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力量的铸炼

人的觉醒，既是过去时又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但不是完成时，永远不是。人的生命精神的自由创造性总是由内在的愚顽和外在的压抑找不到力量的火山口，只有不断地觉醒，人才能不断地深入认识自己，让精神力量的熔岩喷发而出。

——题记一

诗，只有和人的觉醒融合为生命精神的有机体，才能不断地创造人的精神力量和诗的精神力量，才能永久拥有一颗活的灵魂，生命力量创造的本源。

——题记二

一、引论：诗和人的精神融合，铸炼诗学的力量

40年前，笔者在写苏金伞诗论的时候，引用了两位外国文学家的诗学观点，都是关于诗与人的经典诗学论。一位是近代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他在《评〈莱蒙托夫的诗〉》中说，诗人“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人”；另一位是西方现代派表现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埃德施密特，他在《创作中的表现主义》中说：“诗人的伟大乐章就是他所体现的人。”当时，笔者把这两个诗学观点作为诗论的精神统领，挖掘苏金伞诗学的本质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精神存在中最伟大的就是人的存在。所以，心理学家兼思想家荣格研究了众多神话以后，在他的心理学和哲学思想深度融合的著作《黑书》中说：“神不是用一个孩子的意象活在每个人的灵魂中吗？荷鲁斯、塔吉丝和基督不都是孩子吗？狄奥尼索斯和赫拉克勒斯也都是圣童。基督、人类的神，不都称自己是人的儿子吗？”[1]

人的伟大，在诗，在诗人那里，就必须表达出诗学精神和人的精神的伟大性。所以，诗人作为诗和作为人的融合体，就有了一个伟大的任务，人的生命力量和诗学力量的掘进和表达。

40年后，笔者对于曾经引用的诗学理念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苏金伞一个诗人的诗论扩展到一个在中原精神时空绵延的诗人群体。在这个中原诗人群体中，笔者选择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诗人，他们是徐玉诺、于赓虞 、苏金伞、陈雨门、青勃、陈更、张全召、马新朝、张鲜明和邓万鹏等诸多诗人。这些诗人，在他们所处的诗学语境中，表达了关于人的诗学存在状态，表现出了特定时代的关于人的诗学本质，笔者从他们关于人的精神感悟、探索和表达中挖掘他们的诗学的本质力量。诗学精神不仅在一代一代诗人中绵延，也在绵延中不断地铸炼新的诗学力量，他们作为诗和作为人的精神探索，表现了中原诗人诗学力量的深度存在。

从对苏金伞到对一个诗人群体的认识，促使笔者沿着诗与人的路径去探究更多的诗学存在。在这个诗人群体中，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并先后踏过这片土地，但是由于时代不同，他们在各自生存的时期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诗学精神。然而，时代不同，他们作为人的灵魂和诗的灵魂又在一起生长着。历史的变迁，不仅在他们的灵魂世界也在他们诗的世界烙下不同的印痕，情感和思维表达的灵魂状态，肯定是各有各自的声音和不同的深度，但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在积极主动地铸炼诗学的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比较，找出他们共同的东西和很多不同的东西，笔者以为这对于中原诗学的发展会有益处。

关于不同时代的诗人的不同表现，别林斯基曾经有过深入地论述。“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子孙。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影响他，不能比对别人影响得少一些。莎士比亚是古老快乐的英国的诗人，英国在这几年中突然变得严峻、森严和狂热起来。清教徒运动对他后期的作品影响颇大，给盖上了阴沉的忧伤的烙印。由此可见，他要是晚生20年的话，他的天才还是照旧，可是他的作品的特色就会不同了。弥尔顿的诗歌显然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在他的骄傲而阴沉的撒旦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对于反抗权威的叛乱的颂赞，虽然他的本意是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性的社会运动强有力地影响诗歌，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真实而有深度，这应该是关于诗学的时代精神的经典论述。时代影响着人，也影响着诗，一般来说，诗人具有时代影响的创造心理，他的诗也必定在时代精神里创造诗学精神。徐玉诺和于赓虞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都积极参与了与五四运动相关联的学生运动，思想和情感在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和冲击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诗和人的精神的融合，让他们深入认识压抑太久的人性，人的觉醒和觉醒后的人的表达，成为他们新诗创作的精神光辉。苏金伞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在全国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力，但他的诗学精神的来源仍然是五四精神。从五四运动开始，人的觉醒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心灵间一直在发酵，当他后来身处专制统治环境中的时候，诗人关于人的反抗力量就在诗学中铸炼和表达出来。可以说，一个具有创造热情的诗人，要脱离时代的影响恐怕很难做到。中原诗人在中国新诗开创之后的拓展期和成熟期，他们的创作都融入时代精神笼罩下的语境之中，并把诗和人的精神创造达到时代的高度。

当然，对于诗学的认知，别林斯基除了认识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也顾及诗学精神（纯美学精神）的影响，比如他在强调时代精神对诗人的影响之后说：“这说明了只想跟诗人及其作品发生关系，而不顾及诗人写作的地点和时间以及为他的诗歌写作开辟道路并影响他的诗歌活动的种种状况的纯美学批评，今天为什么被人不齿，变成不可接受的东西的缘故。”[2]所以，在时代精神之外，诗学精神之于诗则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元素，这就是他的诗学自身目的论形成的美学基础。张全召之所以能在1979年发表具有新诗潮特质的《枪声响了》，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像北岛、芒克等白洋淀诗人一样，他已经写出诸多诗学品质较高的诗作。如果自己对于诗的体验达不到诗学精神的高度，即使受时代精神的强烈影响，也写不出时代深处的诗。

不过，张全召有自己的生命力量的感知方式，他不是像白洋淀诗群那样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以反抗的态度发掘人的觉醒和表达，而是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中感知人的生命，这和顾城早期创作有同样的诗学体验。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当时人的觉醒的另一种形态吧。人的觉醒，由于诗人诗学意志的各异，诗学精神的表达一定也会异彩纷呈。徐玉诺、于赓虞的第一次的人的觉醒表达形态，在揭露中反抗，在反抗中觉醒，在觉醒中憧憬。张全召和自觉加入新诗潮的陈更所表达的第二次人的觉醒，尤其是陈更诗学的人的觉醒更为凸显和强劲，诗的基本精神在否定和反思的情境中展开，又采用现代派普遍的象征的表达形态，更具诗学的内在感——不是直面揭露，在悲剧的忧伤中多了思悟，人的觉醒多了坚韧的精神内涵。

泰纳创造“艺术哲学”学说和别林斯基基本处于一个时期，他对于文学艺术当然也包括对于诗的认知具有了泰纳式的深度，这就是他提出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三要素。他和别林斯基不同的是，在时代精神之外注意到了种族（别林斯基说的民族影响关注点在于社会和文化，泰纳说的种族影响关注点在于人的本性）和环境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了诗的人性和地域性文化的影响，他和别林斯基的艺术理论高度概括的准确性和深邃性，都代表了世界近代文化的深度。河南诗人生活的中原，历史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质朴、真挚、正直、勇敢和不屈在中原人的血脉中成为生命精神的力量。如此，苏金伞的诗才写得那样的质朴无华，那样的富有沉实厚重的反抗的诗学力量。在苏金伞的诗作里，我看到了中原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也看到了中原诗人时代精神和诗学精神、地域文化的融合表达。

马新朝是苏金伞之后一位继续探索地域文化和诗学融合的诗人。他写中原的土地和中原的大河，在土地和大河中绵延诗的精神和人的精神。他的几十年的诗学追求基本就建立在这个精神基础之上。从颂诗到透视，让人们感到，诗人在苦苦寻求和发掘一种深层的力量，到了2016年初，马新朝发表长诗《河问》，进入他诗学探索的终极时段。突破颂诗，超越透视，进入反思，完成了他在中原地域文化中的诗学精神体系。在中原的土地和大河意象中蓄满反思精神，是他地域文化诗学追求的自我超越，也是对过去中原诗人的一个超越。

在世界的范围，近代人对于诗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到了现代，人的主观精神越来越强化，“我”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创造在诗中越来越凸显，人的自在和自为的本性精神决意要统治整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这一切都是在批判之中所进行。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力量迅速强大，而对于人的影响则促使和诱惑人性的异化，而人性的异化和人的生命精神力量对于异化的抗争，在这个矛盾的结构关系中就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搏斗。人的自身生命精神力量越发凸显而强大，这就是后来现代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深度精神的内在原因。

荣格这样思考：“如果我用这个时代的精神讲话，我必然会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所讲的内容正确与否……我已经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仍有另外一种精神在起作用……这个时代的精神只注重实用和价值……但是另外一种精神迫使我发声，要超越实证、实用和意义。”这样的精神就是荣格说的深度精神，而“深度精神都会比时代的精神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深度精神的力量是人的自性力量，来自人的深度精神生命。荣格这样解释：“深度精神甚至还教导我把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都视作依赖于我的梦。梦为生命开路，即使你无法理解梦的语言，它们也在决定你。”因为，“梦是灵魂发出的具有引导性的话语。”

梦完全是自己的灵魂，并且只属于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沿着梦的心理路径来认识自己的灵魂世界。于是，以梦为心理引导的现代主义诗学在世界范围内瞬间风起云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其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梦，而在于灵魂。白日梦是人的最为自性的想象，这样的想象在幻觉中创造幻象，构造力的王国。幻象的诗学力量，在于灵魂的深度。现代主义诗学的崛起，就在于诗学更深入人的内心，其明显的复合标志就是白日梦和灵魂的深渊。于是，充溢灵魂力量的现代主义诗学，不仅仅深化了诗学，更深化了人学。这样的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原诗群中已经有很大范围的实践，并成为一种诗学倾向，这种倾向已经成为或者说正在成为中原诗学发展的具有引导性的主流。记得有一位“著名诗人”谈河南诗人的时候，他认为现代主义的诗人较少，其实那只是表层的认识。河南诗人的现代主义诗学探索，是在内心中的脚踏实地，不是那种叫嚣式的虚张声势，是着眼于长久的诗学力量，而不是一时博得眼球。笔者选择张鲜明和邓万鹏两位诗人来进行具体分析，一探究竟。

张鲜明和邓万鹏的诗，在深度精神的诗学境域中掘进，从梦开始。他们和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等老一辈诗人不同，老一辈诗人深受时代精神影响，他们铸炼的诗学力量一般都是直接抒发间或象征隐喻，虽然有心灵的参与，但没有向潜意识的心理掘进。不是他们不愿意为之，就如荣格说的：“时代精神无论怎样都无法理解梦，因为灵魂所在的地方，学术知识是无法达到的。”[3]而张鲜明和邓万鹏在诗学的追寻中，心理活动的比重得到较大程度地强化，诗学精神“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潜存到无意识和前意识里发酵，梦幻的诗学形态凸显了现代主义诗学的特质。这正应了王国维先生的经典文学理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张鲜明和邓万鹏以及“阵地”诗群等诗人对于中原诗坛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积极深入持续地探索现代主义诗学如何在中原土地上生长，他们为先辈和上一代诗人补上了现代主义诗学的短板，让中原诗坛可以理直气壮地大步前进。

二、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人的觉醒和诗的追寻发始于五四精神

中原新诗的创始具有强烈的精神来源，它的精神源泉就是五四运动。由于新的思想、美学精神在当时中国表现为先进性、趋势性、高端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原新诗的创始期具有较高的诗学精神境界和较强的诗学力量。

徐玉诺、于赓虞和苏金伞都曾就读于河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精神激发了他们的觉醒，促发他们的灵魂世界生长新诗的激情和精神，也催发他们用新诗表达自己灵魂世界新的精神力量。

新诗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对于新诗诗人来说，首要的就是要有新文化所铸炼的新精神和新思想。

徐玉诺和于赓虞分别在1921和1922年发表新诗作品，以积极的热情参与中国新诗进入拓展期的诗学探索，他们不仅是河南新诗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新诗的拓展者和促进者，徐玉诺“为人生”的诗学实践和于赓虞生命诗学的理论，在中国新诗拓展期都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史学地位。

他们的诗学追寻，既作为诗人又作为人去探索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如何不能成为正常的人和怎样去做正常的人；人的觉醒和生命的追寻，成为他们诗学实践和诗学理论的既是基本的又是主要的诗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