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亲情焦虑

摘要：姚鄂梅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当代家庭文学代际伦理观，即：以子女为中心的亲子关系、“有毒父母”的畸形付出、为子为女的义务缺失。在当代的家庭关系下，年少一代成为生活的重心，老年一代无足轻重，中年一代将失去个人的价值与意义。当代亲子关系的失衡与异化足以引起重视与反思，这样不均衡的亲情关系，势必会威胁到每一代人的生活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回归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家庭人伦疾病的最佳药方。

关键词：儒学；代际伦理；亲子关系；姚鄂梅

黑格尔认为：“中国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1]从古到今，这种家庭精神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在姚鄂梅的小说创作中，日常的家庭生活书写是她作品的显著特色，其中对代际关系的书写与我国的传统儒学伦理观密切相关，既有对儒学伦理观的继承，也有对儒学观的颠覆。

传统儒学伦理观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对于子女、父母都有比较中肯的行为规定，比如在《礼记·礼运》中所说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又如在《礼记·大学》中所说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以及儒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五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述儒家伦理观强调了父子、夫妇、兄弟、长幼的各种责任，通过对这些责任意识的推行，儒家想要建设一种完美、和谐的家庭、社会关系。不仅如此，儒家格外看重孝道，孔子将孝道作为其学说的主要内涵，如在《论语·里仁》中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以及“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又如孔子倡导的“无违”，即要在生活中绝对服从父母。而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更是将父子之伦放在了众伦之首。然而，反观当今的家庭人伦观，代际关系的失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父慈子孝的优良传统似乎已经被时代的经济发展所冲淡，父母将子女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并且处处干预、控制子女的人生。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以父母为中心的原则是家庭关系的不变真理，但在姚鄂梅的家庭叙事中，这一真理已经遭到土崩瓦解。

一、子女中心制的亲子关系

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关系成为家庭的常态，子女成为家庭中的重要人物与核心所在。随着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力执行，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这一群体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展现。黄润龙曾提道：“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人数最少、家庭关系最简单，结构最单一，它不同于以往的‘四代同堂，其乐融融’的联合大家庭，其重心已由过去的老年人（长辈）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亲子关系成为联系家庭、夫妻关系最重要的连接点，孩子成为父母生活、工作围绕的焦点，是‘家庭的中心’。”[2]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愿意将大部分的时间、金钱、精力甚至生命不求回报地花费在子女身上，已经达到溺爱的程度，形成一种痴迷且病态的亲情关系。

在姚鄂梅的长篇小说《少年前传》中，昊天和保洁员起了冲突，舆论的发酵对昊天的形象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昊天的妈妈为了不让昊天的形象受到损害，并且生怕因为此事影响到昊天的心理健康，便在小素妈妈的陪同下带着礼物与保洁员谈判，并且不惜花费重金来求得保洁员的一个原谅声明，在孩子的利益受到威胁之时，父母成为维护孩子的首要将军。“我们是谁？我们是妈妈呀，妈妈就是可以为孩子拼命的人，拼着命去生，拼着命去养，有人欺负他，又拼着命去护。” [3]亲子关系中的母爱是如此的纯粹与深情，作为父亲与母亲，他们可以全心全意地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好一系列准备。又如在姚鄂梅的小说《心肝宝贝》中，作为父亲的远秋为了双胞胎儿子顺利去重点高中读书，竟在公园里偷了一只泰迪狗并将其卖出，后来又从乡下买来土狗当作名贵狗卖出以此来获取利润。其间，远秋的把戏被老俞识破，远秋为了自保，不惜将三只小狗活活烧死。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物质需求，远秋甘愿扔掉自尊，陷入耻辱和愧疚的内心自责中，而当远秋以此为乐并默默地付出时，得知真相的孩子们却未对这一片良苦用心有丝毫的同情与理解，无限付出换来的只有孩子们的鄙视与冷漠：“你是很辛苦，但我们不会因此格外感谢你，因为我们并没有要求你给我们择校，是你自己愿意那么做。”[4]《心肝宝贝》中的远夏一家也是如此，远夏的女儿要出国留学，远夏夫妻俩在自身经济水平难以承担女儿出国费用的情况下自愿把房子卖掉，选择去荒僻的农村栖身，以此来实现女儿的出国梦。又如在《桃之夭夭》中，姑姑为了给儿子阳阳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竟然三番两次遭遇“工伤”，第一次是砸到脚，第二次是切断手指，两次早有预谋的工伤换来的是阳阳肆意妄为的消费。当阳阳因为有了女朋友而想要买一辆车的时候，姑姑更是将自己的身体价值发挥到极致，选择“代孕”为阳阳换来买车的资本。不管是远夏、远秋，还是姑姑，他们的孩子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姿态全然不知感恩地享受着父母带来的一切福利，父母成为子女忠实的自动取款机，而当子女们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快乐地享受生活的时候，父母对子女不仅没有一丁点儿的怪罪，甚至深感欣慰。在子女的面前，父母的人生追求、生活质量好像都变得无足轻重，在“子女中心制”的家庭关系下，父母俨然不再是传统社会中说一不二、备受敬仰的家长形象，而是现代社会中一个个“小公主”“小皇帝”的贴身“奴仆”。这样荒诞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亲子关系，在当代社会中竟比比皆是。

二、“有毒父母”的畸形付出

当代社会的父母在关爱孩子的同时，总是将孩子视为没有思想、时时刻刻需要被照顾的“婴儿”，父母将自己的意志不加商量、不加区别地转移到子女的身上。在传统儒学中，家长的意志具有权威性，子女们秉持“无违”的孝道观，因害怕惹父母生气不敢不顺从父母的想法与命令，“他（孟子）围绕‘父子有亲’提出了父子之间不责善，不以廉舍亲，不以天下俭其亲，终身倾慕，亲依父母，养志以事父母等观点，进一步丰富了封建孝道的内容……父子之伦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可谓发展到了极致，提出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唐之说。”[5]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封建的孝道是小农经济和宗族制度在家庭关系中的反映，因为男性家长在封建经济中占有绝对地位，因此男性家长在家庭伦理关系中也有着绝对权威性，并且因为代代相传、嫡长子继承的宗族制度决定着子对父的服从关系，父亲在子代面前便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形象。在现代社会的家庭生活中，父母一方面自觉维护着自身的传统权威形象，一方面对子女有着病态的控制欲和保护欲，这便在家庭中形成了一种“有毒父母”的家长形象。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便使用了“有毒的父母”这一词形容了病态的代际关系：“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不管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表现得如何，父母都会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父母能觉察到或能完全答应子女的所有需求。然而，有许多父母总是以伤害孩子个人价值观的方式对待子女，这可能导致孩子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要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形象进行斗争。”[6]

在子女的成长中，这类“有毒的父母”总是习惯性地挤压子女们的精神空间与生活空间，要求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不断强化着子女的依赖性。如在姚鄂梅的小说《天生闺蜜》中，清丽脱俗、可爱至极的燕妮深深地爱上了浪荡不羁的罗威，并当罗威锒铛入狱的时候，燕妮依然不改初心，用自己的一往情深守护着罗威。为了能够更方便地探视罗威，燕妮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幼教工作，选择到距离劳改农场很近的师范大学读书，而当罗威又被转移到离家近的劳改工厂时，燕妮又放弃自己的学业选择重回家乡。在此期间，罗威也一直和燕妮通信，这使得燕妮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之后妈妈意外地提出要和燕妮一块去探望罗威，妈妈背着燕妮与罗威当众接吻，并且故意让自己的女儿看见，燕妮看见此情此景非常伤心，在强烈的愤怒之下，燕妮选择和妈妈所介绍的相亲对象在一起。然而，偶然的机会，燕妮发现妈妈是故意为之，妈妈与罗威接吻是为了让燕妮对罗威不再抱有幻想，并且燕妮一直生活在妈妈的监视之下，妈妈知道燕妮与罗威的所有通信，得知真相的燕妮最后选择和妈妈决裂。在《天生闺蜜》中，燕妮的妈妈美其名曰要让燕妮自己走人生之路，但事实上她从未放松过对燕妮的干涉，燕妮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为从未逃离过妈妈的手掌心。燕妮妈妈以“为燕妮好”的理由随意干涉燕妮的人生。而面对这样的“有毒的父母”，燕妮和妈妈关系的决裂就是子女对父母强有力束缚的挣扎与反抗。在姚鄂梅的小说《青梅》中也塑造了这样一类“有毒的父母”，《青梅》中的丹丹在7岁的时候差点被邻居家的哥哥强奸，丹丹的父母为了避免让丹丹受到伤害搬家到其他地方。不仅如此，有了这样的可怕经历后，丹丹的父母更加注意对女儿的保护，父亲不仅数年如一日地接送丹丹上下学，而且待丹丹长大后，为了不让丹丹脱离他们的视线让丹丹按照他们的意志报了本地的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过度保护下，丹丹成为一个没有看见过任何黑暗事物的公主，然而，长时间的压抑与管束带来的是丹丹猛烈的叛逆与报复。丹丹在获取有限自由的同时开始不辨是非地谈恋爱，流产，再谈恋爱，再流产……然而，昔日诱奸一事其实并未给丹丹留下任何的心理阴影，反而是父母煞有其事地报警、搬家外加对丹丹的看管，才造成了丹丹内心的压抑与痛苦。父母的一厢情愿对子女的心灵与生活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父母的愿景是个人化的，父母的付出也同样是个人化的，他们可能并非失去了自我，而是将未完成的自我转化为完美的超我，并投射到子女的身上。”[7]这样的亲子关系亟待完善，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应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实现父慈子孝，而子女合理的要求也不应被简单抹杀。

三、为子为女的义务缺失

在传统儒学中，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当代家庭的代际关系中，有太多的老人却被疏于照料，子女们或是为物质生活而不停地奔波，或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又或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远走高飞，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老年人在心理上呈现无人问津的状态，他们的人生已经到了被人忽视的极端。尤其是在子女们结婚后，赡养父母的问题更成为代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冲突。

“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与代际关系中，父辈承担抚养责任，而子辈承担赡养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老人与儿子同住，作为同一个家庭也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我们却看到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家庭纽带断裂，家庭原子化的趋势已经悄悄渗透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8]在传统的家庭文学中，四世同堂的状况还时有表现，而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许多家庭只有父母以及未成家的子女两代人，尤其是在姚鄂梅的小说创作中，父母被排挤在核心家庭空间之外。如在小说《傍晚的尖叫》中，姚鄂梅展现了亲人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儿子浩宇想要妈妈良芝的房子，并对良芝穷追不舍，而良芝想有一处自己的安身之地，因此不想将房子交给儿媳和儿子。但是在浩宇吞下安眠药以死相逼之后，良芝终于同意签下过户的协议，并声明在她死之前，她都可以居住那个房子，可是事实上因为房子过于狭小，很可能没有良芝的容身之地，良芝自然也融入不了儿子与儿媳的小家庭，更别奢谈孩子们对自身的照顾问题。再如在《狡猾的父亲》中，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就“解放天性”，处处宣布自己的主权和自由权，甚至找了保姆和自己过日子，对于这种情况，子女是不认同的，他们缅怀着自己刚刚死去的母亲，认为父亲不能这么快地“移情别恋”，并且生怕继母会侵吞父亲的生活费，父母的个人愿望与恋爱自由被子女强加干涉着，子女一方面阻止父亲重获心灵慰藉，一方面又吝啬自己的情感付出。又如在小说中父亲给“我”寄生日贺卡，说最近颁布了关于子女必须定期回家探望老人的法律，“我”只好回家探望他，并且在街道办事处帮他办了低保和老年证，小说中的父亲总用一种欲说还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乞求获得儿子们的关心，对比父母对子女的付出，这样的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是多么荒诞怪异。正如姚鄂梅在作品《心肝宝贝》中所说：“无数个例子证明，按照日历轮流赡养老人的方式，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供养双方在长期的摩擦中失掉尊严和温情。”[9]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本应是最真挚、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在当今社会中，父子之间的代际关系却在不断地异化。再如《心肝宝贝》中的代际关系，远春为了儿子的婚姻四处筹钱，只为让儿子顺利结婚，但是儿媳进了家门之后，远春却被赶出家门。面对赡养远春的问题，儿媳道：“别跟我说什么结婚的债，那个债跟我们不相干，那是你的债，由你自己去还，你既然养了儿子，当然要给他办结婚，不然就叫他打光棍，叫你们家断子绝孙。”[10]传统的伦理观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在利益面前，六亲不认、不德不孝的丑恶人性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亲子关系必然导致子女的赡养义务是缺席存在的。

四、结语

代际伦理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同频共振。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经济理性和货币哲学充斥社会各个角落，姚鄂梅以文学感悟时代，善于通过代际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当代伦理缺场、道德失范、精神退隐等社会问题。在已然异化的社会生存环境之下，理想的代际关系正不断被颠覆：年少一代成为生活的重心，老年一代无足轻重，中年一代将失去个人的价值与意义。当代代际关系的失衡，足以引起重视与反思，而这样充斥焦虑的亲情关系势必会威胁到每一代人的生活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不管是青年一代还是中年一代，心灵的健康栖居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主要诉求，而重构亲情关系原有的温情与幸福，也成为父辈与子辈的殷切期盼。面对这样的亲情焦虑，重新捡拾儒家优秀的传统文化或可一试，在父母子女各司其职，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基础上，建立父慈子孝的人伦观或许可以实现较为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作为父母一代，应当尽其所能地关心孩子，在满足子女基本的物质需求基础之上，尽可能地保证子女的心灵同样健全，心灵的健康发展与物质上的满足同等重要，而抚育好子女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环境下，父母也应教育子女正确地看待经济生活中的利益往来、资源占取问题，避免被世风日下、物欲膨胀的污浊之风所侵袭。作为子女，也应肩负起属于自身的责任。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子女在求立锥之地时往往最先考虑个人的感受和欲望，以致常常忽视父母的需求；另有一部分子女极其渴望脱离原生家庭向往自由，这导致子女与父母的情感投入比例极其不对等，父母成为弱势的一方。作为子女，应将心比心，“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应以反哺之心奉敬父母，以感恩之心孝顺双亲。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

[2]黄润龙.中国独生子女：数量、结构及风险[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9.

[3]姚鄂梅.少年前传[J].当代，2021（6）：174.

[4][9][10]姚鄂梅.心肝宝贝[J].中国作家，2011（1）：44，44，60.

[5]罗军飞.从儒家的孝慈观看现代社会父子之伦的模式改塑[J].吉首大学学报，1999（4）：44.

[6][英]安东尼·吉登斯.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37.

[7][8]汪雨萌.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9）：79，98.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