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叶的郑州书写

摘要：乔叶继承了中国的市井文学传统，写出了郑州这一城市凡俗人生的审美趣味，公交车、街道、街边小吃店、城中村等平民生存空间频频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反映出乔叶强烈的平民情怀及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市民生存境遇的关注。乔叶有的小说描写相对封闭的中原内陆城市的中年女性的深度心理困境及单调平淡的日常生活对其精神的腐蚀与消耗。乔叶通过对郑州饮食文化的书写，感悟郑州城市市民朴素的生活哲学及对中原文化的中和追求。

关键词：乔叶；市井传统；都市空间；城市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迅速推进，城市文化也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城市不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只承担生产功能，而且还向人们提供文化娱乐和各种消费。丰富的城市生活不仅为作家的文学想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且城市本身逐渐被作家当作一个丰富的“形象”去呈现。作家和城市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作家和某一个城市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比如当我们提到上海，就会想到张爱玲、王安忆，提到沈阳，就会想到双雪涛、班宇。事实上，城市小说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底蕴，而且是作家对生活过的城市的重新想象。

乔叶2001年进入郑州，2021年离开郑州到北京任职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郑州二十多年的都市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尽管河南地处中原，经济发展较东部、南部相对落后，但郑州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已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愈来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流动性强的大都会。乔叶的写作，无疑与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她小说中强烈的都市感也来源于这座城市。甚至可以说，乔叶的创作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郑州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同时，她作品中的“文学郑州”又丰富了郑州这一中原城市的文化底蕴。

本文以乔叶的“文学郑州”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乔叶的文学创作与郑州这一中原城市的关系，将其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市井文学传统中，剖析乔叶文学创作的中原特色及其文学中所呈现的郑州形象。同时，意欲通过对乔叶的郑州书写的研究，探讨乔叶的都市意识及其作品中的都市形象，发掘出其都市书写背后的复杂文化密码及作家本人对当下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复杂心态。

一、乔叶写作的市井传统与平民精神

乔叶的写作具有浓厚的市井传统与平民精神。什么是平民精神？赵园指出：“平民精神在创作中，主要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情感态度，具体化为笔墨间的亲切、体贴，作为底子的，是作者的人生态度。那是一种与世俗人生认同的态度。”[1]乔叶与前辈女性作家张爱玲、苏青有几分相似，散发出强烈的世俗气质，继承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市井文学传统。与上海的张爱玲、苏青，苏州的陆文夫，天津的冯骥才，北京的陈建功等作家相比，乔叶的写作则呈现出浓厚的郑州味道，郑州既不像北京大气从容，也不似上海前卫时尚，不如苏州的小巧灵秀，而是体现了中原文化特征的淳朴、包容与仁厚，如乔叶曾在小说中详细阐述了郑州市民“老师儿”的称呼，这一称呼散发着温情、包容的中原文化气息：“这个老师儿一定是要带儿化音的，以区别学校里的老师。……既不高看，也不低看，既不卑也不亢，最是有礼有节的一个称呼。”[2]张爱玲、苏青的成名得益于上海这座都市，而乔叶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都市的热爱及对自己能够靠写作谋生的自豪，“我就是不喜欢大自然，我就是喜欢钢筋水泥的城市，怎么了？”[3]“今天这雨让我格外想和陌生人在一起吃一顿热腾腾的饭，于是就来到了一个大盘鸡店，要了一份大盘鸡，三十块钱，再送一份烩面。地沟油很油，辣椒很辣，鸡很可能也有问题，但是就是吃着香。……这是我很多日子中最平凡的一天，是最最普普通通最最平凡最最乏善可陈的一天，实在不应该说这么多，说这么多实在是有骗取稿费的嫌疑……”[4]

现当代书写都市平民生活的作家尊重市井里巷生活的凡庸性质，更能与凡庸小民的人生态度、价值感情认同。老舍曾说自己爱交“老粗儿”朋友，“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5]邓友梅说他有不少在陶然亭遛弯儿的三教九流的朋友，刘心武的小说较为关注被同时期文学忽略的胡同里的下层居民。乔叶延续了前辈作家的精神，写出了郑州这一城市凡俗人生的审美趣味。《最后的爆米花》中的情节并不重要，这篇小说的主题就是郑州这个城市。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这个城市中的精英阶层，而是小巷子里的普通人。乔叶有意将这凡俗人生审美化、诗意化：

“巷子口是喇叭形的，左口敞得更宽些。老常家这栋楼的左侧就是巷子，退休了之后没事做，他就在左边那间小卧室的左墙上打了个窗户，装了个塑钢推拉玻璃窗，开了一个小卖部。也没有什么大货物，无非是油盐酱醋，香烟糖果，再装一部公用电话。原想着风不吹雨不湿又省了房租，无论挣多挣少，只要能用这个来打发打发日子，也让日子打发打发自己，也就是了。没想到算下账来，从黎明到黄昏，一日里居然能宽宽松松赚个二三十块。”[6]

以这个小卖部来打发日子的老常，自然也不会有多么奸诈和好利，既有小生意人的精明和算计，也有着老派市民的厚道和仁义。因此，当卖爆米花的老头出现在巷口开始做爆米花生意，老常和老人的情感逐渐拉近，老人和他的爆米花摊位渐渐也成了老常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乔叶用了大量篇幅描写老人的爆米花技术，颇有民国时期的市民小说对五行八作的详细描画之风。因为老人的爆米花，在附近居住的人们仿佛情感也被拉近了，平时冷漠的城市带上了温度，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孩子和孩子们玩在了一起，大人和大人们拉起了家常，这些原本不认识的居民，因着这小小的火，就聚起来了，就认识了，“于是都惊讶着，都惊喜着，很快融出了一些情谊。这情谊虽如微雨，湿一层地面就了无痕迹，但在城市这干燥焦枯的尘嚣里，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能有微雨降落已经是小小的奇迹了”。

乔叶善于写郑州市中下层从事各类职业的普通市民的生活，除了开小卖部的、卖爆米花的，还有开米线店的、装防盗窗的、在洗浴中心搓澡的。他们所操的在别人眼中或为“贱业”，他们却不自轻自贱，自有一番自信与自尊的风度，而乔叶与前辈“京味”作家如老舍相似，在写道这些市井小民时，笔端总是带着庄严的情感。《防盗窗》中来郑州开小吃店的农村夫妻，他们在郑州做过各式营生，妻子灵芝在银基服装城卖过衣服，在陈寨花卉市场帮人打理过鲜花，在速冻食品厂包过饺子，丈夫老杠在科技市场搬过电脑，在饭店后厨拽过烩面，给装修队当过小工，最后才在都市村庄里开了小吃店：“俩人在皇家庵这里扎了下来。皇家庵是市中心有名的都市村庄，附近有七八所高中和大学，生意好做。他们瞅准了，决定卖土豆粉。……最初的门面只是半间，是在两栋楼之间的空隙搭起来的，渐渐地有了资本，他们就租了一整间，现在已经成了两间。老客户越来越多，菜式也越来越齐整，日子就慢慢好过起来。” [7]夫妻俩后来在郑州付了首付买了一套三室的房子，安定下来。在讲述小说主人公艰辛生活的同时，小说也在不经意间叙述了防盗窗安装工人这一职业的辛苦，在搬沉重的防盗窗时，“阳光下，小溪一般的汗水从土豆的脸上汩汩而下，他不去擦。”不仅如此，他们因为高空作业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安装工土豆讲述了他曾经目睹的那一幕惨剧，在陇海路与布厂街交叉口的陇兴花园，安装工在六楼装防盗窗时，突然系着防盗窗的绳子断了，窗户从六楼往下砸去，“我就在六楼窗户里眼睁睁地看着，眼睁睁看见窗户落地的时候，铁窗上的钢筋弯了一下，一个人一头栽到水泥地面上，那血流得跟自来水似的。另一个人被弹了丈把高才落在了地上，滚了两滚，也不动了。后来他成了植物人。钢筋缓冲了一下，救了他的命。”《良宵》中的女工离婚后，下了岗，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为了生活，她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去挣：儿子一天三顿饭不能少，这三顿饭也把她的时间切成了三截。于是她只能上午去做钟点工，下午去超市卖菜，晚上到洗浴中心搓澡。到郑州的高档洗浴中心当了一名搓澡工，她从中找到了尊严和生活的乐趣。她由最初的不合群到融入这里的生活，起先，她是不爱说话的，后来渐渐地说开了。不说话就只能搓平常的澡——“普搓”，只能抽三块钱。后来，她日渐老练，学会了观察判断客人的身份，“她还推销出了她们能力之内最贵的美容保健套装，提了三十块钱”。她渐渐地从这份简单、在别人看来甚至有些低贱（她曾被客人骂作“臭搓澡的”）的工作找到了乐趣。“她越来越喜欢这里了。听着客人们的闲言碎语，和这些个搓澡工说说笑笑，一晚一晚就打发过去了。等到客人散尽的时候，她们冲个澡，互相搓搓，孩子般地打打闹闹一番，回到家，倒在床上就睡到天亮。如此这般，夜复一夜，虽然累，却因为有趣，因为挣钱，居然也眨眨眼就过去了。”[8]因为愉快，她甚至觉得在洗浴中心的每一晚都是“良宵”。小说的神来之笔是对女搓澡工娴熟手法的描绘，正因为她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她在给别人搓澡时甚至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体会到了人的尊严，“手到之处，泥垢滚滚而下，白花花的肉体前，她居高临下，是技法超群的医生，是手艺出众的厨师，是胸有成竹的导演，是指点江山的统帅，是不可一世的君王。”可以说，乔叶发现并写出了一个普通女搓澡工艰辛的日常生活中的“诗”。

二、对郑州都市空间的书写与描绘

相对于静态的乡村，都市代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在乔叶的散文、小说中，基于其平民情怀，电影院、咖啡馆、博物馆、广场、地标建筑等现代都市空间甚少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公交车、街道、街边小吃店、理发店、城中村、小村落等平民生存空间则频频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反映出乔叶强烈的平民情怀及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市民生存境遇的关注。在散文《双城记》中，乔叶将目光投向郑州的“公交车”，这里最能见出郑州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在郑州的早晨，为了避免早高峰，我喜欢坐七点之前的公交车。那时节，郑州刚刚醒来，车里尚有一股清新的气味。……我常常坐在最后一排，这是我最中意的地方。一遍又一遍，我看着车里所有人的脑袋：拎着空竹两鬓斑白的老人，背着书包面颊红润的孩子，戴着耳机专注听歌的绿衣女子，目不转睛刷着手机的青春少年……我们都是最最普通最最平凡的人，无论在哪一站下车，我们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9]这段话代表了乔叶的创作立场。

乔叶的小说对“都市村庄”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都市空间有特别浓厚的兴趣。都市村庄又叫城中村，由于房租便宜，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郑州主城区及近郊曾有142个都市村庄（2010年5月统计），外来人口大约在200万，可以说来郑州的大部分外来人口都居住在都市村庄，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是每年以2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几十万在都市村庄做生意的外来人，他们大部分靠都市村庄维持生活。郑州比较有名的几个都市村庄，有陈寨、沙门、孙八寨。有这么一句话：南有高寨，北有陈寨。《防盗窗》中对都市村庄的剖析颇有点儿社会学的色彩：“都市村庄就有这点儿好处，只要把房租交齐了，其他卫生费城建费各种各样的费都不用他们操心，自有房东替他们打理。而据房东讲，他们也是什么都不交的。自有村委会出面替他们和大小衙门应酬。——既然是乡村，哪怕是在郑州这样的大城市，也还是有一些乡村的风气和习俗。”[10]乔叶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中国在都市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在公众视野中，都市村庄是混乱的、无序的、肮脏的，但在从乡村来城市打工的灵芝看来，这里有着切身的亲近感，因为这是她赖以谋生的都市空间：“她倒真不觉得这里有多乱。人员构成杂，却不乱。一切其实都是有规矩的。学生虽多，都不是上一天两天学，因此不乱。店家也不是只想做一天两天生意，因此也不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们看自己的学校是营盘，老板们看自己的店面是营盘，来来往往的居家住户看自己的小区是营盘。”在灵芝眼里，她赖以生存的这一空间是自有其秩序的，都市村庄在她的目光中被打上了深厚的情感印记。2005年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都市村庄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2006年，为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协调力度，成立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一组织协调城中村改造工作。城中村的改造和建设使城市变得更为整洁，但房地产的极速发展和扩张又使得城市空间的使用成本增长，大酒店、大型购物中心、连锁咖啡馆的进入，使得租金迅速上涨，而原来能够支付其低廉房租的住客不得不搬离。美国的彼得·莫斯科维茨的《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提到美国城市发展的困境：缙绅化为城市带来了金钱、新的居民、整建后的房地产，但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它抹杀了多样性，城市因此难以孕育独特、大胆的文化，缙绅化净化了一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凸显的问题也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不得不承认，在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中仍然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讲述的是城市中的一个体制内单位一对男女的情感故事，但小说中也出现了都市村庄，与那些西餐厅、咖啡馆相比，这里的都市村庄象征着城市的烟火气，凡人俗世的生活乐趣，一街两行都是大排档，摆着诱人的小菜：水芹花生米，清拌萝卜皮，油辣小螺蛳，红烧茄子，金针菇拼粉丝，白菜炖豆腐，“在车水马龙中，这些小菜就是尘世中开出的花朵，万紫千红，玲珑悦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