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中的几种地域性及其当下的返归意识、消费话语与民间倾向

摘要：在中国新诗中，地域性呈现的形态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大部分研究与表述中，地域性却几乎被描述为一个统一化的概念，这无疑存在着某种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中国新诗中出现的地域性进行一定程度的辨析，阐明地域性内部的不同存在形态，并对其历史化的演变过程作简要梳理，发现其当下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向，不仅有助于廓清诗歌中地域性研究存在的认识迷雾，而且也有助于以此为新的基点，重审当下诗歌中地域性书写的特质与趋向。

关键词：中国新诗；地域性；存在形态；民间化倾向；返归意识

一、乡土地域性：启蒙话语、阶级革命、精神原乡与生命强力

（一）空间的时间化处理：从启蒙到革命的不断改造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地域性首先便表现出一种与乡土结合的乡土地域性形态。由于白话新诗是以一种“断裂”的姿态出现的，因而新诗的诗学观念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思维。传统诗歌中地域性所依附的是“自然”，以自然为尺度，以自然为旨归，追寻的是一种恬静优美、自然舒展的精神表达，即使寄托乡愁，那也几乎是一种淡淡的哀愁，是一种中和冲淡的美学，并且最终同样是以乡土地域性为精神归依的。因而不难看出，在传统的诗歌表达中，乡土地域性呈现的是一种源自自然而最终归于自然的环形结构。这当然与传统社会中对时间的“循环”理解分不开关系。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时间的流动呈现为一种情感的“曲线叙事”，在经过这样一个“曲线叙事”后最终是要重新回到起点的。只不过这个起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华，但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跳出“自然”的管辖。这种循环的时间观，使诗人在面对自然、面对乡土时并不容易产生时间的焦虑，加之“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即便面对生死，面对历史的巨大变幻，面对人世的沧桑，诗人也能从自然和乡土中获得力量，达到一种时间紧张感的化解。甚至可以说，在面对巨大的时间变幻时，诗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与时间、自然、乡土的对抗，而是顺从，并与之融为一体，即便可能要经历一个不大情愿的过程。

现代新诗一开始就受到“进化论”线性时间观的宰制，传统诗歌中的循环时间观在新诗的地域书写中为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所替换。在这样一种线性时间话语中，中国新诗中的乡土地域便呈现出一种“落后”的性质，甚至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阻碍，由此“成为一种需要被改造和启蒙的对象”[1]。比如刘半农借用江阴小调创作的《瓦釜集》，看似是对传统民间诗歌的回归，实则只取其基本样式，而更多的是改造，且在形式和思想两方面都有所触及，尤其是时间观的改造。这种民间形式的改造，一方面是为了新诗自身的发展与建设，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于当时的启蒙话语，因而这种乡土地域性，自然也就被纳入启蒙的话语之中。改造，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扬弃，在对民间形式的征用中，像刘半农一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仁，更多的工作是对旧形式的批判；而乡土地域性的被肯定，正是基于其平民化立场，看中的正是其能为启蒙话语服务这一点，而并非对乡土地域性本身的推崇。

“对于文化地理的发现，恰恰使中国人认同了时间的价值逻辑，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凌与催逼之下才‘睁了眼睛看’，具有了启蒙和现代意识。”[2]在与西方的地域比较中，产生了一种地域上的不自信和向西方靠拢的现代化追求，因而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的乡土地域性是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上的，是以充满劣根性、封建宗法制的产生土壤、保守落后的形象出现的，作家们“往往单纯地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3]，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视为封建、愚昧、落后的代表。在一个线性发展的时间神话中，工业化的文明社会才是他们所孜孜追求的。而作为前现代的乡土地域性在时间话语面前自然就面临着被改造或淘汰的局面。在诗歌叙述中，乡土地域性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来源，而必须与启蒙话语结合在一起才具有一种完整性，也就是说，地域性只是一个通道和中介，它的终点是启蒙。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乡土地域性中的启蒙话语中加入革命话语，甚至为革命话语所取代，而从启蒙到革命，其遵循的同样也是时间的“进化论”逻辑，革命成为启蒙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先进的存在。诗歌的整体风格也由阴郁转向乐观。革命话语是对启蒙话语的进一步发展，不过，革命的主体与位置发生了分化与置换。知识分子从乡土的批判者成为需要改造以融入和提升乡土品质的“新人”。从这一维度上讲，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新人形象。农民形象也得到提升而成为一种具有新素质的新人形象。与革命结合的乡土地域性在启蒙中逐渐褪去愚昧、封建、落后的面貌，逐渐成为具有新气象、新面貌的乡土地域性，其中贯穿着一条成长的逻辑线条。乡土地域性也从被排斥的他者转而成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存在，但其依然是在时间逻辑的支配下为新的革命话语而服务的，乡土地域性自身依然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来源。

不论是启蒙还是革命，这种乡土地域性都经过了一种空间的时间化处理，地域性的空间性与空间价值被强大的进化论逻辑转化为一种时间价值了。求新求变，追求无限的现代性由此成为其真正的价值，而乡土地域性自身的丰富价值时时处于一种遮蔽状态，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

（二）永恒的故乡与人性：精神原乡与生命强力

1.永恒的故乡：大变局中的精神避难所

作为地域性的乡土在诗人的眼里，不仅有其落后、保守而需要被启蒙和革命话语改造的一面，也有其梦幻、恬静与自然的一面。尤其是在时代大变局中，地域性的乡土往往转化为一种精神性的故乡话语，成为中国人可以退居的精神避难所。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当其进城闯荡失败时，他还可以退回故乡，故乡不管怎样不好，却总能有他的容身之处。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故乡就是这样，默默承载着中国人，成为他们最后的防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乡土——故乡，虽然外在呈现不同，但内在却是一致的。故乡是永恒的，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这并不是说故乡的风物不会改变，而是说，故乡作为一个精神载体，它是永恒不变的。中国现代以来的乡土诗，其饱含地域性的故乡便是如此，故乡是作为大变局中的精神避难所和栖息地而存在的，是混乱、变动中看似唯一不变的存在，也是其中唯一的依靠。此时，刚从各种糟糕的精神状态中获得解救的人期望值有所降低，作为归来者的游子曾经在故乡存在的矛盾明显有所消解，退居心理斗争二线，故乡的一切似乎都美好起来。另一种状态是，远离故土的诗人们因为长久失去与出生地的联系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焦虑，加之时运不济，或遭受挫折，故乡便经过记忆的筛选机制而呈现出其单纯、美好的一面。并不是说这种美好或单纯是虚假的，而是说这种美好或单纯同其落后、保守一样，都具有某种片面性，但并不影响其深刻及其意义所在。地域性乡土的善、美的开掘与赞颂同其丑与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意义。在对故乡“精神性原乡”特质的开掘中，故乡的风物、地域性特点显示出活力，成为一种美好人性的象征与衬托。而这种美好并不是现代以来才产生的事物，从中国古代的乡土诗、田园诗、山水诗我们都能看到地域性乡土作为精神原乡的影子，只不过到了现代，其具有了新的精神意涵，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其中不变的是，那种把故乡永恒化的努力，那种精神性的凝练与升华，那种与自然重新连接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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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人类而言，故乡是一个本体论命题。首先，故乡是一个母体，正如心理学所展示的那样，当出生的婴儿与母体分离之后，婴儿渐渐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足人格的个体，而母体却仿佛永远停滞在原地，二者间形成越来越大的裂缝与张力。个体的独立付出的代价是孤独。由此，个体越独立便越想要与母体重新连接，恢复曾经的连接，但事实已然不可能，所以张力便在此形成。故乡的本体，逐渐与老子的“道”有了联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故乡便成为与此类似的事物，成为诗人构造的世界中万物的起源。再进一步，故乡也与自然有了联系，故乡的自然风物也就由此凸显出来。而返归的故乡主题也与返归自然的主题有了联系。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故乡似乎都是指向乡土，而不是指向城市，似乎只有那片安静的旧土才能安放无数诗人的心，而城市仿佛只能将诗人本就受伤的心搅得更加烦乱。这在废名和朱英诞的诗歌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与返归主题相联系的，便是城乡二元对立地域模式的凸显。无疑，在这样一种模式中，乡土便是优美健康的代表，而城市则是污秽堕落的代表，城市与乡村同时被象征化、寓言化了，并成为一个象征的体系。在这种象征体系中，一种道德批评显露出来，其中的好坏优劣与评价倾向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乡村是道德高尚、人性纯洁的代表，而城市却恰好相反。而当这种模式与解放区的城乡模式结合在一起之后，一种城乡二元的等级制便更加明显了。但诡异的是，在现实中，这种观点与人们的内心评价和真实行动却恰恰相反。乡村的人们都想往城市迁徙，他们都对城市有一种现代性的渴望，而文学的表达却恰好相反。

其实这也道出了故乡的宿命或者说真实作用。故乡作为最后的归宿、作为暂时的精神避难所、作为一种关怀性存在，只有在最后或者遭遇挫折之后才能显示出它的存在，也就是说，返归是一条退路，当进取的时候，故乡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匿的。而作为一种精神原乡，故乡则是精神源地，是支持人类前进、开拓、成长的精神源地，作为一种母体，它不断输出，不断耗竭自身的能量。可当有一天它不再具有这种性质，正面形象的精神源地便会呈现出一种保守和落后的面貌。其实，故乡就是这样，它不是激进的，而往往作为一种保护性的存在，难免为时代所遗弃。那些聚居于故乡的人，大多一生不曾走出故乡，缺乏一种参考而总觉得故乡便是最好的，由此便产生一种维持当前现状的强烈欲望，从而成为地方的保守者。向往现代者，则必然走向城市，而再次回到故乡，则不免感到城乡在现代性维度上的差异，难免会对故乡的乡土生出一种保守落后的印象。但这种印象中又饱含对故乡的热爱，对无法回去的感伤与无奈。因此，无论批判，抑或赞美，作为故乡的乡土地域性，一直都被诗人所热爱着。

2.受难的沦陷与顽强的生命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乡土地域还与特定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年代的政治乡土地域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当属抗战时期。由于现实的政治分割，中国在整体上被强制性地切分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与“孤岛”，而文学风貌的呈现也与此大体一致，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地域性。在这四大政治区域中，乡土性最为明显的是解放区与沦陷区。解放区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比如阮竞章的《漳河水》，单从诗歌的题名就能感受到其题材的地域特征。从内容上来看，《漳河水》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其描写陕北农村的人、事、物，无一不具有陕北的气息，写出了陕北农民日常的悲喜，写出了陕北农村日常的人性，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爱憎情仇。在形式上，这种地域特性也同样鲜明，阮竞章借鉴了陕北“信天游”的民歌形式，创造出一种新民歌的诗歌体式，尽管从现在看来这种形式未必成功，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诗歌体式，其自有一番美学价值。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漳河水》这一具有典型性的文本不难看出解放区诗歌政治乡土地域性的特点：在形式上化用民间形式，在思想追求上力求与政治主题保持一致，在美学风格上追求一种朴素、健康、向上的美学品质。其实，如果抛开一些审美意识形态的桎梏，那么便不难发现解放区诗歌中所蕴含的顽强生命意识。那种看似简单的解放主题与民间形式中其实饱含着充盈的生命意识。“解放”自不必说，由个人的解放到政治的解放，本身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政治的解放是对个人解放的进一步发展，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进一步投射和扩展。从目的上看，解放最终要实现的是自由，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意识的一种体现。民间形式在特殊时期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具有一种特殊的生命意识——反抗性。而当其被主流意识形态征用之后，虽然这种异质性的反抗属性消解了，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命意识诞生。它展现了陕北农民自我完善和进步的主体意识，也表现了农民千百年来忍辱负重所锻造的坚韧和顽强。这种顽强不是对抗式的，而是深受老庄哲学所影响的“水”一般的柔韧与顽强。

与解放区生命意识的彰显不同，沦陷区及那些从沦陷区逃往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诗人则显示出不同的追求。对于那些在沦陷区生活的诗人，如朱英诞，他们最后的民族伦理底线大概就是沉默。关于沉默，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声的反抗，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默许的“投降”，但对于生活在沦陷区的大部分诗人而言，前一种理解要更为合适。生活在沦陷区的诗人，比如朱英诞，写作了数目可观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朱英诞普遍采用一种隐喻式的写作方式和悲悼的语气，把诗歌中的乡土与祖国联系在一起，通过隐喻的多层编码与转换隐晦地传达心中的悲恋，“就表层意义结构而言，悼亡成为一种实指性内涵，具有某种确定性——直接指向物理客体；而深层意义结构的生成，则依赖于诗人整体性的隐喻思维，它不直接指向客体，而是暗示了客体之下更为广博、深沉的象征世界，显示了一个国家和人民在灾难中的心灵历程”[5]。这样一种书写其实暗含了诗人的受难意识，在地方的风物中，在花草虫鱼中，他们重新“格物”，并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安放自身、缓释焦虑的方法和路径。在格物中，他们不但通过文化传统的唤醒赋予其国族意识，还在格物中发现了“物”的新生命，而这对困居于沦陷区的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自我暗示。这样一种静默的反抗，表现出的是一种节制而平稳的生命意识，虽然并不强烈，但也足够坚韧和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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