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醉心于现代派的诗学创造

一、掘开解读多多诗学的入口处：他“醉心于现代派”。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为《名作欣赏》杂志写过北岛、顾城、杨炼、江河、依蕾等诗人的赏析性诗评之后，着手写多多的诗评。那时候，手头的资料是《新诗潮诗集》，选取他的《陈述》组诗，但只写了几百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当时笔者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诗学功力还达不到，因为用一般的赏析式写作，不能够穿透多多诗中隐藏的灵魂世界。

这次动笔写多多，是因为笔者的选题是白洋淀诗群“三剑客”的诗学解读，写“三剑客”就必然要写多多，于是笔者细细品读他的诗作。他的诗作让我再一次感到，多多是当代最不易读懂的诗人，是最难读透的诗人。然而，那两篇解读性诗论已经写就，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开始构思。

怎么才能进入多多诗学的深处呢？首要的是应该找到并掘开它的入口。笔者想，寻找入口的路径就隐藏在他和当年诗友的亲身经历的资料中。

知情诗人齐简这样回忆：“多多曾经给我看他的两大本诗集，那是当时文具店所能买到的最豪华的三块五一本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题着俄国/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或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句。”严力回忆说：“多多手抄了从各种出版物上能找到的西方现代诗。”甘铁生回忆说，他和白洋淀知青谈圈子里流行的黄皮书和灰皮书，“更多的是把自己欣赏的譬如惠特曼、艾略特、庞德、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杜琳娜、波德莱尔等的作品推荐给大家。”多多“醉心于现代派诗歌”。宋海泉这样回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对茨维塔耶娃又能了解多少呢？不过是爱伦堡的两篇文章而已。其一是20世纪50年代为出版茨维塔耶娃诗集时为其写的序，其二是《人·岁月·生活》中有关她的章节。但无论怎样，茨维塔耶娃对毛头（多多——笔者注）的影响不容忽视。后来发表的《手艺——和茨维塔耶娃》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毛头反其意而和之，但我认为这是读懂毛头诗的钥匙。”“茨维塔耶娃所有生活中孤独的苦难，温文尔雅的高傲，敏感而压抑的心灵，不被允许的爱，统统被以优美的辞藻、神秘的韵律，化作一行行美妙典雅的诗句，展示了她那金子般的心灵。毛头却拿着一把人性的尺子，去衡量大千世界里林林总总，一切扭曲的形象。……毛头用荒诞的诗句表达他对错位现实的控诉与抗争，以实现对人性丧失的救赎。但是这种救赎不是以受难，而是以沦落；不是以虔诚，而是对神明的亵渎；不是以忠贞，而是以背叛；不是以荆冠或十字架，而是以童真的丧失为代价来实现的。是的，这种救赎与罪恶之间仅一步之遥，真理和谬误之间不也仅一步之遥吗？理解这一点，就不难读懂毛头的诗。就不需要什么‘非理性的独特经验’来‘解读’‘发掘’什么‘象征’或‘隐喻’的意义了。”林莽这样回忆：“那时，多多已经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寻求。……经过了多年的寻求，可以说多多在诗歌的形式与方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多多自己这样回忆他当年的诗友，依群“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的味道”，“诗中更注重意象，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从13岁结识，近25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1]

从以上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来看，他们的叙述和评论大致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影响，形式，创造。（一）多多确实深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也受人们常常提起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二）从他对当年诗友的评论、受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以及他的创作实践三个方面来看，多多非常注重他自己说的“形式革命”，用诗学的概念说就是意象的联结和运行。（三）“三剑客”是同一个诗学星系，既有相近的时代精神和诗学精神的表达状态，又呈现各自的诗学创造。

掘开解读多多诗学的入口处，就从这三个方面入锹。一锹一锹掘下去，笔者发现甘铁生先生对于多多的评判一语中的，也认定他这是一锤定音：多多醉心于现代派诗歌，当然也包括诗人茨维塔耶娃以及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的诗虽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但她的诗具有现代主义的成分，主要就是形式主义的诗学运用。就是说，多多受茨维塔耶娃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艺术的形式主义理念的追寻和实践，具体到诗的创作，就是意象的创造。当然，也不排除多多对于茨维塔耶娃苦难而悲惨经历的感动。

强调艺术的形式在印象派画家那里已经实践了，到了后印象派画家那里，他们把形式主义艺术强调到了极致。而茨维塔耶娃与艺术形式有直接关联的应该是俄国的形式主义。据有关资料记载，雅各布森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学学科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等级，与普通的语言根本不同，普通语言指向外界世界，面对听众，沟通信息，而文学语言则以文学形式为中心，排除外向指称。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茨维塔耶娃就是形式主义者，但在她创作的初期正是俄国形式主义初起和盛行的时候，这就是说，茨维塔耶娃重视诗的形式有其时代和美学的社会环境。茨维塔耶娃诗的形式主义被认为是诗的唯美主义，生命力量的追寻和表达通过意象的唯美运行而蓄蕴，这是她的一首经典诗作《对您的记忆――像一缕青烟》：“对您的记忆――像一缕青烟，像我窗外的那一缕青烟；对您的记忆――像一座安静的小屋，您那上锁的安静的小屋。什么在青烟后？什么在小屋后？看呀，地板――在脚下疾走！门――带上了锁扣！上方――天花板！安静的小屋――化作一缕青烟。1918.7.10 ”意境充溢着浓郁的朦胧美，由此而说，茨维塔耶娃的诗是唯美主义并不过誉。

在西方现代派那里，袁可嘉先生认为：“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现代派作家大都是有机形式主义者，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2]形式即内容，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理念，我国道家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的阴阳图就是这种理念的表达。黑与白的组合，白中有黑，黑中有白，很难说黑是内容还是白是内容，也很难说黑是形式还是白是形式，它告诉我们，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这就表明，内容和形式的融合为一个结构体，这是道家基本的认知概念，只不过现代派更加强调和凸现了形式的文学品质和文学意义。

这个认知理念在现代派诗人那里，就是意象的联结和运行组成诗的本体，不仅仅是意象派。自从现代派前期诗人波德莱尔开始，意象的创造就成为现代主义诗学的主导性内容，并被西方大学文学教科书认定为关于诗的基本理念。意象表达诗人的感觉、情感、精神是内涵性的，富含深度心理活动，所以就非常难以理解，多多的诗就是这样。多多赞美依群的诗更注重意象，说他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其实他自己也在努力实践诗的意象创造。多多“醉心于现代派”，其中一个重要含义就是醉心于现代派诗学意象的学习和探索，并且以深度心理创造意象，无意识和前意识的感觉上升到诗学的幻觉，幻觉投射为幻象。不需要举例，他的每一首诗都是由这样的意象创造的。

多多“醉心于现代派”的另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否定和批判的诗学思维，这是现代主义诗学重要的诗学精神。诗人帕斯在他的诗学专著《泥淖之子》中对于这种精神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现代主义诗学的本质是对于永恒的批判，因为历史是冲突的存在状态，在历史冲突的情状中，不仅人与人，即使是社会，也会被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矛盾所撕裂。人与人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社会与社会的冲突，就产生了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撕裂、否定与批判的思维和精神。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察多多，他受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不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则应该是波德莱尔和西方现代派，而且是受深度影响。唯如此，才能够称得起“醉心于现代派”。

“醉心于现代派”这个描述意在说明多多接受西方现代派诗学影响深刻，同时对于现代主义诗学的实践全神贯注，融化于心。这与中国新诗拓展时期的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就在于多多不仅接受了表达美学思想的现代主义诗学精神，而且具有逆势的时代精神的蕴蓄。在论述芒克受洛尔迦诗学影响时，笔者用了这样的评判：“是他的血流进了自己血管里的影响。”这个论点仍适用于对多多接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评判。多多把西方现代派和中国现代派（多多明确表示，“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而艾青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中坚诗人）的诗学精神融入逆势的时代精神的血管里，流淌自己新生的血液。李金发多是“拿来”，少于创造，而诗学的创造必须是在自己身处的语境中、在诗人的精神和思想上的深处完成。多多对此的认识和实践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我们是一代人。”关于“一代人”的认知和概括，笔者很倾向于来自那个群体的林莽先生的表达：“希望的破灭，心灵的折磨，前途的渺茫，青春的向往，内心的抗争与生命活力融为一体，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批优秀诗人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成长的。”[3]“一代人”的精神表达，不仅仅是多多，也是“三剑客”乃至整个白洋淀诗群以及北岛等散布在全国的积极探索精神的诗人的概括。“一代人”的诗学创造不仅显示了当时的诗学水平，也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多多认为白洋淀诗群是新诗潮的源头，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当然，源头不一定是唯一的，犹如黄河的源头具有多元性一样，新诗潮最为经典的诗人北岛说为此他们准备了10年。两位大诗人（可能这是第一次这么称呼他们，还有芒克。联系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他们能够担当起这个称号）对于新诗潮的认知都是寻找到了直接的源头，“一代人”的精神表达则是源头的魂。这个魂，生命的魂，探索和抗争的魂，灵魂的魂，不仅表达了那时青年精神探索者的灵魂世界的激流（从表层上看是潜流，从内心上看则是激流），也成就了改变中国新诗命运的一代诗人。其实，他们说的新诗潮的源头也可以说是新诗潮的潜流期、孕育期。一代诗人是在“一代人”的内心抗争和生命创造的精神笼罩下积极求索，那个时候，“一代人”的精神求索最多的是文学的创造，而文学的创造最多的则是诗的探索。所以，“一代人”的精神是多多“醉心于现代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指向。（二）“三剑客”的诗学星系。多多认为他和芒克、根子是相近的诗歌星系，具体这个星系有哪些独特内涵，而又是如何相近，却没有论说或描述，他所说的“友谊、纠纷、对峙”应该是生活相。虽然，这样的生活相不能直接套用于诗学，但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考察他们星系诗学的侧面参考的依据。就是说，他们生活中有友谊，又有纠纷和对峙，对于诗学的认知也有不同，甚至形成对峙之势。比如，宋海泉先生说根子对于未来的回答是“不”，而芒克对于现世的回答则是“是”；同样写大自然，芒克挖掘出美，成为美的化身，而根子则是一个狞厉的魔鬼，从而透视出悲剧的精神。那么，多多呢？宋先生则是撇开是与否的评判思维，从美学角度的评判则触到他的诗学本质。正如上面引用的宋海泉先生的评判：“毛头用荒诞的诗句表达他对错位现实的控诉和抗争。”“三剑客”诗学星系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对于现实的抗争和对于自由与美的追寻，而多多则以诗学的荒诞性显示了如老黑格尔说的“这一个”。

关于多多诗的荒诞性，林莽先生提供了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是他当年手抄的诗行，“我蹲在厕所里，公社的喇叭像饭碗。”“清晨，太阳升起来，照亮了真理那红赤赤的烂屁股。”[4]从表层上看，多多的意象运行不是“唯美”的，应该是唯美的变形或变异，就是说这与茨维塔耶娃的意象表达状态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诗学的美。只是，多多诗学的荒诞性融入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在融入中去创造自我。这种创造就是在荒诞中融入玩世不恭的态度，荒诞+世俗，成为他白洋淀时期的一种诗学的美学创造。

“荒诞+世俗”对当时的和中国新诗历程的两种诗坛语境是极大甚至是极致的挑战。对于当时的诗坛（是诗坛不是诗学，因为当时的口号诗没有形成诗学）是一种颠覆性的反拨和批判，多多创造的诗学世界与当时的诗坛天差地别。而且不仅仅是对当时诗坛的颠覆，对于中国新诗诗学又表现出解构性的承续和发展。这应该是多多白洋淀时期诗学的最为重要的史学性意义。

中国新诗的开创和拓展时期，大致有这样几种诗的流向：一种是抒情型，以郭沫若为代表；一种是象征型，以李金发为代表；一种是社会生活批判型，以徐玉诺为代表。即使后来经现代派诗人戴望舒、艾青和冯至等的促发，中国新诗走向成熟，走向较为完美的现代主义诗学，但多多的“荒诞+世俗”的诗学表达在他们那里也未曾见到。虽然徐玉诺在拓展期写过具有世俗意味的诗作，但并没有达到极致，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而多多解构性的诗学，则表现了全新的创造，从而丰富了中国新诗诗学，推动了中国新诗诗学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证明这样的评判，再看他一首完整的诗篇《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1972。”多多的世俗意象诗学的深刻性在于世俗的意象里孕育着锐利的思想。多多荒诞+世俗的诗学表达，一般是在政治情境和社会情境的诗学语境中展开，这样的诗学语境是由“一代人”的精神和思想所决定的，也是“一代人”尤其是三剑客诗歌星系深厚的诗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