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女性的时代境遇，直面那被遗忘的现实

摘要：作家东西的四部长篇小说在描述不同年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同时，也为读者展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性群像，从她们的多重困境、欲望的表达和婚恋观念的嬗变几个方面，记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历程。女性身上镌刻着时代和社会鲜明的烙印，忽略女性的时代生存境遇，就等于遗忘过去的现实，这是东西小说中女性书写的意义。

关键词：东西；女性书写；多重困境；欲望表达；婚恋观念

作家东西凭借长篇小说《回响》，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讲述了刑警冉咚咚通过调查一起刑事案件而牵扯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从“主雇”徐山川到“实施人”易春阳的“层层外包”构成了案件的重重谜团和缠绕。在思索案件如何展开的同时，冉咚咚怀疑其丈夫慕达夫出轨而引出纷繁复杂的情感关系。小说中奇数章的案件和偶数章的情感交叉叙述，在最后一章融为一体，两条看似平行的线最终交互形成回响。《回响》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通过“侦探外壳”洞察人类情感的深层需求，更在于小说对冉咚咚、夏冰清和沈小迎等现代女性人生际遇和心灵困惑的聚焦和同情。回顾东西的四部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篡改的命》《回响》，它们分别对不同年代女性的命运纠葛、情感缠绕和心灵困惑进行了深刻的书写，展现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身份、不同阶层、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的成长与蜕变，以及女性在受社会发展变革影响下不断寻求自我意识觉醒的抗争、反思与成熟的过程。从“禁欲”到“纵欲”，从迷茫到清醒，从依附到独立，东西笔下的女性反映了不同年代女性的成长心灵史，同时，她们的现实生存境遇也在揭示着人类社会和时代的弊病，为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

一、女性的多重困境

女性的困境很多时候首先来自社会诸多方面尤其是生存空间的限制。女性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生存负担不断加重，例如《篡改的命》中的贺小文，农村出身又没受过教育的她却做着成为城里人的梦。在农村，她凭借勤劳能干、善良朴实的性格得到了汪家人的认可。然而进了城里，她却感到无聊、空虚甚至挫败。很大原因是贺小文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无法在纷繁复杂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更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部分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技能的女性往往成为社会中最艰难的存在群体，她们很难靠自己的努力开拓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只能通过对男性的依附来获取生存资源，或者像小说里的贺小文和张惠一样，逐渐在逼仄的贫穷中堕落，将女性的身体作为供男性享乐的商品。“社会空间能够赋予女性更多的自由度和独立能力，颂莲们大可不必把心思都耗费在攫取更多虚假的权力之上，而是勇敢地走向更大的世界，充分、自主投资自身价值，召唤其作为主体的‘人’的潜力。”[1]因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当被充分挖掘，关注女性的时代境遇，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其次，原生家庭对于女性自身的成长和性格的塑造产生深刻的影响，东西的小说塑造了多个在原生家庭的“亲情错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形象，空缺的父爱和异变的母爱都让她们的成长之路越发坎坷。《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是受到“亲情错位”重创的典型代表，她标新立异，性格乖张，与当时沉郁的时代气息格格不入，然而这样一抹“沉郁时代”里的亮色，其成长背后却是血与泪的胶着。

牛红梅陷入困境似乎从牛正国失踪开始。随着“精神父亲”的离去，作为父亲的牛正国也莫名失踪，小说并没有交代牛正国消失的真正原因，而是将其悬置起来，作为牛家悲剧的滥觞。父亲在一个家庭中往往扮演维持家庭生活、保护家人安全的角色，没有了父亲，家庭的安全感甚至信念感似乎都在被消解。如果牛正国没有消失，那么牛红梅的个人命运是否会被改写？即便牛正国没有消失，牛红梅的人生也很难朝着正轨进发，因为牛正国在与不在，他的“父亲职责”都是缺失的，他并未给予子女以精神方面的指引和身体力行的示范，反而把仅有的“善良”和“父爱”都留给了泛黄的日记本，上面黄纸黑字记录的正是他“父位失职”的证据。和牛正国一样，牛红梅也需要自己的“精神父亲”，然而她的“精神父亲”是空缺的，这就注定牛红梅的人生要在多个男性当中辗转。对于牛红梅来说，“父位失职”和“精神父亲的缺失”都成为迫使她走向沉沦和堕落的关键因素。

女性在原生家庭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不仅是来自作为异性的父亲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作为同性的母亲的影响。“父亲角色的缺席很多时候不仅意味着母女俩物质生活的匮乏，而且极易引发母女俩心理层面的病变。”[2]《耳光响亮》里的母亲何碧雪从温柔善良的形象，到为给予三个孩子物质保障而委身于人，再到最后为了物质不惜牺牲牛红梅的生育权利让她成为第三者，在近似疯狂的个性转变和异变母爱的背后，是人类永远无法满足的物质欲望和女性无法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对立因素在主导。来不及走出“丧夫”的悲痛，何碧雪就陷入物质的恐慌。何碧雪第一次对物质的妥协，其代价就是后来不断向物质妥协，直至她的母爱都被麻痹。在得知牛青松的死讯时，何碧雪没有哭，只是不停地说“这孩子”，可见她已经丧失作为人母对孩子基本的关爱。小说从这个细节不断在何碧雪物欲的膨胀和母爱的萎缩之间拉锯，引出何碧雪借用从自己的子宫衍生出来的子宫去孕育、维持可怜的物质生活的悲惨现实。何碧雪的一系列病变行为带给牛红梅的影响和伤害既是间接的，也是直接的。何碧雪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母位缺席”，但她的母爱不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而是随着物欲膨胀才逐渐发生畸变。父母的相继离席让牛红梅不得不在女儿、姐姐、恋人各种角色之间反复横跳，这也使得她在物质方面更加匮乏，精神方面更加空虚。而直接将她拉下深渊的是何碧雪异变的母爱和畸形的伦理观，牛红梅被动卷入饱满的物质生活里并不意味着贫穷和窘迫的结束，而是她丧失女性应有的话语和生育权利的开始。

最后，东西小说中的女性除了承受来自社会和原生家庭的双重生存困境之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在向她们发出挑战。作家东西能够从社会底层看到各种身份女性的女性意识，在书写女性成长的同时也为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预留了探讨的空间。东西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依附型、抗争型和独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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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型女性主要表现在对丈夫言听计从，没有主体意识，代表人物如《篡改的命》中的刘双菊、《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刘双菊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没受过文化教育，更谈不上女性意识觉醒，因此她身上仍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我也不知道。你是男人，你拿主意吧。”[3]这是典型的对以男性权利为中心的崇拜和依附，其中女性在放弃主体话语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能够降低做决定带来的风险，因为在依附型女性身上，显然没有为自己的话语承担后果的能力和勇气。相比于刘双菊，牛红梅对男人的“依附病”显得无可救药。形形色色的男人几乎贯穿和影响了她的一生：缺席的父亲、将她的命运玩弄于股掌间的两个弟弟、与她分分合合的冯奇才、强奸她的宁门牙、数次致使她流产的杨春光、让她签下婚姻不平等条约的金大印以及快递员曹辉等等。在她年轻的生命里，几乎充斥着各种由男性主导的欲望，她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无法决定肚子里孩子的去留，甚至在遭受男人伤害时还要为其编织离谱的谎言，来掩盖美丽的外表下触目惊心的伤疤，对于牛红梅，或许只有身上的衣服和妆容是崭新的，其他零件都是破旧的。这不仅是牛红梅生活在“无父天空”下导致的悲惨遭遇，更是她没有触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关，没有建立女性主体性酿造的恶果。

抗争型女性有着对男性和男权的辨别，她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但只是把希望从一个男人身上解绑，又寄托到另外一个男人身上，半睡半醒的女性意识时常会令她们陷入困顿的泥淖。《后悔录》里的池凤仙、陆小燕、赵山河，《篡改的命》里的贺小文都属于抗争型女性形象。池凤仙放下矜持勇敢追爱却被当成“女流氓”，和于百家在草垛里发生关系面临批斗也无所畏惧；陆小燕因被男朋友的妈妈嫌弃有动物味道而选择同样有动物味道、成分不好的曾广贤；赵山河不嫌弃曾长风“资产阶级少爷”的成分，成为他的地下情人；贺小文在坚持依靠按摩赚钱和是否生育方面对丈夫汪长尺作出了反抗。这几位女性都有着较为强烈的反抗意识，但这样的反抗只是暂时奏效，社会的快速转型使人们的观念不断改变，根深蒂固的部分却很难被快速清除。在飞速激增的需求与滞后的生产力之间，当女性不能满足自我需求时，这种反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依附。

独立型女性首先表现在经济独立能够让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寻求个体的独立，使她们在成为社会结构主体的过程中更具底气和勇气。《回响》中的冉咚咚就是新时代的经济独立型女性。在事业方面，冉咚咚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她做事干净利落、查案有条不紊，在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冉咚咚的悲剧感并没有其他女性强烈，很大原因在于她实现经济独立，建立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反观夏冰清，她年轻的生命匆匆画上句号，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模糊的个体意识。夏冰清从小被父母力量“捆绑”，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只能以谎言来挣脱强势的父母，薄弱的主体意识又使她陷入徐山川的“爱的陷阱”，成为被圈养的“金丝雀”。她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依附”和“反抗”当中度过，到最后也没能成功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她悲剧的最大成因。因此，冉咚咚和夏冰清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原因就在于前者具备了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而后者选择了依附他人。

二、女性欲望的自我言说

先锋派作家在写作中往往通过人物的塑造来进行欲望的表达，余华认为：“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4]东西作为新生代先锋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流淌着对人类欲望的诉说，尤其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从性别遮蔽年代到女性自由表达欲望的年代，东西的长篇小说有着深刻的见解。

《后悔录》中曾广贤的母亲吴生是“谈性色变”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她参加一个学习班后患上了性洁癖，认为丈夫的生理需求肮脏无比，甚至因遭到何园长的“强奸未遂”而羞愧难当，最终投身喂虎。吴生张口闭口不谈性与当时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个人话语被政治话语和时代话语遮蔽，个人不能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是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投身于集体工作中。个人的欲望表达被集体的需要替代，女性的欲望表达更是被重重压制。小说从侧面反映出女性对欲望表达的渴望，以及社会极力压制个人欲望造成的悲剧。

《后悔录》中从性别遮蔽年代成长起来的另一个女性张闹，她虽然也受到时代禁欲气息的影响，但是张闹的“禁欲思想”能够通过对自己身体的认识逐步转变。“可是……十年前，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懂。父母没告诉我，老师没告诉我，就是单位领导也没告诉我，我连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都没有。”[5]张闹对自己身体变化的懵懂体现了这个时期女性在生殖器官、生理需求等方面的压抑状态，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尚且对作为一个女性的“零部件”不熟悉，更何况其他的千千万万个女性呢？然而张闹对自身欲望的表达并没有停滞不前，反而逐渐向张扬的方向发展。“广贤，我们吃的亏还少吗？我们被骗了十几年，以为身体的需要是羞耻的，难道现在你还没醒过来吗？”[6]从那之后，张闹似乎由一个“玉女”变成了“欲女”，由性懵懂到性放纵。张闹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她对欲望秉持自由的态度，对性的表达保持畅所欲言的姿态，只因她所处的是思想快速解放的时代，新旧思想的冲击使人们难辨好坏，商业化、现代化让处于社会转型的人们被金钱、利益所迷惑，从而失去了对自我欲望和需求的正常表达。除了张闹外，《篡改的命》里的贺小文、张惠，《耳光响亮》里的何碧雪、牛红梅，她们的欲望建立在对金钱和社会地位的索取上，常常以牺牲女性的身体和需求为代价。但总的来说，她们不再耻于表达女性的欲望和需要，并且发出了更多反映女性生存发展的声音。

《后悔录》《耳光响亮》《篡改的命》中的女性突破了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迈出自由表达欲望的步伐，《回响》里的女性则对欲望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女性对欲望的表达不仅仅是寻求皮肉之乐，而更加注重女性在新时代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和社会主体结构的建立。如果说前三部小说中的女性已经产生了对自身与男性不同生理属性的认知，那么《回响》中的女性即是对前者的超越，她们表现出除身体之外的更多欲望的自由表达，对成为社会结构主体的追求也越发明显。冉咚咚对事业的热切追求使得她在工作中愈发偏执，只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胜任工作，她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突出个人色彩的欲望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冉咚咚在情感方面也展现出复杂多变的欲望表达。冉咚咚的困惑和迷失，就表现在她无法平衡好情感和事业之间的关系。她想用破案的“直觉”去查找慕达夫开房背后的真相，并不是出于妻子怀疑丈夫出轨的愤怒，而是为他们枯燥无解的婚姻寻找破碎的缝隙，为了将她系挂在慕达夫身上的“欲望”松绑，然后将“欲望”转移到比自己更年轻的同事邵天伟的身上。要说冉咚咚身上的“欲望”具体指什么？作为一个当代女性，她的欲望又是什么？是在一堆男人当中突出重围，成为领域女强人，还是抓住丈夫的婚姻过错，以证明自己才是婚姻的受害者，又或者是为新的感情寻找破绽？似乎可以列出很多“欲望”，这也说明新时代女性对于自身欲望的表达越发自由和强盛，她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对生活的思考也具有了更多主动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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