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底气和智慧

摘要：丁帆关于批评家与作家朋友关系融洽是一个“枷锁”的判断，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他与马原、谢有顺的观点差异，丰富了关于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理论内涵。要正确理解并处理好两者关系，批评家本身的学术实践及学术成就也至关重要。丁帆早期对学术方向的思考和选择，有丰富的内涵，值得青年学人仔细琢磨和借鉴。同时，丁帆对自己“工农兵大学生”身份的态度既坦诚又自信，具有现实的正能量和历史的深刻的价值。

关键词：丁帆；批评家与作家关系；枷锁；中国乡土小说；工农兵大学生；回忆录

一、批评家与作家关系融洽是“枷锁”吗？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特别有感于丁帆关于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一番话。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其实，批评家最难面对的是自己所熟知的批评对象，一个独立自由的批评家，最好的选择就是千万别与作家交朋友，尤其是名作家，否则就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副枷锁。但是，在中国文坛百年来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中我们寻觅到更多的是亲密关系，鲜有毫无瓜葛者。”[1]笔者对这段话感兴趣，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说实话，笔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持保留态度。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有些作家也持这个观点。马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中，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新潮作家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好，如格非、残雪、余华、苏童、孙甘露、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然后马原说：“我总觉得文人相轻是正常的，这种融洽的关系倒是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在文学史上很少见。”[2]马原的朋友们都说马原读书特别多，他自己也常有自诩之语。在为同济大学开设文学阅读课时，他仅凭记忆就列出了一份书单，书单中包含了世界各国83部作品。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竟然还没有中国的四大名著。马原的阅读眼光之高，阅读面之广，阅读印象之深，令人佩服。所以，他说“少见”，大约的确“少见”了。仔细比较一下丁帆与马原的观点，可发现他们之间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他俩都认为这类亲密关系不正常，不适宜，不必要。不同的是，丁帆认为这种亲密关系很普遍，而马原认为这种亲密关系在文学史上很少见。两种说法谁对谁错？其实，可以说俩人都错，也可以说俩人都对，只是有点儿错位而已。因为丁帆重在谈中国，马原重在谈世界。一个是评论家的角度，一个是创作家的角度。

从丁帆的角度，认为批评家不应该与自己的评论对象保持太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可能认为关系太密切，成为朋友，其真实的后果极大可能是：“我们不敢直面自己作家朋友作品的缺陷，不敢讲出自己对作家朋友作品的不满之处，这更是批评的另一种悲哀。”[3]丁帆并且以自身为反例，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后果。丁帆说，他曾试着拿自己最亲密的作家朋友开刀，通过评价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推拿》，论及了长篇小说存在一种潜在的危机。结果，作家朋友们倒无所谓，旁边的朋友们都着急了，连忙质询丁帆与俩人是否有什么矛盾和过节。至于马原，他认为作家之间关系太融洽也是不正常的，而文人相轻倒是正常的。为什么相轻是正常的？这是否应了一句烂大街的俗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这里面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笔者以为是有的。从一个人最真实的心态来说，总是倾向于自我肯定，作家尤其如此。而在一个自我肯定意识都很强的作家群体中，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往往预示着矛盾和冲突。为了合群，就需要一定程度上迁就对方，这样也就很难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虚与委蛇。在这种基于虚伪色彩的和谐中，当然不可能没有一点儿收获，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精神上的启发和相互激励，但最核心的思想分歧与冲突则极大可能被搁置和遮蔽。马原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丁帆的担心也有相对的真理性。之所以说马原的担心只是有“一定道理”，丁帆的担心也只有“相对的真理性”，是因为俩人的这种担心并不能涵括所有作家的这种亲密关系。据笔者的观察和判断，当作家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特别亲密的程度，那么这种关系的利则远远大于弊。远的不说，就说莫言和余华吧，莫言和余华之间的关系可以佐证这个判断。他俩曾同窗也“同居”，基于这种长期的生活交集而形成的从外到内的融洽的亲密关系，成为文坛佳话。双方都从中获益良多。只是这种关系的确并不常见，只可遇但难求，这种关系的形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从一般的角度来论，文学的力量往往都产生于与外界对抗的紧张关系之中，没有这种对抗的内在张力，真正有力量的文学很难产生。相对一种有力量的文学而言，人际关系的融洽并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文学的常识。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评论家谢有顺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明了类似的观点。谢有顺认为：“这些年作家们在过度强调了文学交流、文学翻译之后，有所忽略文学的另一种本质——写作的非交流性。事实上，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交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冥想中产生的。它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的发现。正因为文学有不可交流的封闭性的一面，文学才有秘密，才迷人，才有内在的一面，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4]这段话非常深刻，强调了文学不可交流的一面，强调了在文学创作中个人沉思冥想的重要性。基于文学的这个特点，反思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反思评论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的确很有必要，也很有趣。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笔者认为谢有顺的观点更平衡一些。因为他是基于批评“过度的文学交流、文学翻译”的前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里已经包含了“文学的另一种本质”，即“文学写作的可交流性”。文学写作非交流性是一种本质，文学写作可交流性也是一种本质，两种本质融为一体，才是更完满更丰盈的本质。强调一面而忽略另一面，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对建立正常的作家与作家、评论家与作家的健康关系也有隐性的阻碍。

前面笔者说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丁帆的观点。他认为批评家最好的选择，就是千万别与作家交朋友，尤其与名作家交朋友。如果交了，那就是套在批评家脖子上的一副“枷锁”。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从丁帆本人来说，他认为是“枷锁”，可能跟他为人的风格有关。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与人为善之人，他见不得别人难过。其典型的例证是在大学学农时，故意放走偷队里棉花的一位女人，因为那女人自称正在哺乳期，家里孩子正饿得哇哇直哭[5]。一般这种心肠软的人，让他直陈作家朋友之短，的确有点强人所难。但个例终究是个例，代表不了更普遍的结论。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而论，知人才能更好地论文，这是人们大都认可的人生经验。如何“知人”？当然方法和途径很多，这里面有直接间接之分。一般来讲，直接“知人”比间接“知人”总是要更感性、更真切、更有情感的温度。换句话说，这种直接“知人”的效果应该更好。古人“纸上得来终觉浅”之语不是没有道理的虚言。既然如此，直接的“知人”对一个批评家而言仅仅只是枷锁吗？丁帆文中举了俄罗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例子，丁帆高度赞赏别林斯基猛烈抨击果戈理违反作家良知的行径。他俩的关系很好，果戈理还是别林斯基一手捧红的大作家，可当果戈理为奴隶制摆好时，别林斯基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我们的批评家可不可以向别林斯基学习呢？如果这样，那这枷锁就不是一种枷锁，而更是一种责任和鞭策。当然，国别不同，国情不同，在中国这样做难度的确更大，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丁帆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种认识本身就是进步的基础。如果我们深入思考，我们还会发现，正由于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健康的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更困难（在中国，要建立哪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不困难？），也才能更彰显公正的、勇敢的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正如同丁帆评苏童、评毕飞宇，并通过对俩人作品中不足之处的评价，揭示出长篇小说写作中潜在的危机。在这勇敢的批评和探索的后面，其实也代表了许多批评家内心最强烈的一种愿望。我们也可从这种自觉地勇敢地探索中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的文学批评抱有更多的信心。认真读丁帆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呼吁自由的独立的出自真情实感的文学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既不受“官”的挟持，也不受“商”的诱惑。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批评”》一文中，他真诚地呼唤：“尽力地朝着向‘真’的批评语境挪动，即使不能抵达真理的彼岸，但只要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奋力前行了，也就是一种对得起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回声了。”[6]这是丁帆的自省和自励，但又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省和自励。这种呼唤表达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一个群体的历史的主动精神。这是一种庄重的宣示，给人以坚定的信心。

二、丁帆学术实践之路的启发

批评家与作家要建立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有难度，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这里面有很多前提条件，其中批评家自身的学术实践之路和成长成熟至关重要。一个没有坚定的学术目标和学术风骨的批评家，要处理好两者关系基本不可能。这方面，丁帆的学术实践之路给我们以启发。

要了解丁帆的学术实践之路，不能忽略《我走过的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一文。此文最早发表于 2019年第1期《文艺争鸣》，后又收入《从“五四”再出发》一书，并以之为压轴文章。从题目可以看出，此文是文学自传。之所以注为（上），其实也为（下）保留了写作空间。这一细节可看出丁帆对自身事业的长远规划，也见证着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自信。文章当然好，有特色。仅从内容而言，秉笔实录，没有遗漏重要事件。从“伤痕文学”到“二次启蒙”思潮，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到为“十七年文学”作品翻案，从“清污”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十年文坛的风风雨雨，在文中都有反映[7]。从同龄人的角度审视，笔者认为这篇文学自传客观公正，真正体现了自传的“真实性”这个最重要的价值尺度。“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更是自传的生命。没有“真实性”，就没有真正的自传。这种“真实性”不但体现在具体的人生经历和过程之中，更体现在情感的流露和思想的表达上。

例如，在文首，他开宗明义，公开表达他在写作中秉持的价值观包含三个元素，其中首要的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精华——批判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无一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不要轻视这种公开宣示的勇气和内在价值。因为，当代中国的确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缺乏科学的认知，不仅自身不以为然，对别人的正确态度也大多呈轻蔑之态。丁帆却很勇敢，不但勇敢也很艺术，极有分寸。“精华”之语，既切合评论家的身份，也抓住了核心。括号中的注释，为真正的勇敢的批评提供了理论的底气，为一种更自由更独立更具在场意义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方法和武器，同时，这也是正确处理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又例如，通过对“五四”的“启蒙”失败的分析，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首先完成自我启蒙以后，才能完成启蒙的普及。”因此，他召唤开启“二次启蒙”，打破一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虚幻的“自言自语”。丁帆在文中还记载了在《茅盾全集》编纂过程中的一次“最大危机”。这个“最大危机”竟然是因为《新文学史料》公布了一则他们认为有可能对茅盾有不好影响的史料。当时的主持人叶子铭与茅盾的儿子韦韬“紧张地”一直“谈到下半夜”以商讨对策。丁帆对当时那种为伟人讳的历史表达了无限痛惜之意。他感叹道：“今天看来是可笑之事，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岁月里，人们的道德是没有想象的翅膀的。”[8]这些真实的记载和评价，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意义不可小觑。

不过，作为文学自传，最令我感兴趣的则是他关于治学的经历及心路历程。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治学经历和心路历程，不但对青年人有励志的作用，而且他对学术方向的思考，可以为青年学人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在文中，他认为“1978年至1979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份”。为什么“最重要”？因为这一年，他通过学习、观察、思考以及很好地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机会，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志向和学术方向。当时他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进修教师，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整整365个日日夜夜，像大禹治水一样，路过家门而不入，过的是从教研室到图书馆、资料室再到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学习和工作时间高达十四五个小时。而且作为进修生，他既要读书写作，也作为董健先生的助手还要额外承担许多其他的工作。如校勘著作，阅读研究生入学的材料，以及代为阅读作家书稿并写出初稿意见。可以说，这段生活繁忙而充实。他也在这种繁忙而充实的进修生活中，找到了学术的方向，并以此为志业，辛勤耕耘四十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在确立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时，他的思考给人以启发。在早期撰写评论文章成功的基础上，他就同时着手于《中国乡土小说史稿》的酝酿与建构工作。为何他要主攻乡土小说呢？丁帆完整地阐明了自己的思考过程：“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一个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倘若对一个有着千年完形的农耕文明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空洞的理论研究，亦如盲人骑瞎马，是一个社会的盲视者。自以为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倘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是不可能对文学有着更本质的认识和研究的。鉴于此，我这四十年的学术眼光便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视域。”应该说，丁帆的这种思考并不“简单”，在“简单”中有深刻、有价值，值得青年学人仔细琢磨和借鉴。

丁帆的这种思考和选择至少显示出三方面的意义。

其一是确定目标的科学性。丁帆的这种思考和选择，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紧密关系的深刻的思考，是一种感性结合理性的思考，体现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体现了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更体现了对自身学术责任感的理解，是一种科学的选择。俗话说“题好一半文”，这种好题目好目标的确立，为丁帆学术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是实施目标的可行性。从丁帆的创作实践来看，他的这种思考和选择并不是好高骛远，而是充分考虑了实施的条件和可行性。这种可行性是作家整体思考、比较和权衡的结果，同时，也有前期成果作铺垫。因为早在1979年和1980年，丁帆就连续两次在全国顶级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相关论文。这个成果给了他信心，为他的学术志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是实施目标的坚定性。四十年来，丁帆的学术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视域，即使在早期因“三画”理论的提出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尤其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他一鼓作气，或单独或与人合作，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关于乡土小说的系列论文，不断深入推进相关课题研究，在乡土小说研究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术地位。当新世纪来临后，他深化自己的研究，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2007年）。他又特别关注乡土小说的转型，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2013年）。他还横向拓展，出版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2013年）。这些系列著作的出版，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对乡土小说研究的最高水平，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受到学界普遍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