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状态近似野狐禅”

冯杰文人画《梅花如我》。冯杰不仅是著名的散文家、诗人，还是书法家与画家，多才多艺，自然他笔墨下的梅花，别有不同，用《梅花如我》来表现自己的才情才华。

冯杰现在有大名，熟人都叫他“冯大师”。我和冯大师相识，在读他文章之前，那多是一些公开场合，比如作品研讨会之类。那些场合，总要发言。冯大师的发言每每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他常穿宽适的老式布衫，操一口地道的豫北方言，俯仰间智慧小眼睛光华闪闪，诙谐处直让人笑得花枝乱颤。能把枯燥呆板的会议发言变成个人“脱口秀表演”，且不让人觉得轻浮而卖弄的，我见过的人里，冯杰似是独一份。这些都让我对他很好奇，好奇其人，好奇其文。文字是现成的，那里应该藏着一个真心实意的冯杰。我读一些他的文字，便引起我更大的好奇，于是乎有了这篇访谈。

李勇：做这个访谈前我翻了些资料，本以为关于您的研究不多，但其实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多。我看到几份访谈，媒体的和学院的都有，评论更多些，所以不能说冯杰是被忽视的，但至少可以说是重视不够，甚至很不够，相对你的写作水准来说，关注和研究其实很不匹配。关于这一点先不提什么问题，因为问了，你作为当事人也不好作答。只是在访谈之初我还是想鸣不平一下，虽然可能你并不需要，对于现实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但我还是想能有一些改变，倒不是为你争取公道，只是想跟大家强烈地推荐冯杰的文学作品。字、画我不懂，但也想推荐。因为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书画作品，它们都非常有趣，都非常非常好，读了会让人笑，让人感动，让人难忘。现在大家都养生，读冯杰的东西也养生。对谈还没开始就下判断、表观点，似乎不太应该，但还是没忍住，权当是发个感慨吧。

冯杰：我的文学出身属于“在野的”，从文的缘由近似偶然，写作状态近似过去出过一本书的名字——《野狐禅》。

一位作家最好嘴上没有被评论家拴上那一条缰绳，可以不看眼色照自己兴趣在文字里随意逛荡，可以吃杂草，可以不计文字是否“三高”，像《水浒传》里李逵喜欢说的那种“胡乱吃酒”状态。我觉得如果没有某种“明确指向”的话，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也不太大，也并非唇亡齿寒或珠联璧合。写不写是作家自己的事，评论不评论是评论家的事，各有其中因缘。好评论家是对作家的误解，理解了就不再关注了。

我没有把这两件事看成有因果关系的一件事。

李勇：读您的文学作品，对本尊非常好奇，所以我还是先从您的个人经历谈起吧。您幼年生活的村子叫留香寨，怎么叫这个很不寻常的名字？北方这样的名字似乎很少见，有什么典故和历史？另外是否能再详细谈谈您的故乡和童年成长？从文字里感觉那是无忧无虑甚至温馨自足的成长环境，事实是否如此？

冯杰：我从小跟随外祖父母生活的小村就是叫这个名字，豫北滑县高平镇留香寨。我们那里叫“寨”的、叫“堤”的村名很多也很常见。我推测是中原逐鹿兵家争战之地，最早应该和古代驻军有关，譬如“安营扎寨”“攻城拔寨”“占山寨”。后来，“寨”也有用以防黄河水。叫“堤”的地名多说明和黄河有关。如果更细分，我们那里有东留香寨、西留香寨、前留香寨、后留香寨。我生活的那个“留香寨”在“世界地图”上的详细地理全称应该是“西留香寨之后留香寨”，但人民喜欢简略，日常里没这样称呼，习惯上叫成“留香寨”，专业发音叫“luozhai” 。

我的童年决定了我的文学视野，我的童年生活范围多是在这些“寨”里，从“寨”到“堤”里穿梭，走亲戚。大概后来我所写所言的范围都没走出这个最初的区域。这也算文学“不忘初心”。

李勇：您是跟姥姥姥爷在滑县乡下长大，后来随父母到长垣的吧？父母都是公职人员吗？父亲好像是会计？从您的文学作品里了解到，您的姥爷不是一般老汉，讲“三国故事”、给村里写春联，能识文断字那种，在一般的村子里也少见吧？而且留香寨有文化或文化爱好的人好像也不少，您的书画启蒙似乎也是在那里。

冯杰：我父亲年轻时为了生计，当年跟随本家一位二大爷从滑县乡下出走到长垣谋生，他因为在家乡会打算盘，后来成为小镇营业所的一名会计。母亲无业，应该也是农民，但会一手裁缝，我们那里叫“砸衣裳”，应该属于民间手艺人。我姥爷姥姥一辈子种地，祖上世代农民，我姥爷一年四季肩背一面箩头在乡村游走。姥爷说他在留香寨村里读了几年私塾，大概到了小学水平，照我姥爷说，读的都是初级的《三字经》《弟子规》，该要读到“四书”“五经”了，家里条件不允许，需要干农活便停止了读书。即使这样，他在村里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他能用几斗粮食换书，生活历经艰难，经过逃荒战乱，过着晴耕雨读的乡村生活，我至今还藏有姥爷编抄的一本《新增应世全集》，里面乡村婚丧嫁娶，日常应用，全书都由姥爷用蝇头小楷抄写。他在村里十字街头每到夜晚为大伙讲“三国故事”。我记得每年春节前，几条胡同里大家的门对、门心、春条、斗方、寿星图案等，都是我姥爷书写的，在院中寒风里立一张八仙桌，我还在一边割纸调墨。家家户户派代表拿来红纸，排着队，我姥爷一一写好后，他们会很恭敬地用高粱秆夹着春联回家，现在想起来这种行为，我理解是在乡村里体现出对文字的尊重。

后来，我十多岁时开始写春联，写好后由我姥爷春节前赶集，带到集上卖，两毛一对，供不应求。

李勇：您读书求学过程是怎样的？有简介上说是“大专毕业”，但当信贷员好像又是“高中毕业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冯杰：我是跟随父亲在长垣孟岗小镇第四中学上学，刚上了高中，当时县农业银行新成立面向社会招工，可以“以工代干”。父亲觉得家里负担重，从战略上衡量之后，觉得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偏科，考大学没希望，还是先端上一个“铁饭碗”比较务实。我就参加全县农行招工考试，第一年因年龄不够被刷下来了，第二年继续考，开始任长垣县芦岗乡营业所信贷员，负责在黄河滩边的村镇收贷款。纵观学历，初中毕业证算是正式发的，后来一位收藏家看到我的初中毕业证，说现在已经没有“初中毕业证”一说了，你这个证现实里没参考价值，但这种证很稀少，只能是文物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因为留级，我拥有两张初中毕业证。后来，我父亲通过和高中一位老师的关系，给我补发一张高中毕业证，属于“非全天候”的高中毕业，学历上准确说应是“高中肄业”。几十年后，有一次在宴会上诸人交流毕业大学，别人怕冷场问我，我说初中毕业，都不信说我卖乖，后来再问我就说是“晚稻田大学”，大家相信我专业研究日本文学，怨不得写的东西还有点儿唯美。

“大专学历”是参加工作后的“进取”，单位流行文凭，没文凭报不上职称，有好友鼓励我上了一个成人大专教育班，定期培训，其间请老师喝酒成为朋友，期终考试大都是抄的，交够钱都能毕业发证。我走的专业职称最早是“助理经济师”、后来是“经济师”，这些职称听起来都和文学离得很远。

李勇：您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哪一年？是1980年还是1981年？我看这两个时间点，在您的资料里都有。那个作品，处女作，叫什么名字？另外，在《北中原纪事》一文里，您说自己是22岁（1986年）才做作家梦，是发了几年作品之后才开始做作家梦吗？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做？

冯杰：上学时偏文科，私下写新诗填歌词，那时投稿不用付资，剪个角就可向全国报刊乱寄。评论界把我刊登在1981年新疆石河子《绿洲》杂志上的诗歌《牧鹅归来》作为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因为这是一本公开发行杂志，实际上我处女作是1980年在长垣县文化馆《蒲公英》创刊号上的诗歌《故乡的小河》，得稿酬2块，面对书籍和物质、诗集和牛肉时，我很现实，后来毅然选择烧饼夹牛肉。

参加工作后逐渐有工资，可以酌情买书不犹豫了。当时是一个诗歌年代，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每一个青年人都做诗人梦，现在不再会有那个“理想年代”了。自己也深受感召，因为有了过去的“基础”，于是在小县城里可以继续放手写诗，投诗，发诗，成诗社，办诗报，和外地诗人交流，介入所谓的“诗歌大潮”之中，花钱自费参加过《诗刊》函授班、《鸭绿江》诗歌函授班。在濮阳我还和刘小江、丛小桦、瘦谷等诗人创办《中原诗报》，发别人的诗，登自己的诗，开自家诗歌领地，后来因为筹措不到款，初刊即终刊。在安阳，我参加业务金融培训班，缺课请假去找同乡诗人范源交流学习，在新乡和诗人刘德亮、王斯平、吴芜等人多次合印诗集，在郑州参加诗歌学会到兰考自费印诗集，现在看以上都属于非法出版物。我在一个小地方，有了一碗饭吃，就开始做诗歌梦，力所能及地把业余空间用于参加诗歌活动，属于一边收贷款一边写诗，是一个“在账表后面写诗的人”。

李勇：您在基层很多年，做过各种工作。那时应该算是业余作家。那时候文学其实还很热，比如20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和诗歌、搞写作，虽有不易，但也有高光时刻吧？我的意思是爱好文学，乃至于后来一步步竟然开始写作，并欲罢不能，总是有个激发性的原点，像写作文受到表扬之类。您有没有这样一个“原点”？又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决意吃文学这碗饭的？

冯杰：在基层农行我工作了27年，这也需要一点儿耐心。我累计从事的工作有信贷员、会计员、档案员、办事员、编辑、通讯报道员等，后来在单位还一个人办过县农行一张四版的报纸《金穗报》，内容从国家金融方针到我县行长出席储蓄所讲话到最后的文艺副刊，模式也是按照国家报纸标准来的。写诗一直是业余，当时也没条件没机会去吃专业文学这碗饭，业余写作状态定型了，也没想到那么多。父亲觉得在小地方起点太低，从事创作折腾不出啥名堂，还是好好过日子，我知道文学这碗饭不好吃。我属于一个一直在长征路上行走的马夫，能坚持走下去已经不错，没有攀比心也没有觉得有啥“高光时刻”。

李勇：您是哪一年被调到郑州当专业作家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千里马是遇到了伯乐吗？被调到郑州的过程顺利吗？

冯杰：2008年正式被调到郑州当专业作家，那时不用考试，不全靠文凭，更多凭“文学成就”，评委会有孙荪、南丁、李佩甫、张宇、郑彦英等老师们，他们只要认可就算有了当专业作家的条件，后来听说我算是满票，大家都觉得如果我不当专业诗人，河南那面诗墙上就少了一位当代“杜甫”。他们都是我的伯乐。那次按照创作成绩原要招收四名专业作家。孙荪先生推荐新人不遗余力，亲自出马到新乡、长垣考察我和小说家戴来，我是作为诗人身份来的。后来戴来没来成，回江苏当专业作家了，让孙老师他们为文学人才流失感到可惜，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说喂大一只老母鸡本该嬎蛋却飞走了。那一次考察的四个人里，最后只有我和小说家傅爱毛被调到文学院，我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时，门岗看盖满公章的介绍信，怀疑地问你咋能从县里直接调到省里？门岗不让进，说要先核实，怕是变相上访。

2008那年是鼠年，是一轮生肖的开始，我当上专业作家，那年我45岁，和其他青年作家相比属于人到中年才当专业作家，要吃专业作家这碗饭。后来知道专业作家原来可以不用天天坐班打卡，和农行信贷员不同，我可以不用收贷款，在家坐着也不会饿死。现在看，没有当年那样的文学环境，像我这种人放到现在肯定来不了省会，当不上专业作家，依然是在小县城里靠收贷款，业余在账表后面写诗的那一个信贷员。

李勇：李佩甫老师的文章甚至小说里经常写到他第一次进省城的记忆，您对自己进城那一刻还有记忆吗？

冯杰：有记忆。我们那里说一个人外出见过世面，标准是“往南赶过王堤会，往北赶过南岳集”，这两者属于到达县城的南北边境极限。我第一次来郑州是上初中时的一个夏天，十三四岁吧，现在想想，我首次进郑州就达到某种能享受到的高度。

那一年，父亲的一位朋友我该喊叔的，要带着他俩孩子到郑州，我凑合上了，清晨搭班车走了“一晌”来到郑州，下榻住在火车站对过的郑州最高饭店“中原大厦”，还登上二七塔，远眺十多里开外的黄河，从塔上下来照了一张合影，又吃了一大碗羊肉烩面，后来还说要从郑州到少林寺，好像因天气原因没去成，这位叔只好每人发50元，算是弥补了少林禅宗之旅未成行的遗憾。我们每人买一件的确良衬衫穿上。从郑州回到小镇上，我妈特意把在二七塔下的照片卡在玻璃框里，证明到过郑州。

那一年，二七塔还算巍峨耸立，周围没有现代化高楼，还能隐约看到北面缥缈的黄河。

李勇：从北中原到南中原，您在《非尔雅》《鲤鱼拐弯儿》里，书画落款经常自题有“客于郑”三个字。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乡村、故乡总是魂梦所系。您怎么看待城市这个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

冯杰：没有“南中原”，只有我虚构的一个“北中原”，那些年受文学大师流行“私家文学地理”的影响，自己写好写不好先跑马圈地，表明是一个有编制的“文学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