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人之窝》与“晚期风格”写作

摘要：陆文夫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人之窝》，无疑是其晚年文学反思与文学探索的一项重要成果。学界涉及陆文夫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向来注目于《美食家》《小巷深处》等在当时引起轰动的小说或经典文本，有关《人之窝》的反响至今寥寥。这部长篇小说被湮没在时间长河中，尚未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足够了解与认同。本文围绕《人之窝》文本内外的诸种因素，从作品本身、外界批评、作家主体角度切入，对当代文学史上被遮蔽、被遗忘的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再挖掘，试图打开重新理解“晚年”陆文夫的思路及意义空间。

关键词：陆文夫；《人之窝》；文学批评；晚期风格

作为当代文坛中“小巷文学”的开拓者，陆文夫素以中短篇小说饮誉文坛，以《献身》《小贩世家》《围墙》《清高》四度捧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美食家》斩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5年，长篇小说《人之窝》付梓问世，最初刊于《小说界》，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为陆文夫毕生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①，《人之窝》在其创作生涯中的独特性地位自然毋庸置疑。这也是他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67岁完成的毕生最后一部小说作品。对于这部呕心沥血多年的鸿篇，陆文夫在完成时如释重负：“这部长篇小说我早就想写了，可谓酝酿已久。”[1]《人之窝》通过人与住房的关系联结起解放前后的两个时代，映照出深广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容，可谓角度新颖、涵义幽微。然而，隔着近30年回望，《人之窝》在文坛上反响平平，并未泛起太大水花。在陆文夫的作品中，从影响力来看，凝结日常饮食之道的《美食家》，一经发表即产生轰动效应，被视为代表其创作实绩的标志性文本，价值得到充分肯定：“《美食家》是陆文夫创作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是陆文夫迄今所达到的最高成绩。”[2]“《美食家》是可以传下去的。”[3]在陆文夫的其他作品中，《小巷深处》是在社会上知名度甚高的成名作，《小贩世家》作为新时期颇负盛名的短篇小说广受好评，《围墙》由于当时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公开推荐，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而《人之窝》，看起来不温不火，“似乎反响也不够强烈”[4]，“并没有太大影响”[5]。为何这部小说湮没无闻，被忽视的真正症结何在？它在相关评论和阐释中的命运如何，与作家创作道路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围绕《人之窝》文本内外的诸种因素，探讨上述一系列问题。

一、文本内部：从《人之窝》本身说起

如果对陆文夫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纵的总览，可以发现，1986年以后，由于有着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划，他明显放缓了写作节奏，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除发表《清高》《故事法》《享福》寥寥三个中短篇小说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小说问世。1995年5月，《人之窝》这部“十年磨一剑”之作终于完稿。或许是从中短篇小说领域转向长篇小说写作的缘故，在结构上，陆文夫选择以多个短篇拼接缀连的章节形式来铺陈叙事。小说通篇以苏州“许家大院”为叙事舞台，上部以20世纪40年代末为始，在时代暗涌下的生活皱褶内，演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命运。许家后裔许达伟为了实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民主思想，主动共享出自家大院请青年学子同住，企图组织一个平等的“小社会”，对“大社会”作出精神意义上的逃离。然而“房子可避风雨，却也是罪恶的渊薮”[6]，当“我”和同窗好友唱着青春之歌住进大院时，也被动地卷入房子的保与夺之下街坊邻里间的暗斗明争，“抢房”风潮致使本就气数将尽的大院四分五裂。解放前夕青年们为求避祸，被迫撤离这个“窝”而风云流散。下部的历史时空定位在“文革”初期，以“我”重返故地——许家大院的所见所感为伏线，小说叙事属意强化“文革”中“小巷”内的派别纠纷，创新性地展现了各色人等在政治斗争中对房产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所导致的暗箱争夺。投机者诸如万青田、吴子宽之流对大院的觊觎，女佣胡妈、胖阿嫂的拱火，汪永富为抢房而进行的“窝里斗”等，融喜剧、悲剧、闹剧色彩于一体。小说收尾在插队落户的时代大潮中，大院内多数人都被勒令离城下乡，再次在政治风暴中辗转流离。

就内容与风格而言，《人之窝》保持着陆文夫式的“糖醋现实主义”、幽默感、苏州味、凝练含蓄的固有特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巷凡人”的写作观念，对民间社会和世俗本相的深度介入，在这一长篇中仍有强劲体现。仅就叙事层面而言，小说整个叙述视点就是作为寄居者的“我”对时代风云中许家大院的审视性叙述。“我”站在时代更迭的轴心，见证了大院中以争夺房产为主的人际纠葛，串联起各色房客的遭际和前远巷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经由第一人称介入式叙述，人物内视角与叙述人外视角交替出现。类似的叙事模式，可追溯至陆文夫1983年发表的《美食家》，同样以寄居有产者之家的“我”（高小庭）的视角介入，追踪朱自冶几十年的饮食消费史，由此发出深刻的时代追问，达成历史反思意味。而就人物塑造而言，许达伟与落难小妾柳梅的爱情，又颇有早期作品《小巷深处》中张俊和徐文霞的影子，知识分子与寡妇、妓女克服身份阶层差异、告别旧日阴影走向新生的模式，隐含了对政治文化空间之外纯粹爱情的共性叙事。由此，可以说《人之窝》在文本演绎上，与先前的创作风格构成了显豁的承袭关系。作家凝集和调用已有的写作经验和叙事资源，在写作意志上表现出强大的自我复制性，这就使得《人之窝》成为确切意义上的集大成之作。

在与以往文本保持呼应的同时，《人之窝》也另辟苍穹，呈现出了有别于之前创作的新质。当人们依旧沉浸于“小巷文学”近乎类型化的风格特征时，事实上，陆文夫已经以相当自觉的“探求”企图，将视野放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人之窝》以大宅院、大家族为叙事场域，在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三者的交汇点上承载宏阔信息，这是陆文夫之前的小说中几乎不曾涉及的。社会历史、政治迷局、代际纠葛、人性欲望，全部杂糅进一方大院内加以呈现。小说在时代政治意指的框架内，以批判眼光审视市民文化特征的弊端和弱点，同时对人情之美、纯粹情感等日常生活的正面价值给予肯定，保留了些许开放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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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页码：陆文夫，《人之窝》，文学批评，晚期风原版全文

对于《人之窝》，陆文夫这样为自己的创作定位：“我写小说欢喜开宗明义，欢喜把话说在前头。《人之窝》也是如此，一开头就把‘创作动机’坦陈于读者的面前。”[7]小说是这样起笔的：“有一点无可置疑，我们高贵的祖先是没有房子的，他们或是盘在树上，或是钻进洞里，倒也省力。不过，上树或钻洞总是不大舒服，也非长久之计……于是，亿万年间人类为了房子便进行着惊心动魄、无声无息的世界大战。”[8]这显然亦庄亦谐，以一种幽默诙谐的笔调渲染出暗讽之味。不仅开头“开宗明义”，《人之窝》在标题命名上，也直截了当，具有极明晰的叙事指向。“窝”（居所、房屋）是一己容身之处，是人生存的必要空间。陆文夫小说以物象命题较多，典型如《围墙》《门铃》《井》《圈套》，皆捕捉生活中某种特定物象形态，作为阐释整部作品寓意的切口，寄寓不同层面的深刻含义。而《人之窝》中的“窝”——“许家大院”，显然也带有某种整体性的象征意味。陆文夫不仅依托大院局势披露扭曲畸变的丑陋世态，尤为切要处在于，借“住房”之主题，对民间生存本相中包藏的理想、欲望、争斗，进行了寓言式探讨。事实上，在《人之窝》发表后时隔不久，他又写了一篇题为《安居》的随笔，透过“作家和房子的关系”，反思空间条件对写作主体的生产所构成的潜在影响：“我年轻时对住房的大小好坏几乎是没有注意……及至生儿育女，业余创作，才知道这居房的大小好坏可是个厉害的东西！”[9]关于“人之窝”的民生问题，陆文夫又获得了新层面的切身实感。

1996年，在“第三届上海市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评选中，《人之窝》名列长篇组三等奖。在获得评奖制度确认与推崇的同时，这部长篇小说的不足之处也一望而知，正如评委在评语中所述：“为小人物立传。小说围绕一幢房子展开，比较真切、深入地表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历史纵断面上开掘一点，将其辐射到社会各个角落，见出艺术功力。结构匀称，文笔精致，时有点睛之笔。整个作品显得比较成熟。有的人物形象较为扁平化，议论过多。”[10]“有的人物较为平面，议论过多”这样的微辞，直指小说人物塑造存在脸谱化、概念化的弊病。从整体而言，《人之窝》还有诸多由此而生的瑕疵与遗憾，它对小巷凡人叙事的重归、对民间栖居问题的开掘，呈现出了“有限度”的超越意义。

二、文坛回响：批评的浮光掠影与文学史上的无名

在文本本身之外，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依托文学批评、文学史、意识形态等外在要素的发掘和推动，才能最终进入经典的行列，进而赢得更多读者。“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政治等等。”[11]批评家如何看待《人之窝》，作出何种经验性的审美阐释和判断，对《人之窝》的学术价值、流传价值都可能有出乎寻常的重要影响。那么《人之窝》在文学批评场域中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在《人之窝》发表后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涌现出10篇即时性的评论文章。批评家们各施拳脚，针对这部长篇小说的选材、风格手法、艺术蜕变、作品意义，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照和解读，指出了《人之窝》的两个主要特色：

一是“小巷凡人”叙事格局及其背后蕴涵的民间立场。夏一鸣1995年写就的《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和民间社会——兼评长篇小说〈人之窝〉》，立足于地域文化视角，认为陆文夫“把苏州文化的背景移植到居住文化上来”，以温和的笔调描写“抢房”风潮，显示出浓郁的民间宽容精神，作者把笔墨移情到小人物身上，所塑造的许达伟这一苏州落魄子弟，和朱自冶、徐丽莎、林南生属于同一形象类型——“在社会上永远是一群长不大的‘婴孩’”[12]。张德林同样将“为普通人、小人物‘立传’”视为理解《人之窝》内在意蕴的切口，察觉到小说幽默风格中审美感情的倾向性[13]。王鸿卿、刘刚在对《人之窝》的评析中，关注作家写作的精神意涵，探讨文本如何将诸多社会内容纳入“平民历史”中加以具体化呈现[14]。

二是“探求人性”的主题和沉郁厚重的历史叙事。相关批评文章如吴海的《审美视点：对人性深度的探寻与开掘——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散论》，将《人之窝》与《美食家》《小巷深处》指认为“人性探索‘三部曲’”，强调陆文夫的美学视野始终没有脱离对人性本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思，“把人性要求置于社会变迁之中”[15]。郑祥安以细读的方式进入小说文本，从视角和人物的角度，推敲作家如何于“小”中见出丰富，投射人生探求、历史思考的深意[16]。戴翊的短文《质朴真切的〈人之窝〉》同样围绕“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真知”[17]，省察小说内里所承载的政治历史的分量。

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还有其他四篇评论：范小青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瞩目于作品“浓郁的浪漫”“崇高的理想”之中“举重若轻的大手笔”[18]。60年代初就追踪陆文夫创作的评论家曾文渊，在《〈人之窝〉与精品意识》中，注意到陆文夫创作少产多思的特质，指出《人之窝》仍有抱憾之处：“大约是期望过高所致，主要是觉得后半部特别是结尾部分匆促了些”[19]，对小说再版时适当续写和增补给予期许。张德祥《一部不掺水的小说——陆文夫的〈人之窝〉读识》、明照《审美象征的风景：读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分别对小说情节推演[20]、“窝”所具备的美学象征意涵[21]进行较为细致的爬梳与辨析。

上述10篇90年代后半期的批评和阐释文章，为《人之窝》留下一个历史研究的短镜头。可以发现，在这并不长的批评队伍里，例如夏一鸣、张德林、郑祥安、曾文渊、戴翊，都与上海关系紧密，他们或为上海杂志社、文学期刊编辑，或为上海著名文艺评论家，积极介入文学生产，参与文学创作的评价。正如陆文夫《起步在上海》中所言：“我开始走上文坛是走到上海去的。”[22]由于这种和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终身联系和密切来往，当地评论家们追踪他的新作动态并先后撰文评述，关注程度自不待言。遗憾的是，从上述为数不多的10篇时评来看，这些文章大多给人留下随感的印象，留下的只是小范围内对这一长篇小说的框架式看法，并不证明评论家已在之前的学术积累上，对作家作品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讨论。由于时间距离太短，也难以沉淀出带有总结性质的成果来，这些评论仅能算是浮光掠影的介绍或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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