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感怀与理性哲思中奔流

音乐剧《愚公移山》是2022年度河南省重点文艺创作项目，由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出品，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创制。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周映辰担任编剧和导演，旅法青年作曲家钟海阁作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担任艺术顾问，当代作家、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担任文学顾问。“愚公”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蔡鹏出演，“北大学子”由音乐剧《红梅花开》江姐的饰演者蒋倩如和第三届“音乐剧学院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温雅祺出演。

2023年5月27、28日，大型原创音乐剧《愚公移山》在北京中央歌剧院完成首演，并分别于6月3、4日及6月10、11日在河南郑州、河南济源圆满结束首轮巡演。该作品由中共济源市委宣传部出品，由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创制，依托河南当地传统文化与民间音乐风格特色，绘制出一幅感人、动情同时富含哲理性思考的当代中国文艺图景。

音乐剧《愚公移山》紧紧围绕着“愚公移山”这一中华民间传说而展开，同时在文本和舞台表现上实现了多线并行的故事架构，通过当代大学生“王宁”的视角，切入现实真实与历史虚构交织的时空线索，融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回望和传承。在父女间、师生间、情侣间的论争和辩述中，达成由知识性获得转向精神性获得的巨大飞跃。

本文对音乐剧《愚公移山》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主题“愚公移山”的历史象征与当代释义、剧中人物的文化形象塑造、艺术作品的美学表达和哲学阐释这三方面，通过对文本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1]、超越性研究三者的结合，予以本作品较为全面的解读。

一、作为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代表的“愚公”

“愚公移山”是中国传统民间传说故事，也是被当代中国人奉为国之经典的寓言神话。“愚公移山”精神强调的是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埋头苦干，这不仅是文化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代表。

《愚公移山》出自战国时期列御寇的《列子·汤问·愚公移山》，是人教版和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下册、鄂教版和统编版八年级上册的课文。由此可见，《愚公移山》不仅是每个中国人孩童时期就曾听闻的神话传说故事，更是我国当代青少年教育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篇章。通过对本文的译读、梳理和总结，中国的每一个青少年人都应当牢牢把握“愚公移山”的核心内涵，并且在实践中去验证和认可它的价值，这样才可复现出“愚公移山”的文化分量。

（一）历史记忆——沿袭千年的国之魂魄

“愚公移山”不仅是中国传说、神话、寓言，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记忆。这一类民间故事，除“愚公移山”外，还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都是华夏子孙所共同认可、共同传承的“对于理想锲而不舍的追求”这一民族精神谱系的外化。

不过，三者之间只有“愚公移山”的理想信念内涵更为深刻。除了不止不休的坚韧以外，“愚公”精神更包含着造福子孙、普惠千秋万代的伟大理想，这样的信念之火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力量，它蕴含在那些伟大的心灵之中，为老百姓带来希望的火种。同时，《愚公移山》的故事更是从对“智叟”和“愚公”的塑造中体现了古老华夏文明中哲学层面的“阴阳相生”与“辩证转化”。这样的哲理性思考也在该音乐剧中获得了多角度诠释。

从晋代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不同时期都有文人对 “愚公移山”进行援引和解读。在大趋向上，“愚公移山”的意义逐渐从晋、唐时期道家的超越层面转向宋、明时期儒家致用实践的层面，“愚公移山”锲而不舍、有志竟成的精神品格日益被发掘出来。到了1913 年，蔡元培在讨论人生的意义时就援引“愚公移山”的故事，将“小我”（个人） 和“大我”（群体）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傅斯年更直接地说自己的人生观就是“愚公移山论”，他相信不灭的群众力量是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而在丰子恺的漫画里，“大山”象征着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国耻”，而愚公和他的“子子孙孙”正在努力“挖”掉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国耻之山”……[2]

（二）当代释义——身体力行的外化诠释

“愚公移山”精神传承至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血脉。在当代中国，“愚公移山”精神重焕新时代中国人的活力，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塑中成为更加强大的象征。“愚公”这一典型形象、“愚公移山”精神这一形而上的象征，在形而下的不断实践中更加富有生命力。

首先，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将《愚公移山》一文作为该会的闭幕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两座大山，以愚公自称，表示我党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决心。[3]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救中国”的道路上不断奋进、勇往直前，不畏艰难险阻，坚定理想信念，将“愚公精神”彻底在新中国的土壤上扎下根来。

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愚公移山”的故事传递亚太经合组织（APEC）互联互通的精神，世界只有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协商、平等交流、互利互惠。2015年3月6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定要把老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放在心上，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表达“立下愚公移山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信念，再一次强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的奋斗意志。在2016年6月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李保国同志为镜，赓续他所留下的“愚公精神”，我们就必定能在全面小康的时代画布上，书写下新的篇章。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中原厚土河南省也已将“愚公移山精神”归结于河南四大精神[4]之一。河南济源是“愚公移山”的发生地，也将“愚公移山”作为当地宝贵文化财富一直传承至今并在当地不断地迸发出璀璨火花。现代“愚公移山”精神陪伴我们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成为济源的、河南的、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人类精神象征，不以时代的更迭为转移，永恒地具有其真理性，代表着中国智慧的大爱无疆。

（三）音乐剧作为载体——当代艺术表达

在众多舞台艺术形态中，制作团队选择了运用音乐剧这一当代的、年轻的、深受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样式作为其表达“愚公移山”这一厚重主题的载体。近年来，随着内地演出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综艺节目、明星效应所带来的音乐剧生态环境的向好，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题材选用音乐剧这一载体作为其表达方式。但事实上，在中国传说题材的音乐剧中，目前还并未出现精神性象征意义巨大的作品。对于神话传说而言，要想将其在音乐剧娱乐性表达的基础上作出不流入泛娱乐化的艺术表达，并且挂连当代人的心灵状况，通过作品阐发出新时代的精神信仰，是非常不容易的。例如2014年出品的以《聊斋》故事为主题的音乐剧《聂小倩与宁采臣》以及以《西游记》IP为主题的音乐剧《悟空》，其票房成绩和观众口碑都非常值得肯定，但在其内在结构性的表达所输出的当代精神属性和文化价值层面，却仍然有待于提升。

音乐剧《愚公移山》的主人公“王宁”正是在参与音乐剧《愚公移山》的排练中进而对家乡传统、对王屋琴书、对现代艺术有了更加饱满的思考，并且一曲《音乐剧与王屋琴书》，更是在以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并行的逻辑中进行了对当地文化价值的认同。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该音乐剧一定程度上也是“元艺术”，是关于音乐剧的音乐剧，这样的表达也许在世界音乐剧作品中是第一例。通过对当代的音乐剧和传统的王屋琴书互相确认，“王宁”也在坚守了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呼唤了父亲的意志。

二、主要角色及其文化形象

音乐剧《愚公移山》的角色对应的不同文化形象是该音乐剧独有的特色之一。几位主人公不是个别地，而是普遍地达成其所象征的人物类型。席勒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谈道：“艺术创作主要运用的是规定判断，作家需要从普遍出发去寻找特殊。”席勒赞同感伤的诗人，即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在理论上保持着一种思辨精神，试图把握绝对和理想的东西，在实践上不是服从自然，而是服从道德意志的要求。在该剧的人物塑造中，编剧有意识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例如在刻画现代主人公北大学生王宁和御风、北大教授邹老师、劳动人民王父的时候，编剧将自己对于这三种不同身份的象征特征进行了浓缩，将编剧理想中的社会角色复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角色不一定是现实中“实然”的存在，而是“应然”的存在。

（一）愚公——民族精神及民族生命力的象征

千百年来，“愚公”形象早已突破个体，正如“雷锋”一样，成为一类人的代称。老愚公是中华儿女的精神榜样，是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愚公”形象是现实社会榜样人格的典型，正如剧中列子所说：“在我写下愚公移山故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愚公的子子孙孙，又创造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被称为“当代愚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践行誓言三十六载，带领群众绝壁凿天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的缺水问题，更是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被当地群众称为“当代愚公”。这些继承了愚公移山志的人们，应当被作为被书写者予以传颂。但是在过往艺术表达中，“愚公”形象却仅仅局限于“愚公移山”的传说本身，愚公的本质属性与外部表征的关系挖掘得较少。

所以，在音乐剧《愚公移山》中，“愚公”形象不仅是被阐释、被作为象征的存在，并且也通过王宁爸爸、王宁爷爷等祖祖辈辈的坚持不懈的人物形象得以丰茂。从愚公伊始到王宁的父亲，他们都是踏实肯干、为民造福的典型。据此，中华古老的民族精神得以抒发，并且剧中也通过愚公的后代子孙来反映中国“当代中国”愚公——王宁爸爸，也就是当代扶贫路上的英雄形象。

通过愚公以及两千多年后的愚公子孙的在场，音乐剧《愚公移山》以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手法将华夏子孙的蓬勃生命力展现出来。愚公以及王宁的爸爸、爷爷，都对当下的困难毫无畏惧，剧中台词“你挖山，你的子子孙孙挖山；你修路，你的子子孙孙修路”，就代表着对华夏子孙的巨大生命力最真挚而恳切的自信。

（二）王宁——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王宁从家乡济源走出去，走到了首都北京，成为文化资源的解释者，成为家乡与外部沟通的媒介和桥梁。王宁使命在身，一是她自然地继承了父辈祖先的“愚公”精神，二是她需要寻溯“王屋琴书”的传统文化之声，三是她代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承载着的当代中国的文明形态。王宁作为整个音乐剧的线索型人物，不仅在剧中架构上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剧中内容上也承担着沟通古今的作用。

王宁在成长中慢慢地构建起了她的知识结构，因而她来到了北大。之后，经过在最高学府接受文化滋养，她又重新回到了济源。王宁的三首主要唱段《音乐剧与王屋琴书》《修路回忆》《一棵树》，分别对应着王宁对于家乡文化遗产继承和现代艺术媒介表达的思考、对于父辈挖山开路造福乡里的赞颂、对于自身反哺大地永恒生命的情怀。通过王宁的思考，她在不知不觉中迈入一个人生的新的高峰，她也从“实然”走向“应然”。

（三）御风、邹老师——追溯历史记忆，重塑文化结构

御风与邹老师是“跟随”着王宁一起来到王屋山的，他们的形象是作为当代有为青年、当代知识分子而出现的。俩人都因为音乐与王屋山结缘，更通过音乐与王屋山的传统精神产生共鸣与回响。

稍有不同的是，邹老师追溯的是王屋琴书，即当地民间音乐的支脉；御风追溯的是古琴即整个华夏民族历史音乐的支脉。通过对音乐的热爱，他们与当地的人、当地的文化与当地的精神发生碰撞，并且最终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有形的界限，实现一种极大的精神世界的丰富。这样超越性的命题在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但大多出现在爱情题材里，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杜丽娘和柳梦梅等。而在现代文化表达中，当代的中国文艺作品却渐渐地缺失了这样的艺术表达。反而，向来没有这种传统的西方文艺界给予我们很多这样的作品，不仅歌颂人类情感的永恒，还涵养现代文化症候。例如在电影《午夜·巴黎》中，主角因为对文学、艺术以及法国自由精神的追忆而获得了与20世纪初的法国暂时性的相遇。在此之上，音乐剧《愚公移山》中的文化相遇更具有中国历史性和民族性，邹老师和御风就代表着这样的文化精神，发出了强大的文化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