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千个字》的对照叙事

摘要：对照叙事是王安忆小说叙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呈现于其新作《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的这部小说从日常生活中选取对照组，并从中挖掘出不寻常的意义：热烈场面虽被置于主要地位，但需辅以平静因素调节叙事气氛；“亲近”作为人物的情感追求，却通过“疏离”来实现；明暗所代表的意义互相转换，传达出亲情与爱情的暖意；“重复”式对照呈现出人物心态的变化，隐含着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联结。对照叙事既是王安忆写作倾向的长期实践，也是她在创作中探求平衡理念的艰难之举。王安忆透过《一把刀，千个字》揭示了现实中的不平衡状态，充分表达了对平衡观本质的透彻理解。

关键词：《一把刀，千个字》；对照叙事；平衡观；文化重构

自1976年首次发表散文以来，王安忆作品的数量与质量并驾齐驱。长篇小说《长恨歌》显示了王安忆对上海空间深刻细腻的把握和充分有效的开掘，但她并没有拖延这次叙事之旅，而是不断尝试文学新实验，构筑了“百变式”的小说风格。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是王安忆近年的新作，以华人厨师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奋斗历程为主线，探索市井人物的凡常生活，由此展开在历史断裂之下，现实与记忆、子辈与父辈之间的成长史叙述。这部小说延续了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融入她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通过对照叙事，缓缓展现出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传达出对照叙事的文化重构意义。

一、《一把刀，千个字》的对照叙事解读

“对照”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为“互相对比参照”或“（人与事物）相比、对比”，类似于西方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都是通过对立项组合成完整的系统。但“对照”的范围要略宽于“二元对立”，对照项在对立的状态中还凸显出融合转化的趋势。对照叙事是指在小说叙事中，叙述者主要以对照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建构语境基调、传达内容意义。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通过四组对照项建构文本，包括营造“热烈与平静”的小说气氛，寻找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展现人物之间的“亲近与疏离”，揭开情感的复杂纠葛；反向使用“明亮与黑暗”的意义，捕捉零散的关怀碎片；运用“重复”理论，展现人物于不断复现的场景中的成长变化。

（一）“热烈与平静”调节叙事气氛

气氛是一种小说艺术美，是作家在创作中不懈追求的文学风格要素。格诺特·波默甚至提出了“气氛美学”的概念，将气氛作为独立审美对象解构与再造。由此可见，气氛渲染水平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审美境界。

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极力营造一种合乎日常生活的审美氛围，并选择“热烈”与“平静”来调节叙事气氛。“热烈”占据小说的主导地位，小说题目就已体现出这一倾向——用来烹饪中餐的“一把刀”与灶台上的烹油烈火紧密相连。“热烈”或是活跃在人群涌动的物理空间，或是活跃在针尖对麦芒的情感空间，其中充满着高涨的激情。然而，它不可能是生活的常态，会很快被“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1]，所以当“热烈”逐渐走向高潮，实际上小说的气氛已经转入危险之中，正如小说中所写的：“盛宴其实是危险的引子，力量在失去平衡，暗暗倾斜。”[2] 王安忆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她在叙事中以“平静”调节叙事气氛，使其紧随“热烈”之后。在一张一弛中，热烈得以实现稳定的存续。

在具体分配这组对照项的笔墨时，王安忆详尽铺陈“热烈”场面，包括完整描绘烹饪顺序、食材和火候，细致交代节日庆典的前因后果，展现读书会大到主题和发言人的确定、小到茶水种类的细节。与此同时，她又以极简主义书写平静场面，穿插于“热烈”场面中。她常以短句调节气氛，例如，以终止音“叮”结束姐弟争吵的激越场面，消散“热烈”气氛，以“归于空寂”四个字平衡热烈带来的喧哗。这样的对照设置一方面在不断循环转换中有机统一了小说的整体氛围，将看似矛盾的场面架构于平衡之间，推动故事平衡式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读者的审美疲劳，给人以日常生活的真实感。此外，“热烈”的大量笔墨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平静”的极简手法又使故事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读者能够深入其中，体会到小说人物的失望与空虚以及无所适从的迷茫感。

（二）“亲近与疏离”化解人物矛盾

叔本华曾提出心理学名词“刺猬效应”，指刺猬在冬日里适当保持抱团取暖的距离，以避免彼此尖刺伤害的现象，以此告诫人们交往时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应疏者密之，密者疏之。《一把刀，千个字》中人物的性格、经历和特定的场景会引发矛盾，导致出现紧张气氛。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场面之下，王安忆让人物效仿刺猬，保持一定“距离”，或亲近或疏离，以此实现互补式、妥协式的平衡。

“距离”表现为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远近。在物质上，“距离”体现为不同人物的金钱观：师蓓蒂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消费观念；陈诚与师蓓蒂独立与协作并存的生活方式；嬢嬢清晰记录支出的算账方式。这种物质上的疏离既是人物理性的表现，减少了人物关系遭受金钱异化的可能，也是他们传达爱意的中介，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从而在情感上拉近彼此的距离，实现价值观互补的平衡。在精神上，“距离”表现为点到为止的关心。在“父亲”“陈诚”“师蓓蒂”“姐姐”“嬢嬢”“母亲”交叉对照的排列组合关系中，他们对彼此生活境况的了解呈现出一种“熟而少问”的状态。多年未见的父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熟络，也不主动询问彼此近况，甚至显得冷漠，但父亲觉得“身边儿女围绕，很是高兴”[3]；师蓓蒂与姐姐关系紧张却又经常见面，她们熟知彼此近况，对话极少，却每一句都要争夺话语权，因此她们的友情“均衡强弱，结构越趋稳定”[4]。人物在排列对照下的社交距离拉近了，心理距离却被拉远了。亲情与友情在“近乡情怯”下，实现了妥协式的平衡。

王安忆深知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她精心安排《一把刀，千个字》中的人物关系，使其在物质上保持距离，在精神上也保持距离，以保护人物个性、防止内耗，维系人物情感、调和矛盾。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一把刀，千个字》，对照叙事，平衡观，文化重原版全文

（三）“明亮与黑暗”分割叙事空间

明暗对照最初是一种绘画技法，后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通过光与影、明与暗形成一种对照关系。通常越是黑暗，气氛越是紧张，光则代表着希望，但王安忆打破这种司空见惯的模式，让明暗互相帮助，行使彼此职能。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设置了众多明暗对照的场景，并对其有着个人的独特诠释。一方面，“明亮”化作“黑暗”：“下午两三点的阳光，照亮半间屋……心中生出不安”[5]，“明”代表了不安；“空气里隐约有一股子辛辣，来自白昼里的光照”[6]，“光”成为不平静的因素；“光从四面八方来，刺得眼睛疼”[7]，“光”是刺眼的，而非柔和的。另一方面，“黑暗”化为“明亮”：“暗”是紧张的休止，是关心的代表；“日光从窗外照着她的头发，黑亮亮的”[8]，“暗”是温暖的递进。

当房间内明暗同时存在，王安忆就设置外部工具将其隔开，使明暗相互转换，以此体现出她的空间意识。“松木楼板的拼接处透出丝丝缕缕的光……灯光熄灭，黑暗从四面合拢，闭得十分严实，仿佛有重力，沉甸甸的。”[9]木板作为分割符，将光亮与黑暗从物理空间上完全切割，寓意明暗必然存在，矛盾不可避免。“气温迅速下滑，空气里充盈着细密的晶体，暗夜有了亮度……推开家门，厅里黑了，父亲房间还亮着。他打开自己卧室的灯，那边便灭了。”[10]玻璃作为分割符，并未将明暗完全隔开，说明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彻底阻隔亲情的涌动。明暗搭配意味着等候，既承载父子之间的亲情，又见证时光的差异，显示出一种平衡，集中体现出中国人传统内敛的爱意。明暗分割叙事空间，又缓和紧张气氛，预留出充足的解决矛盾的时间，在循环转换中体现出王安忆的平衡审美。

（四）“重复”平衡叙事节奏

在米勒看来，“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式形成链性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结构”[11]。重复就像舞步一样，开始偏于凌乱，三四遍以后便能跟上节奏，手脚得以协同，画面得以和谐平衡。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将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复制，将不同时期的人物在同一动作、同一场景之下的不同心态形成对照，不断变换叙事节奏，显示出对“时间”的灵活把握。

王安忆在灵活运用重复理论时，一方面通过压缩或延长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平衡叙事节奏。例如，陈诚与黑皮在最初相处时无意碰到脚，俩人迅速闪开后再次肢体接触，于是很快熟络起来。王安忆在这里压缩了他们成为朋友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陈诚与师蓓蒂少时便在上海见过面，双方直到成年后在遥远的法拉盛再次相遇才真正变成朋友。此时，王安忆又让人物成为朋友的故事时间拉长到20多年，叙述陈诚与师蓓蒂的文字远多于与黑皮相关的文字。另一方面，在重复同一场景或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时，王安忆通常以其出现两次的频率展现人物形象的变化过程。例如，王安忆为人物在法拉盛初次见面的场景中设置了一个关于“案子”（桌子）的特写镜头。几年后这个桌子再次出现，意味着陈诚与师蓓蒂的“双档”事业计划的内涵，已经从“务虚”状态的设想变为“务实”状态的现实；陈诚成年之后更加成熟稳重，会偶尔感慨少时与黑皮的嬉闹时光，“觉得有趣，却也不是缺不得”，他对大西洋城的迷恋程度也在变浅，“兴致大不如前”。有时，王安忆在延长叙事节奏时，也会增加重复场景出现的次数。陈诚一家三次遇到同楼的女人，他们虽有基本的过话但无熟络的走动，这位女邻居想要和陈诚一家组建新家庭的真实目的也在三次见面的场景里逐渐显露。王安忆安排的这三次相遇场景，在延长叙事节奏的同时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建构，并清楚揭示了陈诚一家的情感空间不容侵犯。

二、对照叙事的缘由

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对照式叙事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的绝对忠奸到价值观的鲜明爱憎，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对照式叙事模式源远流长。许多作品通过对照的叙事手法，将被遮蔽的真相揭示出来。王安忆在对照倾向的创作实践中，与习以为常的生存事实和人生判断“唱反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展现出对“平衡”审美的艰难追求。

（一）写作倾向的长期实践

对照手法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她常以双线对照的方式来结构小说。她的许多作品通过对世界作对照式地观照与呈现，参与了严肃文学关于社会历史、时代命运的讨论。这种对照式的观照既是历史文化的内蕴指导，也是现实主流的外部性引导，更是艺术规律和个性追求的根本性要求。

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王安忆或是在作品中设置双线结构，如《纪实与虚构》以“成长”和“寻根”为双线对照，《长恨歌》中新旧两个时代共存于上海；或是设置对照人物，如《我爱比尔》以马丁和比尔为对照人物，从而展开了从具象的现实世界到抽象的观念世界的全方位对比；《香港的情与爱》以逢佳和老魏为对照人物，展现了他们之间由最初的钱色交易到最终的惺惺相惜的关系变化。在不断地对照实践中，王安忆“充满了怀疑、焦虑和渴望寻找确定性而不可得的焦灼”[12]，于是开始试图寻找新的确定性。

《一把刀，千个字》是王安忆对照实践的进一步尝试，她在小说中主要设置了四组对照项，以寻找生活与人物之间互补的确定性，小说中的对照平衡性强烈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维度上。同时，王安忆更加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她将舞台大大扩展，地域跨度从上海到东北、从江浙一带乃至到美国的法拉盛。此外，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竭力回避诸多现实因素，有意地抹去具体的社会历史变迁的痕迹，但她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却将社会因素变成前调，将政治作为经济变化、人员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展开了个体、时代与历史相互联结的大叙述。

（二）“平衡”审美的艰难追求

在创作上，王安忆自觉地与轻浮的潮流保持距离，执着地追寻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她认为：“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13]《一把刀，千个字》显现出王安忆的这种平衡创作思维，她通过对照叙事来寻求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对折中、中庸思想的内化，也是对传统中庸文化的新建构。1993年，王安忆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题为《可惜不是弄潮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下海”的看法，认为他们体现了“中国士大夫风气一扫而空”的现状，中国在一夜间从一个“重义轻利”的国度迈入追求财富、本能、欲望的国度，崇高的精神道德让位于富裕和繁荣。对此，王安忆呼唤“超越本能的孤独者”出现，因为“他们能看见大潮之下的潜静之流……他们生活在另一世界里，这个世界以精神的规律为主体”[14]。她将陈诚塑造为重义轻利的名厨，让他成为孤独的精神道德守护者，在这部小说中创造一个和谐化的、不断追求平衡的“心灵世界”。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一把刀，千个字》，对照叙事，平衡观，文化重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