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着火把在黑暗中穿行的乌鸦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空间也不断被压缩、被异化，作为个体的人，自然挡不住时代的列车，但形而上的诗歌可以。为此，尹聿举起诗歌的万花筒：那些生活、生存、生命中黑暗的碎片在不断地被拆卸和被重组中，在诗歌审美的滤镜下，还原乃至重建存在的速度、温度与维度，最终呈现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

无论是五年前的诗集《缁衣夜行（一个行而以上主义者）》（选自2006年至2015年的诗歌）的诗作还是近作，尹聿对黑色及黑暗一直有莫名的钟爱，或许这和他长期从事与石油相关的工作有关，这地底深处的黑暗早已融为他的精神血脉；或许更与他特立独行的品性和超强的洞察力有关。这种黑暗的底色，使他在日光中成为一种剪影般醒目的存在：如一只暮色中的乌鸦，在诗歌的天空中孤独地盘旋。

一、地下室隐喻和钉子的冷兵器时代

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是尹聿诗歌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暗黑是其诗作的底色，他喜欢躲在心灵的暗房里，这个黑屋子是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在里面，他可以用个人历史想象力的显影液洗出一帧帧图片，为这个社会立此存照。作为国企集团的管理者，会议、文件、谈话、电话……这种机械的、重复的、碎片化的工作日常占据了其大部分时间，他急需臆造出一个属于个人的黑屋子观察世界，放松自己。在他的诗中，物体本身往往具有足够的自足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人则成了客体，成了被物化、被异化的对象。这种人为物所役使的奇观，自然不是个体现实经验直接呈现的错觉，而是诗人心理透视的能动结果，这种包含了诗人心力的水晶球，使世界向存在的内在本质打开，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就此诞生了。

指纹按开了办公室保险门

扫帚起身，扫一遍地

拖把弯腰，又拖了两遍

白净的抹布趴在桌子上

走来走去

纯净水随后

溜进了养生的茶壶

鳖样的紫砂杯静候润泽

椅子已站好了位置

屁股规律地安放了习惯

就绪了

电话送上来

手机贴过来

电脑也醒了

说话，谈话，安排，布置

训斥

报纸知趣，整齐躲在办公桌右上角

新闻信息已被网络掠夺

如常地听着和自己一样的浪费

此刻，轻薄的敲门声翼翼而来

但没有将主人的目光勾引过去

只遣送声音扭捏着姿势

漫不经心，远远说

——请进！

——《物世界素描》

物的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深刻衬托出人被其倾轧和挟持的熟练程度。在《突然发生》中，则以一个会议场景表达了对琐屑日常的倦怠，对真相彻入骨髓的追寻与体验：

—说谎

阴影落下

阳光变灰

树叶呈暗

天空瞬间化为乌有

鸟惊起，一只，一只

掉落

此刻，我端坐在你（你们）对面（非对立面）

近距离聆听主席台的声音

会议大厅光明宏阔

我闭上了眼。咔嚓一声

世界不管不顾地黑暗下来

用真相盖住了我的双眼

谎言是有重量和质感的，它能使天地变色，叶落归根，它的存在使光明宏阔的会议大厅成为被异化被架空的广场，其理想主义的荣光和寓意荡然无存。城市化、现代化的压抑，使诗人尹聿在大风中转身，转向自己孤寂的小黑屋，在无物之阵中，适应黑暗的他抉心自食，以极具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去感知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历史际遇。这种悲壮的转向，使尹聿的诗歌有了一种金属般清冷的质地。

在尹聿的诗中，小黑屋具象为地下室，那个陷于地平线的、被遗忘的，比黑夜更黑的安魂的地方，终于在一个秋日的周末，在时令和岁月的暮年悄然出场。

整个地下室乱得使我无法心安

我很少去，只有向上的习惯

如果没有所需，地下室成为遗忘

那里没有白天白，却比黑夜黑

灯成为皇帝。如今我病了

病有所减轻，就像夜游一样

总想到地下室看看，我们都是

弱势群体，又很陌生，应该相互关照

急忙整理归置，一切凌乱

听我指挥，灰尘在拖把上喘息

也听我坐在椅子上喘息

闻我香烟香喷喷的味道而安静

我就是在这时安静下来

我有病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

已经一年多。我知道我的心

在和我作对，不满意我的生活

焦虑按着我的头，往下压，压颈椎

腰椎已经变形了性格

可现在，我终于找到可以安静的地下室

低下的一隅，不见阳光

有直接的风吹入，没有人来做客，串门

甚至像我这样的主人，总是下不到这么的低地

现在妥了，人生过了五十

想到，或者误闯底下的念头抬起

不料地下是这么的静，一小片净土

错过了几十年安魂的日子

但是没有什么可后悔，什么时候

拐进地下室，享受一种宁静和清净

都不晚。只要你有一天拐进来

把这一辈子握紧使劲儿掰

掰个弯，不把日子过得那么直

自然会走进人生安稳的港湾

——《我在秋天的周日整理地下室》

这里的地下室已非传统物理意义上的建筑，而是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在不断向上的欲望中，只有黑暗的地下室才是清凉的安静的，它如一个温馨的港口，接纳所有的失意者和归航者。诗中，尹聿语调平静，地下室的整理是一种反省，更是一种断舍离：离开惯性的向上，才有向下的必然。面对高楼大厦等现代、后现代主义存在的围攻，地下室标志着尹聿突围的开始：“目光撞到墙上，像箭一样反射回来，将我击成内伤。”（《突围》）

对世界而言，目光是一种稍带侵略性的汲取，但坚硬的现实——墙，却使它变成箭，将诗人击成内伤。这种内伤缘于外在的墙，更缘于内心的紧张和欲望，是个人和客观世界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可以说，排除墙的因素，诗人的内伤其实是一种自伤和误伤。寻寻觅觅，在此后一系列诗中，箭演变成各式各样尖锐的武器。诗人也一直在找寻突围的方式，以酒以诗以文字以故乡。他躲在深夜的角落里饮酒，悼人亦悼己；他用诗歌记录生活，用文字来和时间抗争；甚至，他保存父亲老旧的火镰子，只为它能烛照乡愁。在这些突围中，他最终选择了冷兵器时代的钉子作武器，在高科技战场的进逼下，它尖锐的金属质地让他温暖，让他游刃有余。

躺倒的世界

趴着的大地

直立，一茎草

一根钉子，该是

多么巨大的突兀

和震惊

——《平与立 》

在躺倒的大地和世界之间，一茎柔弱的草变成了钉子，有时候甚至连普世的阳光也会变成钉子，“将夏天钉在墙上炙烤”（《初夏，坐看一面房墙》）。于是，以自身为钉子，以这种叛逆、突兀、尖锐之物去打破、楔入存在的坚硬和荒诞成为尹聿的使命和宿命。不过，面对强大的存在，尹聿也有灰心的时候，他会质疑磨杵成针的深意，质疑成为针的必要性：在《不好意思系列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中，“我的功夫再深，也不会去磨那铁杵。尽管我知道铁杵，也真能磨成针，我要铁杵磨的针干什么？我已被历史磨成了传说的李白的那根针，被扎得乱了方寸。”

尹聿断续写过一大组《不好意思》系列，他在题记中引用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茨普金的话：“要知道，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叫做‘不好意思’，让别的阶层理解这个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指在某件事上粗鲁愚蠢或蛮不讲理，更不是说侵扰他人的利益，而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某件事不符合别人的惯常认知时，会为他的感受产生一种奇怪的担忧。”[1]

李白的磨杵成针典故除了励志外，早已成为一种维护已有存在秩序的手段，当越来越多的针聚成铁板一块，针不仅失去了其尖锐性和前锋性，反而成为一种新的霸权存在，这正是尹聿所担忧和警惕的。因此，他才将反传统的诗歌冠以“不好意思”之名：对世界可以说不，也可以说“不好意思”，勇士和绅士并不冲突，文质彬彬地战斗，才是他的风格。

荷戟彷徨中，医院，这个现代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成了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所在。横着抬进去，竖着走出来，两枚钉子握手，在同一平面交叉，于是一个十字架——这现代人安身立命之地诞生了。

这是一个十字

如果你知道耶稣

它就是一个十字架了

如果有幸脖子上挂上一个

恭喜，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如果，一个，又一个人

横着进来，竖着出去

这是世上多么大的赞美啊

那这里将是众生的天堂

和人间的圣地

阿门，My God

——《医院》

当然，对唯物主义者尹聿来说，这只是调侃（事实上，更多的是竖着走进来，横着抬出来）。失去的天堂、人间的圣地，却原来在医院里，这是怎样的悲怆和无奈啊。

但其实在医院里，尹聿要面对更多的问题，一方面，他要反抗外面存在的压迫；另一方面，他还要安抚身体内在的反叛。这横站姿势使他更具一种悲剧意味，在21世纪漫天的风沙里。

二、待敲的老钟与和解的陈茶

尹聿在一首诗里曾说：“很多‘病’其实不是病，就是人老了。但也别把正常的衰老当成病，而不服老就是病。”（《“老”病》）话虽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中年焦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因为老之将至而一直在持续，越来越叠加成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焦虑。50岁时，他还可以站在秋天的街上调侃说：“该戴帽子了。”（《五十岁的秋天站在街头》）59岁时，却悲凉地发现：“时序在寒露这天，再次挂出了这口待敲的老钟。”（《第59个寒露》）不管这口老钟是为谁而鸣，隔着时间的迷雾，尹聿一定听见了岁月深处那宿命的钟声。

时间一步一步往前走，

时间一天一天逝去。

那样说，这样说，都对，

它们都在把生命引向死路：

光明与黑暗，最终都是末途。

—— 《相反的词语抵达同一个归宿》

时间像大磨盘

在有生之年倾轧他

在死后也不改变其压迫的本性

像大磨盘

压迫我

一点一点压碎我的

耐心和挣扎

最终

我被楔进土地

锈蚀，分解

与土同质

时间仍然不改其

压迫的本性

——《时间》

这种时间压迫的本性，使尹聿近年的诗歌越来越趋向于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深刻体验和反思。诗人病了，心脏疲弱，腰腿也经常被困在痼疾里。他的中年是一口深井，清冽、寒凉、布满疾病的青苔。作为生物的人，尹聿可能会痛苦；但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尹聿可能会庆幸。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2]

的确，随着现代化的高速进程，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高度荒诞化、碎片化、寓言化。从时代向度看，生病的个体恰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疾病式寓言。而疾病是人和时代精神的至暗时刻，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理解尹聿诗作中对疾病题材近乎病态的热爱：疾病是身体的暗房，躲在其中，以灵性的光来观察病灶，也观照存在。

尹聿的诗无一例外地注明了写作地点和时间，这使他的诗作既像日记（据诗人自述，他的诗都是从日记里整理出来的），也像病历，更像一个时代的集体呓语。对生病的尹聿来说，当他决然以笔为刀时，就注定了他不仅是解剖自己，更是对人性和民族病理样本的解剖与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