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绍宋》中看大宋风华

前 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王朝，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也很深远，文化和经济都曾经傲然于世。宋代的文化名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舜钦等，哪一个都是到现代还能耳熟能详的人物，这些人物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宝藏。经济上的辉煌在宋代更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匹敌，在现代非洲和阿拉伯地区还能出土宋代的铜钱和瓷器，宋代的经济影响力可见一斑。

但很矛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大国，在对外战争上却屡屡受挫。一开始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与北宋对峙，宋军就屡屡战败，最终只能用签订“澶渊之盟”的方式花钱买和平。连西夏这样的小国，宋军在军事上都屡屡失利，最后还是以给钱的方式才让西夏称臣。到了南宋时就更不用提了，起初就被金军打得差点灭国，后来遇到了蒙古人，偏安一隅的南宋早就彻底丧失了反击的能力，一直被动挨打，最终被灭国。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傲人的辉煌成就，却充斥着软弱和绥靖的风气？为什么明明有几十万大军，有先进的军工技术，却总是取得令人“意难平”的战果？为什么在南宋之后，中华民族就失去了“世界性”？

一、两府和三司

《绍宋》这本小说讲述在“靖康之耻”后，北宋实际已经灭亡的情况下，主角励精图治，改变历史，最终战胜金国，收复当时的宋朝失地和燕云十六州的故事。两宋的战争史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现代的历史幻想类小说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在真正的历史上宋代人战败了，但如果一些关键战役战胜了呢？对整个宋代有多大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民族又会有什么影响？这些设想都是历史幻想类小说很好的创作素材。

当今主流的历史幻想类小说，基本上都是用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制度来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并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对手。《绍宋》却跟主流的风格大不一样，主角几乎没有用到新技术和新制度，基本上是以宋代的技术和制度为基础，完成了战略上的翻转。这个过程对宋代的制度、民生和经济状况，作了非常细致地展现，同时在小说中洗刷了民族耻辱，让人读完后很有一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正是因为主角在一个烂摊子上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从反面展现了宋代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也让现代的我们重温了一遍历史的教训。故事一开始，赵构称帝后一路南行，在亳州卫真县的明道宫（皇家道观）不慎落井，一个现代人的意识占据了赵构的躯体。因为主角刚到古代很不适应，做出了许多在当时看起来不合理的举动，比如说要吃雪糕，总之，赵构身边的近臣都意识到皇帝变得很不对劲。

于是一个叫康履的大太监自作主张，隔绝了赵玖（即赵构，为了方便区分，真正历史上的宋高宗称赵构，《绍宋》中的主角也就是小说中的宋高宗被称为赵玖）与大臣们的联系，并跟当时东西二府的宰执黄潜善和汪伯彦合谋，有架空皇帝的嫌疑。这眼看就是一个宦官弄权、皇权被架空的危险局面，不过在主角接受了皇帝的身份后，却用一个御史张浚很轻易就挽回了危局，重新回到了权力的最顶端。

通过对这段情节的描写，作者趁机阐述了宋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读者才知道为什么在唐代和明代都有尾大不掉的宦官弄权，在宋代宦官弄权却是个笑话。须知，宋代是在一个军阀混战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掌握政权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怎么完善自唐代以来的制度漏洞。

唐代固然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巅峰，可是这个庞大的王朝却亡于自身的问题，在军事上的问题是军阀割据，在中央政府的问题是宦官和宰相很容易专权。可以说，唐代的那套政府体系在一个明君的手中会正常运作，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但是在一个昏君手里，皇权很容易旁落。

于是赵匡胤作出了许多改革，首先是分权，把唐代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二，宋代的宰相有决策权和执政权，但却没有财权。国家的财务工作归新设置的“三司”管理，三司的最高长官叫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制度改革，宰相虽然有决策权和执政权，但是不管要建什么东西也好，推行什么政令也罢，总是要用钱的，于是政令在执行的时候就必须要经过皇帝才能获得拨款。程序虽然繁琐了一点儿，但是可以保证皇权对国家政令的有效控制。

分权后，皇帝对宰相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加强了御史台的权力，就算是普通御史也可以弹劾宰相，而且宰相在被弹劾期间要交出相权，等御史的弹劾内容查清楚确认宰相无罪之后，宰相才能恢复工作。在这样的权力构架下，相权再也不是皇权的威胁，就算是在现在看来，赵匡胤发明的这套中央官僚体系，在保障皇权方面也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在《绍宋》的故事情节中，赵玖轻易就夺回了皇权，顺利到他自己都不大敢相信。之前有专权心思的大太监康履，在宋代这套中央官僚机构的运作下，更是毫无反抗之力，直接被当场诛杀。

宋代的军政权则由枢密院掌控，最高长官叫枢密使，也叫枢相，跟宰相的政治地位相当。宰相和枢相的官署分别是政府和枢府，这便是“二府”了。而三司使有个别称“计相”，虽然政治地位比宰相和枢相略低，不过权力却不小，这就是宋代中央政府的职能单位“二府三司”。还有御史台的长官，有个别称“半相”，这四个部门组成了宋代的最高权力结构。

皇权虽然稳定了，但是也埋下了隐患。宋代在加强御史职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百日内必须有弹劾官员的奏章，如果没有奏章就会被撤职，还得罚款。这等于逼着御史们在找官员的麻烦，这正是皇帝愿意看到的情形，官员和言官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则可以从容地居中调停。可是当这种官员之间的斗争成为风气之后就很麻烦了，很多时候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政务而专心吵架，同时也势必会催生“政治正确”的后果，只要是政敌，他的一切政治举措就都是错误的。就如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亦敌亦友的宰相，他们在私下里是朋友，在政治上却是政敌，司马光上台后，把王安石的一切新政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

同时宋代皇帝设计的官制还非常复杂，一个官员一般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官，一个是差。官就是官阶，是用来确定该官员的级别，以及可以享受的政治待遇和工资待遇；差则是差遣，是实职，有了差遣才等于有了实权。有的官员还有第三个头衔：“职”，这相当于荣誉称呼，比如我们熟悉的包拯，就有“龙图阁直学士”的职位，所以他也被称呼为“包龙图”。

“职”是很容易分辨的，毕竟这就是一个荣誉封号，可是“官”和“差”却很容易搅在一起，难以区分。很多同属一个部门的官员有官无差，所以他在工作单位没有任何实质性工作，唯一可做的可能就是按时领工资。而有的官员可能官阶低但是有差遣，所以他反而会是这个工作单位的实际领导。这造成的弊端就是：一大堆官员没事做，一大堆事又没人愿意做，结果使政府机能变得效率极低。

赵匡胤设计出这样的制度，同样也是为了保障皇权。“宋代的官制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为了皇帝能牢牢掌握用人之权。比如某人并不称职，或者皇帝不喜欢他，又要体现对士大夫的优待，那就只升他的官而不给他差遣。相反，如果皇帝要重用某人，又不能破坏论资排辈的规矩，那就给他实权，不升他的官阶。”[1]

以上的表述是《大宋革新》中对该问题的看法，可谓一语中的，对赵匡胤而言，自唐末以来，皇权旁落的教训简直比比皆是。宋代想走得更远，赵匡胤想让自己的后代子孙多做几代皇帝，就必须要解决皇权旁落这个问题。在整个宋代，皇帝把财权和用人权牢牢抓在手里，果然没有发生臣下架空皇帝的事件，但是宋代却遇到了来自外部的问题。

二、宋代的军制

继续回到《绍宋》的故事中，赵玖重新掌握了皇权，他宣布，刚刚成立的小朝廷不再南行了，同时召回了主战派李纲主持朝政，摆出一番要跟金人对抗一二的架势。当时的情况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在金军的攻势下，淮河以北的大部分领土都已经成为敌占区。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还在苦苦支撑，作为北宋的腹地和政治中心的河南地区大部分已经陷入无政府的状态。

在之前的战争中，宋朝的野战力量基本上都已经被金军消灭：“从大宋军队试图夺回燕云十六州开始，基本上就没有过任何军事胜利，而军队也是一再被葬送。宋金合力伐辽，童贯在燕京葬送了二十万最精锐的野战部队！金军第一次南侵，开启了‘靖康耻’的前半截，粱师成先在河北葬送了十几万部队，接着在太原城下和汴梁城下，大宋中枢的贤达和西军的名将们，当然最主要的是所谓徽宗、钦宗这两位圣上了，又联手葬送了二十万部队。等到好不容易靠着各地勤王部队和城内主战派的努力熬过了这一波，结果这两位圣上又自毁长城，自己解散了部队，以至于金军忽然第二次南侵时，东京城下其实已经没有可战之兵。”（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三章）

当赵玖想要抗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上根本没有多少兵，他曾经请教吕好问（书中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中原还有可战之兵吗？吕好问的回答倒是可以体现当时的窘迫：“河北士民受金人荼毒，多有战心，但无器械甲胄，所以多只能靠山野为战；中原遍地乱军，人数多、甲胄也有，却多是从金人阵前溃下的禁军，根本不敢与金人为战，反而只能为祸地方。”（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七章）

所谓的“禁军”就是当时的中央军，而“西军”是隶属于禁军的西北战区部队，因为常年与辽和西夏作战，所以禁军中西军的战斗力最强。禁军制度是从五代十国演化过来的，一开始是皇帝或者最高领袖的亲军，在消灭敌对势力之后，往往会把对方的败军整编到禁军里，后来变成威慑地方军阀的中央军。

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军阀割据的情况，大幅度削弱了地方上厢军和乡兵的战斗力，使其职能几乎变成杂兵。所以，在宋代只有作为中央军的禁军有战斗力。可是赵玖在接手政权的时候，禁军几乎损失殆尽，剩下的成建制的部队只有宗泽部、韩世忠部、张俊部、刘光世部，这四部的统帅都或是西军的军官，或是跟西军有渊源。其中宗泽部要留守东京走不开，张俊部要守淮南，刘光世部要守京西，只有韩世忠部在剿匪可供调遣，于是就调韩世忠部来勤王。

可是韩世忠部的先头部队却因为谣言杀了赵玖派去的御史，发动了兵变，赵玖的小朝廷大惊失色，纷纷劝赵玖逃命。我们当然知道，作为“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是不可能发动兵变的，但在当时全朝的文官却没有一个人能信任韩世忠。这当然有兵荒马乱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韩世忠是武将，从宋代开始武将普遍被歧视，文官们都认为他们是粗鄙之人，什么见利忘义的事都做得出来。

这是赵匡胤终结军阀叛变的办法：营造重文轻武的舆论和价值观。这一点宋代做得非常成功，像枢密院的长官都是由文人担当，只有中下层指挥官才是真正的武将。狄青是宋代唯一一个以武将的身份做了枢相的人，可是即便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狄青也没能在这个位置坐稳。

在狄青担任枢相的第三年，开封迎来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冲毁了不少民宅，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狄青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竟然要为这场暴雨负责，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臣集团纷纷上书，认为这场水灾是让狄青担任枢相的天谴。皇帝知道这是胡扯，但是他也只能向文臣集团作出妥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贬出了中央，最终郁郁而终。

可见在狄青的年代，中央的“二府三司”已经全部被文臣把控，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有政见上的不和谐，但是当有其他势力要进入宋代中央机关的时候，一定会遭到文臣们的联手抵制。就狄青的事件而言，赵匡胤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一半，宋代的中央军全部受文臣的指挥。

文臣哪里有什么领兵的经验，基本上就是瞎指挥；中下层的武将虽然无法反抗，但上下级的矛盾很深；文臣们都觉得武将和士兵们粗俗不堪；武将们觉得文臣连基本的战斗素养都没有，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不服气的。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就算文臣要造反，中下层的武将们也不会支持，更不会再来一次“黄袍加身”。

不过在赵匡胤看来这还不够，还要提防有了军权的文臣，所以枢密院只有募兵、练兵、打造军械这些职责，以及负责对战争的策划工作，但是枢府的文臣们却没有领兵的权限。也就是说，他们把成建制的军队练好了之后，只能交到防区武将的手里，只有防区的武将才有直接的指挥权。另外，宋军还有换防的制度，一般是三年一换，防区的武将还没来得及熟悉自己的属下，就被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