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重写与思想对话

摘要：郭灿金的《重写“野草”》 通过同题创作的方式展开与《野草》的对话，开辟了一条与鲁迅思想对话的独特路径。“重写野草”文本既是他释读鲁迅《野草》的收获，也是借助鲁迅的前文本所催生的自我思考的产物。这看似“机械”的重写背后隐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积淀了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独到沉思。

关键词：郭灿金；文本重写；《野草》；鲁迅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问世近一个世纪以来，产生了相当宏富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单篇的研究论文，还包括系统的研究论著，其数量极为可观。《野草》被称作“鲁迅的哲学”，如果试图触及鲁迅幽微深邃的思想，《野草》不仅是一个不可被回避的文本，而且也为探寻鲁迅心灵世界提供了一条洞幽烛微的林中之路。同时，《野草》还是一部晦暗莫测的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文本，鲁迅将社会的、现实的与个体的生命思考熔铸在独特的意象中，又进一步吸引了研究者探幽解密的阐释冲动。正惟其此，《野草》研究成为鲁迅研究论域中的一座坚固堡垒和神秘城堡。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不断地阐释乃至索隐考证中试图攻克这一坚固的堡垒并进入这一神秘的城堡。

学术研究乃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与交流，如何解读《野草》，不仅受制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语境，也考量着研究者的眼光与学养。一部《野草》研究史，不仅是《野草》的阐释史，也是研究者与鲁迅的对话交流史，还是研究者的思想史。纵观近一百年的《野草》研究，不论是将《野草》视为鲁迅斗争精神的产物，还是彷徨虚无的悲观之作；不论是将其视为“现实的”与“哲学的”结合，还是个体的生命哲学；不论是视为鲁迅“难以直说的苦衷”，还是“为爱情作证”……林林总总的《野草》研究成果，不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都会将文本细读纳入自身的研究框架，或将鲁迅的相关文本与《野草》研究的文本进行互证，大体上属于文本阐释式的研究。阐释《野草》在一定程度上即走近鲁迅，与鲁迅进行思想的对话与交流，作为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思想家，鲁迅的思想复杂而幽深。不同的研究者尽管研究路径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各异，但都在走近鲁迅、解开鲁迅思想之谜。

一、文本重写：一个值得重视的创作现象

与此前的研究者不同，郭灿金的《重写“野草”》开辟了一条与鲁迅思想对话的独特路径。他不是通过解读《野草》的方式走近鲁迅，而是通过同题创作的方式展开与《野草》的对话。正如“题记”中所言：“以《野草》‘同题作文’的形式向《野草》致敬，并以此来记录自我。”“我只是想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记录自己，想为后人留下一个标本，看看一个世纪之后的‘现代人’，一个教师，其思想境界或话语表达有多大的退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决定以机械的方式来写作。所谓‘机械’，亦即在标题、体例、篇幅等形式上亦步亦趋，不仅如此，每一篇的创作时间也按照1996年前同月同日来写作。”以这样的方式系统地“重写野草”并“致敬鲁迅”，在笔者有限的阅读当中还是首次。郭灿金自谦为“机械”地写作，其实是为了尽量贴近鲁迅创作《野草》时的物候语境，以更好地体悟“此时此境”的季节变换，营造重写时的自然语境，更有效地展开与经典的对话。

重写经典需要勇气，更需要学养与才力，尤其是重写《野草》。《野草》以其隐晦曲折之笔、独有的意象符号以及荒诞怪异的场景，书写着个体的生命沉思。一个作家在同月同日完成同一个篇目的写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被誉为开封“明伦街第一才子”的郭灿金知难而进，勇敢主动地接受了这一挑战。这连同题词在内的二十四篇“重写野草”文本，既是他释读鲁迅《野草》的收获，也是由鲁迅的文本所催生的郭灿金进行自我思考的产物。这看似“机械”的重写背后隐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积淀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独到沉思。

作为古今中外相当普遍且极为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重写并没有受到国内创作界与学术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荷兰的汉学家佛克马才将“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这一话题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中提出并加以讨论[1]。此后，中国学人也开始逐渐关注重写这一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的创作理论问题。中国文化本来就有根深蒂固的重视历史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历史为重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重写是对经典的重述与创造，不仅仅是题材的因袭和话题的延续，也关乎经典文本对后世的影响、传播与接受，甚至关乎重写者对经典文本——前文本的超越与创新，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考验重写者的思想艺术之功力。

重写是今人与前人的对话，是思想的交流与艺术的碰撞，借助重写的媒介，旧故事焕发出新面貌，前文本呈现出新内涵，经典在不断地被重写中得以传承并不断迸发出生生不息的恒久魅力。从表面看来，重写似乎天然地带有依傍的特征，因为重写首先表现出文学的接受属性，每一个重写者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前文本的接受者。但千万不要因此而忽略重写所具有的文学创造的本质属性，恰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重写并非机械地复制所依傍的对象，而要表达自己的接受态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写又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重写者也具有文学评论的属性。重写之作往往是时代的产物，大都携带着时代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历史与当代的结合，这是决定重写具有自身价值的主要原因。”[2]照此说来，郭灿金的《重写“野草”》要面对多方面的困难，既要直面鲁迅《野草》繁复艰深的文本内涵，又要尽力摆脱经典作品“影响的焦虑”，在自我限定的同题且同时创作的镣铐中跳出优美的舞姿。要想达到任何一个方面，谈何容易，郭灿金却要翻越这两道关隘，其创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当郭灿金以“重写《野草》”向鲁迅致敬，笔者作为多年以来在现代文学领域教学与耕耘的从业者，也要向郭灿金致敬，向他以自己独到的文学写作方式传承鲁迅、延续经典的文化行为致敬。

鲁迅的《野草》写于1924年到1926年间，第一篇《秋夜》创作于1924年9月15日。1927年4月26日深夜，鲁迅在广州的白云楼上将自己所写的系列散文编定为《野草》集子时，写下了整部集子的“题词”，连“题词”在内，《野草》共由24篇散文组成。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曾经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早已退潮，段祺瑞独裁政府酿成的“三·一八”惨案又进一步促使了文人学者的离散，大批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北京已接近于一个寂寞的文化枯城。鲁迅也开始逃离北京，辗转于厦门与广州。兄弟失和、社会动荡、环境迁移等一系列外在与内在的困境接踵而至，鲁迅在这一期间的心态相当灰暗而苦闷，《野草》堪为鲁迅“苦闷的象征”。郭灿金的《重写“野草”》的开篇之作《秋夜》写于2021年9月15日，题词写于2022年4月26日，《影的告别》写于2020年9月24日……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与大多数的高校教师一样，此时的郭灿金也蜗居在他的书房读书、写书与教书（只不过以网上授课的方式），《重写“野草”》在此期间诞生想必并不偶然。年过50的郭灿金研读着年过40的鲁迅创作的《野草》文本，尽管时空变幻，但同样正值中年况味，对大时代中的迷茫无措感同身受，生命个体应该有相似的感受，这或许就是促使郭灿金重写“野草”的生命契合点。这也应和了文学重写的一般规律：“旧故事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类的共同情感、理想，不但与个人的遭遇、理想产生共鸣，也与新的时代文化精神不断碰撞，终经重写焕发出永恒的魅力。”[3]相似的中年况味与时代迷茫并不必然地成为重写的动力，因为重写具有文学创作的本质属性，重写者必须具备重写的欲望、创作的才情与明辨深思的功力，而郭灿金恰恰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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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页码：郭灿金，文本重写，《野草》，鲁原版全文

郭灿金好学深思、勤于写作，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高校工作，高校的工作环境又给他提供了较为优裕的读书与写作的时间。多年以前，他曾将《古典下的秘写》赠送给笔者，这是一部为刊物专栏所写的10篇论文的合集，单看每一篇文章的题目就让读者眼前一亮、足以引人入胜，诸如《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孔雀东南飞：一个人的爱与死》《从木兰辞到梁祝：服装掩盖下的窥视》《赵氏孤儿：三个人的战争》……很显然，这些篇目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独具慧眼的重新解读，文笔飞扬灵动，才思敏捷如泉涌，文章写得妙趣横生，或机智幽默，或灵光乍现，作者的眼光独到而犀利，分析鞭辟入里，以独特而险峻的路径引领读者重新进入古典文学的广袤疆域，开启了重释古典的新向度，在颠覆读者的传统习见中获得思想的愉悦与文化的新知。郭灿金读书善思，他出入文史，博览全书，酷爱写作，为人真诚坦荡，乐交天下朋友，文人气浓，胸无城府，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广博的阅读视野与厚重的文化修养，让他成为历史解读派的代表作家，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趣读史记》《大唐盛世最有争议的30个人》《大话宫廷政治》《中华语典》《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新说文解词》《郭灿金读史》等一系列著作，还担任了20集大型人文电视纪录片《豫商》总撰稿人，他为河南大学校庆所写的《河南大学赋》受到广大师生与校友的一致好评。郭灿金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诗词歌赋、散文杂文、学术随笔均有涉猎，他借助网络传播的非虚构写作《嗷神》更是一道夺目的风景，一桩坎坷曲折、感伤缠绵并略带怀旧色彩的情感故事，经过作者精心营构的叙事编织，吊起读者的胃口，让读者在欲罢不能的阅读期待中介入故事，共同完成由读者、作者与当事人构成的一个互动共生的文学奇观，这真有点儿像金宇澄当初创作《繁花》时的味道，是值得被研究的文学创作现象。这就是郭灿金，虽然身在高校，却没有受到高校分科所带来的读书过分专业化和狭窄化弊端的影响，而是纵横捭阖，吸纳古今，博采中西，把理论与创作融为一体，将才情与多种文体相结合。就此而论，郭灿金庶几可称为杂家之学，这是那些自命为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不可比拟的。而这正是郭灿金与“五四”一代具有博大气象的知识分子的相通之处，也是郭灿金能够与鲁迅思想对话的文化资本。

二、重写的诗学：多元思想与对立的辩证法

依照佛克马的说法，重写就是复述与变更。复述不必深论，而变更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变更才是超越与创新的保证，尤其是在文本主题内涵方面。为了系统考察郭灿金《重写“野草”》在思想主题方面的创造性所在，必须将前文本鲁迅的《野草》纳入讨论框架，借此才能厘清文本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动。两部文本的《〈野草〉题辞》一文，都是在23篇散文诗完成之后写成，是类似《野草》序言性的文章，一如日本学者片山智行在论述《野草》时所指出的：“浓缩着作者的思绪，几乎总括着《野草》的全部作品以及作者的内心世界。”[4]所以，在展开整部《野草》的讨论之前，我们先从“题辞”谈起。

鲁迅的《野草·题辞》在写作的语言文体上，类似一种极为凝练的格言式写作，一改欧化冗长的语言习惯，将中国传统语文的对仗词汇融入其间，如“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和朽腐”“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爱与憎”“友与仇”，在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又互相比照的两极对立中传达出鲁迅忧愤深广的人生哲学。这些冲突的两极形象或概念，正是鲁迅内在多重矛盾心理的外化形式，隐喻地昭示出鲁迅难以化解的生存悖论与内心困境。我们不必像那些索隐派的研究者那样，脱离《野草》文本对社会语境与鲁迅的现实生活进行琐碎考证，这种外部研究其实是一种想象式发挥，而文本本身已经提供了沿波讨源的媒介。

同样，面对郭灿金的《重写“野草”》我们也应该采取直面文本的细读理路。与鲁迅的《野草·题辞》类似，郭灿金的重写也采取了相当简洁、高度概括的格言体，呈现出对时间与空间、生命与消亡的人本处境的深刻思考。只不过，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郭灿金似乎比鲁迅更为虚无，他彻底地解构了生命的严肃性与神圣性，透彻地体悟到生命如野草般的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渺小感与无力感，他的低语仿佛敲响了傲慢自大的现代人的警钟：“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不过是一株野草”，“生机勃勃，又无法左右自我”，“我们连野草也不如”，“我们没有返青的那一天”。鲁迅的一生也不时地被虚无所干扰甚至所左右，但鲁迅最终的选择仍然是反抗、挣扎与奋起，他认清了生命的虚无之后偏要做绝望地反抗，以致看透了虚无本身。郭灿金尽管认为“我们可以在头脑里超越时间和空间”，但认为那只不过是精神胜利法的托词而已，“无论怎样的说辞，这都是一场笑话——包括我们说自己是一场笑话，也构成了笑话本身。” 还有比这更为彻底的虚无的生命观念吗？深刻繁复的思想总是蕴含着对立与矛盾，与鲁迅类似，郭灿金的《野草·题辞》也设立了多重的冲突概念，如“生机勃勃”与“无法左右”、“无限”与“有限”、“时间与空间”、“知”与“未知”、“有”与“无”……鲁迅所设立的两极对立的概念仿佛是永恒转换的环链，生长走向死亡，腐朽则促进了生长，矛盾的双方在对立的转换中完成生命的循环，无论如何，鲁迅都是抱着“大笑”与“歌唱”的人生态度。而郭灿金却让矛盾的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似乎只是看到了生命的滑稽与可笑，生命的萎顿与空无，甚至连思想也近乎成为精神胜利法般的自我安慰。当帕斯卡骄傲地宣称“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将人的理性和沉思置于较脆弱的肉体生命更高的位置加以看待。这是沿袭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对于人的生命与价值进行最高褒奖，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那里，笛卡尔虽然是一个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持有怀疑的绝对论者，但他从来没有怀疑他本身的思想，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仍然没有放弃人类思考的重要价值。而善于思考的郭灿金却将解构的利刃指向了自我的严肃思考，人生难道真是一场毫无价值的笑话？如果真是一场空无的笑话，那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存在的勇气从何而来？显然，在郭灿金这里，生命的悲观与虚无较之鲁迅更为敏感和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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