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飞向墓地的老鹰
作者: 枣红马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三剑客”芒克、根子、多多,他们是北京三中初二七班的同班同学,乘同一辆马车到白洋淀,又同样都写一手好诗,故被称为“三剑客”。他们对当时的诗歌写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林莽
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根子。从13岁结识,近25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
——多多

引论:“解构—结构”模式创建了芒克的诗学情境。
谈到芒克,林莽先生作为白洋淀诗群的诗人,显示了他的见解的深远性,“在中国,他的诗名远不如他的诗歌所应得到的光荣,但我相信,他的诗歌会被人们不断地发现。因为他的诗歌标志着一代人潜在的心灵历程。”[1]这段评判至少表达了这样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对于芒克诗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高度,但以后将会不断地有新的认识;二是芒克的诗是那个时代一代人的心灵的标志和诗学的高度。
“第一个意思”不仅仅是林莽先生的预言,也是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当代两大诗派即白洋淀诗群和今天诗派最为迫切需要人们对其深入认识。虽然人们在多年前已经开始研究,但距离他们创造的诗学以及史学意义上的实际影响还有很远的距离。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写出芒克他们灵魂世界深处的诗学情境以及那一代人的诗学高度。
那么,芒克一代人的诗学高度在哪里呢?
从林莽先生对于伊莎的诗歌评价说起。“他的《车过黄河》其实和朦胧诗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他也是利用大的社会背景来完成这首诗。如果把社会背景抽掉的话,这首诗就什么也不是。过去你们都说黄河是母亲是伟大的,我在这里撒一泡尿就过去了,这就是一种解构,和朦胧诗的本质是一样的。”[2]这里,林莽先生反复强调《车过黄河》与“朦胧诗”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差异”。当然,林莽先生认为自己和伊莎是很好的朋友,从感情的角度夸奖朋友几句也无可厚非,但从诗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伊莎与“朦胧诗”(人们认为白洋淀诗群是朦胧诗的源头,在朦胧诗群体中,芒克是最早进入现代主义写作的诗人),或者说与芒克以及白洋淀诗群却有根本性的差异,本质并不一样。
其差异就在于,《车过黄河》只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表现一种解构的写作态度,与后现代主义表面的“玩世不恭”和“任意嬉戏”具有相似性。而芒克不仅具有解构的写作态度,而且完成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文化的存在,具体说诗的存在,就在于结构—解构—结构的循环往复。解构之后或者之中,又能完成结构的创建,才能显示诗学的存在意义。其实,林莽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才说,“如果把社会背景抽掉的话,这首诗就什么也不是。”
一般来说,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否定性的,不是建设性的。其实,若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就会发现,他们在解构之中也是寻求建构的,只不过他们进行的主要是“社会建构”,即社会性批判下的建构。巴特勒在评判后现代主义时举例说:“女权主义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女权主义批判男性使用元话语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然而,“‘社会建构’这一后现代主义观点忽视了个体如何通过维护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关于他/她自身的叙事而建构自我的。这是理解个人创造性的关键性所在。”[3]而芒克在“解构—结构”的模式中,既有社会建构又有自我建构,从而完成了诗学情境的构成,完成了自己的诗学构成。这应该是芒克以及“三剑客”乃至白洋淀诗群的诗学高度。
社会建构—自我建构包含了社会、心理和诗学等复合内容,它反映了在社会情境中心理创造和诗学创造的各种力量的状态,从而集束在一个基础的诗学情境。诗学情境是一种诗化的审美性的境象,它包含“象”和“境”的两种存在状态。就芒克来说,他的诗学情境包含了诗化的社会情境和个人情境。
诗的本体是意象,本性是意境,而意象和意境都是在诗学的情境中萌芽和生长。你可以把诗学情境看作一整块广袤的荒野湿地:各种植物在湿地自由自在地随风摇曳,内在的生命动力促使它开花结果;各种动物亲昵和搏斗,繁衍生息,这块荒野湿地成为它们生存的世界,让它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生存。当然,你也可以提升诗学情境的境域,把它看作无边无际的宇宙整体。实际上,诗学情境是一个无限的精神宇宙,自由而无限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精神世界,它包含了诗的一切和诗人一切的创造和存在。
笔者在读到芒克《给诗人》这首诗的时候,虽然整首诗只是一个诗行,“你是飞向墓地的老鹰”,却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心灵间迸发,让笔者的感觉和思维无意识地进入芒克的诗学情境。“飞向墓地的老鹰”,不就是芒克白洋淀时期构造的诗学情境吗?不就是芒克当年铸炼诗魂的隐秘中心吗?诗魂,假如是胎儿,诗学情境就是它的胎盘。芒克诗学就是在这样的诗学情境中而完成。
诗学情境之于诗学来说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诗化的心理情境,它是诗人心理活动的空间,它是诗的意象的生存空间;二是这样的生存空间的精髓就是孕育,它对于诗学创造来说,具有强大的或者说具有无限的诞生力量。“飞向墓地的老鹰”,是在孕育搏击甚至是决一死战的追寻和抗争的精神力量,锐性而强劲,深沉而悲怆。它表达了诗人情感和精神的创造状态,表达了诗人心理世界的活动状态。
那么,芒克为什么能够建构这样充溢着锐性的力、悲怆的力的诗学情境呢?一个重要的本质的因素就是诗人具有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他们将写诗作为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探索诗学,还去探索历史、社会和自我的发展。只不过他们没有顺从口号时代反诗学的大势,而是以先锋派的姿态站在世界美学思潮的潮头,以现代主义诗学的感觉和思维表达自己精神生命的信仰。所以,芒克构建的诗学情境的世界里,就包含了逆构的诗学原理。逆构,表达了诗人在解构中勇于建构自己诗学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世界诗学思潮融合性发展,包含了颠覆当时流行的反诗学的精神,也包含了诗人先锋意识的诗学精神。
以诗人追寻和抗争的生命精神构建诗学情境,表达生命的精神和思想的信仰,取决于诗人的诗学意志。具有极其强大诗学力量的作品,一般来说都隐藏着诗人强烈的诗学意志,而诗人的诗学意志一般来说又以诗人的先精神作为思想和情感的支撑。鲁迅、白洋淀诗群“三剑客”、今天诗派北岛以及幸存者诗派海子等,都是铸炼“诗学意志”和蓄蕴“先精神”的现代主义诗人。
由此,从诗学情境、诗学意志和现代主义诗学三个方面来考察芒克的诗,我才把“飞向墓地的老鹰”作为解读芒克白洋淀时期创作的一把诗学的钥匙。
一、芒克诗学情境解读:社会情境和自我情境融合的灵魂境象。
关于诗学情境之于诗之于诗人的意义,生命诗学理论家于赓虞先生90年前在《论作诗》一文中说:“李白与杜甫显然是中国两位伟大的诗人,但所谓伟大,不在于他们韵律的调谐(有时候他们就不顾所谓律),而在于他们特有的情境,这情境就是他们的生命。”[4]于赓虞把李白和杜甫的伟大归结于诗学情境的构建,而又把诗学情境归结于诗人生命的表达,应该说他是我国诗学理论界第一次把诗学情境的意义上升到至高的诗学地位和境界。于赓虞是中国新诗第一位重要的生命诗学理论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他提出的诗学理念不仅深入诗和人的生命深处,也使诗学情境的建构成为诗学的重要内涵。过去无人能够予以重视,原因在于我们研究诗学的思路太过窄狭,缺乏理论研究的宽广性。
诗学情境是意象生长的土壤,是意境升华的基质。它是诗人心灵的整体性投射,它是诗的充满生机的孕育和生存的世界。诗的一切,不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不论是受难的话语的往复,还是生命力量的铸炼,都是在诗人构建的这个情境世界里进行。有的诗人在一首诗里构建一个诗学情境,有的诗人在一个时段或一个时期构建一个诗学情境,有的诗人一生都在不断深化构建一个诗学情境。这和音乐、绘画具有同样的艺术本质,因为音乐、绘画的创作也必须构建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情境。否则,他的作品将因没有意境而无心灵的创造性,艺术家则不成为艺术家,只能是没有生命力量的匠人。诗人作为诗和作为人,他的生命精神、诗学精神都蓄蕴在诗学的情境里,诗的态度、诗的意志、诗的情绪和诗的境界都蕴含在诗学的情境里。考察一个诗人,如果从文本的层面进行,你不论了解诗人的任何一切,这一切都会在他构建的诗学情境里留下或明或暗的印痕。因为诗学情境是活的,是可感知的灵魂世界。而诗的一切,都是在诗学情境这个活的灵魂世界里一直生长着。能够感知到诗人的诗学情境,就会向诗人的灵魂世界里迈进。
所以,“飞向墓地的老鹰”这个诗学情境就是芒克当时活的灵魂世界。
芒克为什么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为什么会越来越有更大的影响力,正如林莽先生说的,他的诗为什么会被人们不断地发现呢?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诗人构建的诗学情境是一个活的灵魂世界。
解构主义者打乱文本的结构,认为文本不过是对意义所进行的“随心所欲”的描述。所以,巴尔特和福柯对此宣称“作者之死”。但是,他们只是描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应该是“作者不死”,而“作者不死”的原因就是有了那颗活的灵魂。“作者之死”和“作者不死”的融合,这才构成了文本和解读的关系。当然,“作者不死”是有先决条件的,就是他/她在文本中构建了一个活的灵魂世界。
“活的灵魂世界”这样的诗学情境不仅决定了诗学的生命,也决定了诗学表达的成功与否。诗性的感觉和思维,诗化的生命境界追寻,一切一切的诗学事件都是在活的灵魂世界里发生,是它孕育了芒克诗学的情感、精神和思想。
把芒克的诗放进诗人曾经生长的土壤,在土壤里找它的根须,找它的血管,还有一直在土壤里活着的灵魂,那里是诗人灵魂的原乡。后来,芒克写了一首诗《死后也还会衰老》,有这样的诗行,“地里已长出死者的白发,这使我相信:人死后也还会衰老。”人死后也还会衰老,虽然这是一种诗性感觉,它却证明了芒克具有凸显的活着的诗学意识。诗人不仅感觉到当时的诗学情境是活着的,又能感觉到以后的诗学情境依然是活着的,这应该是诗学情境构建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芒克达到了。
诗学的灵魂如果不去衰老,那就要看其曾经存在现在依然存在的那块土壤,它的存在状态,就是社会的氛围和读者的精神创造的融合。现在的土壤,也可以说是读者在文本的基础上继续构建的诗学情境,它仍然是不老的生命动力,是“作者之死”和“作者不死”的既有文本的原生蓄蕴又有读者创造的生命动力的存在状态。
这就是说,“活的灵魂世界”是由过去的土壤(文本)和现在的土壤(读者)一起孕育、滋养而完成的。
这两种生命动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完美的诗学情境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有象征意蕴(文本的象征意蕴和读者的象征意蕴)统领着诗学情境,它就是诗的灵魂。这就是说,没有诗的完整的情境,意象就不会有总体的象征意蕴所统领,而象征的意蕴又是在诗学情境中萌发。当然,也有伪诗学情境的构建,作者被某种观念所强制,远离了生命精神的本性动力,其间没有了自我,便无从谈起“活的灵魂世界”。
完整的诗学情境和象征意蕴的统领这个结构性关系是诗艺创造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关系。所以,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家袁可嘉先生在评论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时候,认为李学西方象征派并不成功,因为他不注重严密的结构艺术,而法国象征派则用一系列手段暗示和烘托,使一首诗形成一个象征总体。这里,袁先生说的象征总体其实就是诗人构建的完整的诗学情境。构建了完整统一的诗学情境,作品才能有严密的内在的结构艺术。
而芒克就是构建了完整而统一的诗学情境。
诗学情境不仅需要完整而统一,在它的语境中,曲线越丰富,层次越丰富,意境也越丰富,美学含量也越丰富,就是说,诗学情境结构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
在诗学情境的多维度存在中,曲线反差越大,情感力量就越大。老鹰飞向墓地就是一种情境的反差,一方面是它的飞翔,而另一方面它飞向的竟是墓地,飞翔和墓地是多么大的情境反差呵!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对于白洋淀诗群影响很大的现代主义诗学鼻祖诗人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诗学情境中的意象联结和运行,巨大的反差成为他诗学表达的常态,给他的诗学创造增添了巨大的撼动力量。比如《共感的恐怖》这首诗,诗人在印象派先驱画家布丹画室中,看到描绘海滨和云的风景画,则写出了这样的诗行:“像沙滩一样碎裂的天空,我的骄傲映在你的空中!你那蒙着黑纱的云头!就是载我的梦幻的柩车。”他写出云头蒙着黑纱,是梦幻的柩车,这和如画的风景是多么大的反差意象呵!芒克的诗学情境正如上面分析的老鹰的飞翔和墓地的反差,它增强了芒克诗学意志的悲壮,也增强了芒克诗学的撼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