文本外部，对那些人与事进行更加深人的理性反思。正如作为知识分子，小说里的"我"似乎也该对时代和生活保持必要的警醒。其实，只要愿意投靠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观念，对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进行嘲讽、挖苦、影射、批判并不困难，但或许张者谨慎的叙述姿态更为真诚：他坐在人群当中，有时也会对那些活色生香的情爱纠葛津津乐道，有时也不免流露出隐约的痛心疾首，但更多时候只是充满好奇和悲悯地注视着世纪之交的生动现场，不去贸然地否定或肯定，或者说，不去武断地取消那些本应自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关于"大学三部曲"对社会转型期的"新"与"旧"到底如何认识，对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他自己）如何看待，《桃李》中的一个人物和三个案件或许可以提供别样的参照。"一个人物"是蓝教授，这位对弟子邵景文沉迷商海颇为不满的法学权威，堪称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因此就值得尊敬吗？不少论者业已指出，在90年代，蓝教授还坚守着本科生不许谈恋爱的清规戒律，未免迂腐和虚伪。①这当然只是个人的道德标准，本与旁人无关，无须苛责，但蓝教授在得知女儿丑闻之后，仅仅为了出口恶气，让自己"心情舒畅"，便利用教授权威将校园里谈恋爱的无辜男女棒打鸳鸯，且语带恐吓，②就未免令人愕然。小说此处对蓝教授的揶揄显然与倡导个体尊严与自由的社会转型期无关，倒指向某种陈旧甚至腐朽的校园权力结构。而蓝教授对蓝娜和李雨的恋爱，从最初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强求促成，又何尝是因为要守护什么道德底线？—"老爸的一世清誉都毁在了你的手里……老爸一直在赌这口气，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要证明给你们看，老蓝女儿不是在胡搞。"③这样一位为了面子可以罔顾女儿真实意愿的父亲，蓝娜最后的悲剧难道与他无关，难道只是象征着欲望社会的宋总一人造成的？

"三个案件"当然包括邵景文父亲的那桩命案。造成邵景文命运转折的这一重要事件其实和社会转型也没有太大关系，村支书在谋取私利激起众怒时，运作权力的方式同样相当陈旧，而村民们之所以"怕了"，是因为"听支书那口气又要搞运动了"。④倒是村民们盗卖高压电线以弥补经济损失和反抗支书敛财的行动，尽管出于亘古不变的民间逻辑，却多少有了些社会转型的味道。而另外两个案件，邵景文老家的"楼梯案"和令邵景文一夜暴富的"天元公司诉杨甲天28%股份投资无效纠纷案"，一个因权力而终结，一个因权力而肇始，亦同样都和某种"旧"物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当然可以将其中的种种曲折，归结为社会转型期难免出现的无序，但那"旧"物仍是理不清的乱麻中至为重要的一根线。张者在这部书写当代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的小说中，不惜篇幅详尽地讲述了这三个案件，将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利益方、不同观念及不同时代充分呈现出来，当然不会是无的放矢。叙及案件时，张者其实对邵景文的作用所谈甚少，而更多渲染了案件内外的社会情境，强调原本边界明晰的法律问题在规则剧烈变动的时刻，如何与行政权力、民间道德纠缠在一起。就此而言，张者致力于书写的，到底是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还是社会转型期本身呢？

二

这并不是说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不写知识分子，而是说他绝不是只写了知识分子，更不是以一种单一、简单、粗暴的方式写知识分子。在小说看似透明流畅，甚至不乏戏谑的语言之下，包藏着张者更大的宏图。在大学校园的围墙拆除之后，知识分子已置身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张者的目的是要从围墙里面看出去，又从围墙外面看进来，立体地书写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伫立的时代。

"大学三部曲"正面谈及大学校园的围墙，是在《桃花》当中。大学为顺应改革开放而拆除的北墙要修复回去，这大概会让那些对高校和知识分子怀有古典怀旧式想象的人们拍手称快。承担这项工程的是黄总的雄杰公司，该公司为此拟定了一个显然赔钱的合同。黄总赔钱修复学校北墙，并非出于公益热心，而是为了借此结识经济法权威方正教授;结识方正也并非因仰慕他的学问人品，而是希望在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挂衔的他能够在雄杰公司股票上市时投一张赞成票。如此一来，大学围墙的失而复得就变得相当暖昧，围墙恢复之后墙里那一方净土是否还是净土，也因此深可怀疑。小说将这项工程与北大恢复南墙相提并论，显然意在突显其象征意味。在引述北大校长许智宏有关北大围墙的发言之后，小说评价道："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言外之意好像是：拆围墙是"更新观念"，重修南墙是"观念回归"。"①这里的"好像"一词，暗藏着张者不甚信任的坏笑，而参照许智宏的发言内容不难认识到，将大学校园恢复围墙视为"观念回归"，的确未免想当然了。许智宏表示："近些年北大的校办企业发展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小打小闹不仅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浪费资源，所以北大对南墙地带也有了新的规划。"②这番发言丝毫没有让北大回到过去的意思，相反，绘制了一张大学布局发展的路线图。拆除小商铺意味着产业升级，意味着大学要以更加高端的方式参与经济发展，而绝非缩回那座摇摇欲坠的象牙塔。大学校园的围墙既经拆除，便无法"恢复"，只能"再造"，而由"再造"的围墙重新确立边界的大学已旧貌换新颜，大学和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们永远不会再远离围墙外的繁华世界，因为那世界已进入校园之内，和校园结构性地融为一体。

这样一种内在转变，在《桃花》里的导师方正身上集中表现出来。方正人如其名，似乎代表了一种典范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在邵景文事件之后，学生们吸取教训，综合各方因素考察确定的理想导师。③但这样一位在学生看来近乎完美的知识分子，真的没有欲望吗？面对雄杰公司的拉拢，方正的确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和克制，但拿到投资顾问的聘书时他却勃然变色，表示"我这样身份的人不可能也不允许接收任何一个企业的聘任"。④我们由此知道他其实另有所图。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职务虽是暂时的，却被方正无比看重，甚至在遭雄杰公司牵连，被委员会革除之后，方正一度陷人抑郁，而后性情大变。类似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这样的职务或头衔，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存在。它不是官职，却是由官方授予，代表了官方认可，"意味着其学术水平不仅被圈内承认，也被当局承认了";⑤它不是学术身份，却以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为基础，是知识分子转换象征资本，实现世俗权力的新方式;它不会提供多少报酬，却与巨大的利益相关，尽管这种利益的取得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方正一句耐人寻味的表态，足以暗示它和利益之间更为隐秘的兑换关系："我现在不会给任何公司当顾问，将来会不会给公司当顾问那将来再说。"⑥这样的职务将学术、权力和资本全都整合在了一起，较之邵景文"下海"诉讼实在体面太多，当然会对方正这样的高校知识分子构成巨大吸引力。如果说在《桃李》讲述的90年代末，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校园外世界给予知识分子的诱惑还是直接而粗糙的;那么在《桃花》讲述的2004年，诱惑已变得立体而精致。对知识分子来说，那甚至是一种内在于职业生涯的合理诉求，是校园内的学术与校园外的事功耦合之后形成的结构性存在。由此我们或许更可以理解方正那场题为"做多中国"的演讲，何以与他忠实弟子的炒股经验形成吊诡的反差，而在与小说之外的现实对照时，又显得格外反讽。我们也可以据此更加正确地理解小说的结尾。有论者以为方正是"为救弟子姚从新而甘愿背负论文抄袭的恶名"，①这未免过于善良。以方正之精明，怎会对自己弟子愚忠的本性缺乏了解？怎会揣测不出，一旦姚从新知道了自己顶罪的义举，定会挺身而出，澄清事实？经过这一番精心算计的操作，方正不仅成功将姚从新送出国，扫除了自己"爱情"道路上的阴影，学术成果也不至于落人他人之手;不仅赢得了舍身保护弟子的美名，又不至于真正遭到处分。这堪称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形象，因而他在落选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成员之后的欲望迸发实在是意料之中，那正是他压抑与掩饰已久的本性。相比之下，邵景文则未免道行太浅，他所追逐的利益是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倒显得有些可爱。连张者自己都说："其实他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首先他在学术上是立得住的，其次他对他的学生很好，对家庭也很负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