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狼形象意蕴探析

摘要：“狼”在后现代语境中作为一种生态批评对象时常出现在文学领域。随着蒙古族作家不断对狼形象进行探索与重塑，为人们展现了在仇恨狼—关注狼—爱护狼的变迁过程中蒙古族人民背后的文化观念以及狼形象在从桎梏到解构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蒙古族；狼形象；小说

一、传统狼形象探析

狼形象在人们传统观念中较多呈现扁平样貌并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人们提到狼的第一反应便是恐惧、厌恶和逃避。狼在民间文学中也扮演着许多不好的角色。从“狼外婆”“东郭先生与狼”“中山狼传”就可分析出狼并不是一个好的形象。如“狼外婆”型的民间故事在世界各地都被作为教化儿童的故事，向儿童传达狼形象中“坏”的元素[1]。在“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中，人们揭露狼的恶性和撕开狼的真实面目，从狼的负恩联想到世人的负恩[2]。在人们固有的刻板印象中，“中山狼”成为作家文学作品中传达人们对阴险人物的情感并被自动划分为恶的替身和被排斥的对象[3]。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更是存在严重的“仇狼”情结，体现在汉语词汇中关于狼的词语有：狼狈为奸、狼狈不堪、狼子野心、狼心狗肺、鬼哭狼嚎等[4]。

古代描写狼的故事虽然有限，但是狼总是以邪恶的形象出现，这种深入人心的形象已经流传多年并成为邪恶的人的代名词。西方文学塑造的狼形象与中国传统观念下的狼形象截然不同，通过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作家们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打破了狼在人们心中原有的桎梏形象。虽然时代发展的脚步迅速加快，人们逐渐步入现代化、科技化的世界，但是人们日益依赖的生态环境状况却越发不容乐观。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狼文化”“狼文学”“狼图腾”等新质话语在文坛萌生并掀起了一阵“狼”风，与狼形象有关的文学作品也是数不胜数。“狼”在文学作品中不再拘囿于传统形象，而是更多地被赋予了人性、神性的特质，这也为学者们在研究与狼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学者们通过生态批评的角度，在对“狼”形象进行探析的过程中，融入自觉的生态意识与人性色彩。换而言之，作家们笔下的狼已经逐渐脱下人们对其带有的滤镜，开始具有本体讨论的意义与价值。狼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开始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死与共的新理念，批判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旷野的呼唤》《断头台》《怀念狼》中的狼形象，已经被作者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被纳入肯定性的形象体系中，嵌入人类的情感、思维而使狼达到“通人性”的境界[5]。狼作为草原游牧系统中最富有野性的动物，它对维持草原生态平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草场面积逐渐缩小，人和狼都是生态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方过度发展，生态环境就会失衡。当人们意识到狼在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解开了对其保守观念的枷锁。我国各民族作家站在维护生态、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文学创作重新审视狼形象，引导人们辩证地看待狼的“正反”两面性，在抒写狼形象的同时赋予作品本身自我反思的精神内涵。

读者经过爬梳、阅读众多与狼有关的小说，转变了惯有思维，开始正确看待狼的形象。自然图腾崇拜意识形成后，学者们通过对“狼”本体的多种考究与延伸，展现了狼在蒙古族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关键作用[6]。蒙古族人民描述狼形象时不再是单一地将它看作邪恶的化身，而是站在更高、更远的视点辩证地看待狼形象。虽然狼凶狠残暴，但是它在蒙古族人民眼中并非传统观念下的冷血动物。狼也有伟大的情感，它们在危难时刻会团结友爱、相互依存。

二、重塑狼形象

探讨“狼形象”“狼文化”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当代文坛掀起的这股“狼文化”现象，尽管不少人带有夸饰的成分，但作家们通过创作一系列狼文学作品，对狼文化、狼形象、狼书写所作的探索与解构，映射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整体状况，带给人们新的价值观念，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7]。随着各民族作家不断创作与狼有关的文学作品，狼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被频繁地重塑，从而确立了“狼”形象肯定性的地位。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通过“狼文化”带来强大的反思力度，让读者深度反思人性的复杂形态[8]。郭雪波文学笔触下的动物意象（狼、狐、鹰）被赋予“大自然的精灵”这种新的生命形态，他在描写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时，从另一层面书写了人类精神中的内省态度。他还通过聚焦草原万物生灵的书写，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反映当下生态状况，用他独有的生态伦理观为人类文明复归提供“形而上”的启示[9]。人们的思想水平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提高。虽然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也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当代文坛中的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将笔触伸向草原、伸向河流、伸向狼群，将狼的形象重新塑造给大众。只要是一个民族作家，那么民族意识必然存在于他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意识活动之中，并进而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10]。《碧野深处》《四耳狼与猎人》《人与狼》是我国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的代表作品，《碧野深处》还被编入《蒙古语文》教科书。这三部小说不仅写到了狼形象，而且狼形象在这三篇小说中是动态发展的，在狼形象发展的同时也侧面昭示了满都麦创作思想的变化。

《碧野深处》塑造的三种形象分别是：左小腿骨折的纳吉德；被猎人打伤的雌黄羊；母狼和狼崽。小说的主要内容是纳吉德想要捉住黄羊，显示自己男子汉的威风，而母狼和狼崽却把纳吉德和黄羊都当作捕猎对象，甚至对纳吉德更感兴趣，纳吉德由捕猎者身份转变为猎物。他经过换位思考，认为自己在狼眼里等同于黄羊，所以把一切恶的源头都指向狼，毫不犹豫地杀了狼崽。满都麦作品最初的创作反映了他将同情只给予黄羊，对狼则是充满仇恨的思想。而在《四耳狼与猎人》中，则主要讲述了一则狼知恩图报的故事。主人公巴拉丹为了赚钱买了几只狼崽，而幼狼把这当作对它们的好心饲养。后来狼崽中有一只生病了，巴拉丹用剪刀在它的耳朵上做了标记，将它称作“四耳”。当巴拉丹准备杀狼剥皮来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时，杭日娃制止了巴拉丹并偷偷放走了“四耳”。最后在巴拉丹受到群狼包围的时刻，“四耳”制止了它们的行为，解救了巴拉丹。在这部小说中，满都麦对人尚存仁慈，将狼固有的刻板印象转化为正面形象，发掘出狼知恩图报、有情有义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狩猎的态度也带有环保意识的倾向。在小说中，“盲人嘎拉桑并非生来就是瞎子”“瘸子海达布也不是从小就是个瘸子”，巴拉丹则是因为猎枪走火打断了他一条胳膊，变成“歪手”[11]。这些猎人相同的遭遇，以及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最后仅有巴拉丹得以生还的结局，印证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著名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2]在《人与狼》中，作者将狼的形象转变为复仇者。人类要将草原狼赶尽杀绝，随着一声令下，人们将狼群从四处包围。幼狼看见母狼倒地，就依恋在母狼身边，一些聪明的狼奋力逃脱想要冲出重围，却被迎头而来的子弹打倒在地。虽然在此次事件上狼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它们伺机而动，对人类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当年被阿司令剥皮之后艰难存活下来的两只狼也暗示了狼群必会绝地反击，人类将会受到狼群带来的惩罚。这两只狼在伤势恢复以后开始了报仇行动，先后重伤了阿司令父子。这两只狼的复仇故事，不仅在向世人警告狼群隐忍坚强的特点，而且诠释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人类对狼群的种种极端暴力的行为，赢得了一时，但赢不了一世。如果人们无端地伤害狼，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这部作品中来自农区的阿拉坦仓，彻头彻尾扮演着一个坏人的形象，他的成长经历也决定了他对待狼的态度，在他眼里狼永远是邪恶的象征。正是因为阿拉坦仓发布的消极言论以及种种抵触的行为，对狼群产生了巨大的危害，使得狼群数量不断缩减，从而对整个生态环境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通过爬梳上述作品，可以得知作家满都麦这三部小说中狼形象前后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狼形象个体的差别，而是满都麦对狼群体的认识和评判发生了变化[13]。如果用结构表示狼形象在满都麦文学作品中的演变过程，则为憎恶狼——感恩狼——复仇狼。满都麦使用批判性的写作方法，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各式各样的狼形象，为读者展现了人与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通过狼性与人性的对比，展示和说明在生态这个大的系统中狼性高于人性的一面，借以批判人性的残暴与贪婪[14]。换而言之，满都麦使用动物叙事的表述方式，反映了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关系，敲响了现代化社会中的生态警钟，探索着“天人和谐”这一更深层面的生存哲学。

三、当代狼形象比较研究

在文学作品中，“狼”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不再局限于儿童文学领域，而是被作家们重新架构了一个全新的狼形象，通过文学的创作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例如郭雪波的长篇小说《大漠狼孩》和中篇小说集《沙狼》、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阿云嘎的短篇小说《狼坝》等一大批与狼相关的文学作品席卷而来。在这些作品中，有些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漠狼孩》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首届国家生态环境文学奖。《狼图腾》问世后发行量飙增，成为国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并被翻译为法、韩、日、英等多种语言。在当代文学中也开始涌现狼文化现象，文学中的狼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狼形象塑造的基础之上，狼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部作品的生命价值[15]。这些新时期塑造的“狼形象”的代表作品，让“狼文学”广泛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其中包含的生态保护观念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提升了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

在《大漠狼孩》中，作者首先从环境角度出发书写辉煌的古城在沙漠深处成了零星出没的孤狼的穴窝。这个背景细节不仅在这部小说中有，在他写的其他作品中也反复出现，暗示着生态危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正如他在《大漠狼孩》末尾中写道：“面对苍老的父母双亲，面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面对狼兽绝迹、兔鸟被烹尽的自然环境，我更是久久无言。我为正在消逝的科尔沁草原哭泣。我为我们人类哭泣。”[16]其次，作者从描写狼形象的角度出发。在《大漠狼孩》中，公狼为了拯救中了圈套的幼狼勇敢地和村民对抗，即便双方力量悬殊，公狼依旧使尽全力想要咬断铁夹子的束缚。公狼在与人对抗的过程中，彰显了狼性的桀骜不驯，展现了狼性尊严。与此同时，母狼对狼孩坚持不懈地寻找，竭尽全力地营救，以及到最后为了救落水的狼孩献出生命。母狼对狼孩一系列的行为过程，尽显母性的隐忍与伟大。郭雪波在此作品中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对人性大胆质疑。他从“狼”的角度观看人类世界，发现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成性的劣性，从而对人性加以批判和审视。郭海波将狼不再描述为传统观念枷锁下那个贪婪的形象，而给读者呈现出它们天真无邪、团结协作、知恩图报的形象。

当然，人类的生态意识绝不仅体现在保护动物与环境上，更为关键的是从生态视域的角度对人性展开批判，对人类文化重新估定，以此达到自我反思的境界[17]。郭雪波聚焦自己的故乡，摘下对于动物意象原始的滤镜，为读者展现了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对大自然的忧患意识、对人性的反复揣摩，使他的小说不仅在狼文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在生态文学领域也显得卓尔不群。

《狼图腾》是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小说，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和温情的笔触向读者述说了蒙古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再现了一个丰富饱满、震撼人心的狼形象。他将自己去内蒙古下乡插队的经历视作一种机遇，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他才能够近距离接触狼、观察狼、研究狼，认真地倾听草原上的老人对狼的历史和传说的叙述。从表面上看，狼是人畜的天敌，它掏马驹、杀绵羊，时刻威胁着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但从生态食物链的角度看，狼就好比鱼类动物当中的“清道夫”。在额仑草原上由于黄羊泛滥成灾，所以在头狼的带领下狼群打围了一群黄羊。黄羊是“草原四大害”（草原四大害分别是老鼠、野兔、旱獭、黄羊）之一，它们会和蒙古族人民的家畜抢夺草场，所以，它们在蒙古族人民心中就是严重的祸患。当黄羊泛滥的时候，狼就发挥了关键作用，狼将它们赶进大雪窝使它们在惊吓逃跑的过程中掉进冰洞，狼群利用冰库储存粮食，来年春天还能有肉吃。狼就是这样默默维持着草原上的生态平衡，因此被众多游牧民族视为草原保护神。如果狼群有足够的食物，它们也不会来骚扰人畜。可是偏偏有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将狼群在大雪窝储存的黄羊装得满满当当拉回家，将所有的冻黄羊想尽办法拉走，一点儿都没有给狼群留下。然而，这只是人们侵犯狼群利益的冰山一角，点燃狼群复仇的真正导火索是用高额奖金举办的掏狼崽活动。这时的人们就像疯了一样，杀害一窝又一窝的狼崽。霍尔姆斯曾说：“我们应该懂得人们不应该不必要地毁灭生命或物种，不管这种毁灭性的行为是否会引起其他物种的痛苦。”[18]人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忽视狼群的感受。最终的结局就是人类驯养的军马群在狼群的重重包围下摔落冰河全军覆没。狼英勇无畏、破釜沉舟、心狠手辣、足智多谋的形象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毕力格老人说：“我也打狼，但不能多打。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19]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频繁迁徙的游牧民族，不仅草原对于游牧民族非常重要，狼对于游牧民族也非常重要。草原有自己独自运转的逻辑和文化，因此蒙古族在克服种种磨难和挫折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草原对于蒙古族人民来说是赖以栖息的家园，蒙古族一切的生产生活劳动都在草原这个生态环境中进行。蒙古族如果站在保护家畜的角度去大肆屠杀狼群，失去的便是百年以来的整个居住场域。《狼图腾》在姜戎的文学笔触下，为各民族展现了真实的狼形象和草原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影射了“进步车轮下草原上生命的悲哀”[20]。姜戎倾其大半生的时间完成的这部长篇巨作《狼图腾》，反映了草原万物之间蕴含的内在联系，让人们明白狼是一个值得去学习、膜拜的优秀物种，狼所承载的生态观念格外值得人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