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刀锋刺入青春期少年的春梦

摘要：《水泥花园》采用后现代的写作技巧，以一个青春期少年的视角，讲述了四个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孩子遭遇的成长困惑和伦理崩塌的悲剧性结局。伊恩·麦克尤恩以敏锐的观察力注视着现代工业用水泥浇筑起来的生存空间里人的生存状态，以精准的感知力探触到了人类灰暗的无意识欲望层面，借着青少年“不可靠的叙述”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疮疖。麦克尤恩的写作如在刀锋上行走，他总是以冷峻的笔锋划开现实的粉饰，揭示荒诞又残酷的真实世界。本文试图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水泥花园》平静的叙事语言下涌动的现实批判暗流。

关键词 ：刀锋；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批判性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算是年少成名的作家，他27岁完成的处女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获得了1976年的毛姆奖，小说集分别从八个处于童年、青春期、青年阶段的男性视角出发，讲述了八个荒唐、魔幻、骇人的故事。写于1978年的《水泥花园》（The Cement Garden）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麦克尤恩仍然选择以一个青春期少年的视角叙述四个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孩子遭遇的成长困惑和野蛮生长后的悲剧性结局。中国著名作家余华曾说麦克尤恩是“在刀锋上行走的作家”，他总是以冷峻的笔法划开现实的粉饰，揭示荒诞又残酷的真实世界。本文试图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水泥花园》叙事暗流下尖锐的现实批判性。

一、以青少年“不可靠的叙述”揭露成长之痛

“我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我有时觉得是我促他走上了不归路。而且他的死如果不是正巧赶上了我自己肉体成熟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它跟这此后的事态发展相比就好像算不了什么了。”[1]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叙述人杰克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长了满脸的青春痘，不爱学习，有点儿叛逆，有时爱逞能，有时又缺乏主见。杰克本来和父亲在花园干活，没干多久竟找了个借口溜上楼，一边想着与苏和朱莉玩的“身体游戏”，一边自慰了起来。青春期的孩子是最难沟通、最难管教的，同时又是脆弱的、敏感的。麦克尤恩以一个青春期少年的视角进行第一人称叙述，既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又增加了故事的不可靠性。美国叙事学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 ）在《小说修辞学》中说：“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2]布斯提出的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是否存在距离。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我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我有时觉得是我促他走上了不归路”，该如何理解？“我”是否因为自己的偷懒直接导致患心脏病的父亲劳动负荷过量而内疚？还是嘲讽父亲的身体素质不济？杰克潜意识里觉得父亲的死和自己有点儿关系，但更多的像是为自己撇清关系。冷眼旁观父亲的死亡，为小说蒙上了一层骇人又荒唐的色彩，麦克尤恩就是在这个少年荒诞不经、似真似幻的叙述中，去接近事情的真相，进而以点带面去揭露普遍存在的可怕真实。

真实是什么？在杰克的叙述中，父亲是个专制、自以为是、对子女缺乏关心又十分严苛的人。四个孩子对父亲没有多少好感，“我父亲也已经是个半残废了，他将不得不和汤姆竞争母亲的关爱”[3]。孩子们甚至私下揣测父母其实相互痛恨对方，父亲死了正好称了母亲的意。这些对父亲不利的评价不论客观与否，都透露着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孩子教育的缺失，也为两个男孩严重的恋母情结埋下了伏笔。奥尔罕·帕慕克的名作《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采用“多重式内视角”①叙述，小说中的人物每人讲一段故事，每个人因为性格不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一种复调式叙述。除了安排不同人物参与叙述外，帕慕克还让一具尸体、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都参与了叙述，不仅增添了古奥斯曼艺术的神秘性，也让事情的真相扑朔迷离，形成“罗生门”现象。叙述者的话语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就是一种不可靠叙述。

杰克不可靠的叙述不仅是针对有关父亲的评价，他还经常会生发一些奇特的联想，有时浑浑噩噩，是梦是醒，是真是假，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他躺在地上晒太阳也能做起白日梦，大热天的在大街上闲逛还出现幻觉，把一个穿红外套的女人误认为是学校的老师，又误认为是母亲，最后才发现是姐姐朱莉。还有一些梦境与现实交织、虚实结合的叙述，也让杰克讲的故事模棱两可、真假难辨。“我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床上。”“我用手指甲沿那条极细的裂纹划过去，现在在我看来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把她埋在这个柜子里一点儿都不清楚了。当时似乎是一目了然的，是为了这个家庭不至于离散……我对她的脸的印象，我的所有记忆都最终化为乌有。”[4]就连与朱莉发生性关系的场景，杰克叙述的主观性也很强，似乎是朱莉主导着一切，他只是个做梦者，顺从地接受着梦中发生的一切。杰克爱浮想联翩、插科打诨的性格，加上他并未成熟的心智，令人怀疑整个故事的真实性。麦克尤恩早期的作品常以儿童的视角来讲述童年的故事，他用抽烟、喝酒、伦理错乱、懵懂性意识建构了一个怪异的叙事空间，以如梦似幻的视角放大极端的感觉。正是这些荒诞的故事，引发人思考现实世界里的种种现象是否如同社会秩序里潜在的意识形态所认定的那般和谐。左翼理论家杰姆逊的文学阐释理论认为历史与文本之间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历史真实往往以“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对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就是要揭示出各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力量。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里记录了卡都卫欧人（Caduveo）的面饰艺术，他认为面饰艺术是纾解现实中被压抑的对于族群内不平等和冲突的不满的一种象征性解决方式。杰姆逊很认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他认为文本本身有要表达的社会愿望。麦克尤恩通过杰克这个青春期少年“不可靠的叙述”，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青少年成长关注的缺乏揭露了出来。生长于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文化空间中的劳工家庭，父母的感情又不是特别融洽，杰克也只能封闭自己的内心。对性的探索和做白日梦的习惯，可以看成是他渴望成长、摆脱父权的隐在表达。他因为对外界和成长代价的担忧而退回自己孤僻的小天地，以封闭空间里的私密行为来充当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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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侃”[5]的叙述里，叙述人的心理意识占据了主导力量，读者只能通过各种叙述细节和文字里的蛛丝马迹去推断事件的全貌。那么，这个“哥特式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只是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春梦？如果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是否所有细节都如杰克这个叛逆又孤僻的小家伙说的那样？父亲真那么令人反感，还是青少年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作祟？朱莉真的主导了与杰克的乱伦行为，还是如同杰克每次自慰时都要习惯性地臆想着朱莉和苏的身体才能完成的成熟性标志？整个故事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杰克臆想的？关于这些问题，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是透过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的视角来呈现这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叙事文本有两个特点：一是诗性的，它是一种想象的东西；二是语言的，历史真实必然是修辞的，不可能摆脱虚构性。那么如何看待《水泥花园》这个文本所反映的真实性呢？一方面，杰克这个未成年孩子看问题是片面的，正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何况杰克还爱做白日梦，满脑子浮想联翩，连自己也搞不清楚是真实还是幻觉；另一方面，孩童的感觉是敏锐的，他们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童言无忌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真相。尼采赞美孩子的天真无邪，认为有些事经过成年人的矫饰之后，反而不足为信。麦克尤恩正是通过青少年“不可靠的叙述”去揭露成人不敢谛视的真实，以冷峻的姿态站在文本背后，以青少年成长遇到的阻力和伤害来批判现实世界的冷漠与虚伪。

二、家庭伦理畸形的禁忌空间

麦克尤恩本人生在一个有伦理禁忌的家庭中，他年少时在寄宿学校里遇到的来自破碎家庭的同学们对他童年敏感心理的影响，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家庭伦理往往和财产、能力、性、其他象征资本纠缠在一起。

性在麦克尤恩的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透过性意识不仅能反映人物的性格，还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立体几何》（Solid Geometry）里怪诞的性器官崇拜贯穿全篇，丈夫在性爱中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家庭制造》（homemade）、《蝴蝶》（Butterflies）都谈到了性启蒙话题。麦克尤恩显然受弗洛伊德影响很深，弗洛伊德把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力比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6]。《水泥花园》里的四兄妹分别是17岁的朱莉、15岁的杰克、13岁的苏和6岁左右的汤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性意识的困扰。刚上小学的汤姆处在“性器期”，这一时期需要父亲的陪伴和认同来帮助他培养男子气概，以摆脱拉康所说的“想象界”阶段婴儿对母亲的依赖。然而，父亲以粗暴的形象介入亲子关系，打破了孩子与母亲的整体性世界。汤姆非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健康人格，反而畏惧于父亲的淫威，进而转向母亲，寻求心理安慰，这直接导致了阉割的焦虑一直伴随着年幼的汤姆。根据杰克的叙述，父亲对汤姆很严格，总是故意用言语打击他，还利用母亲去对付他。太过专制的父亲没有恰当地引导汤姆的性别观，导致他穿裙子扮女孩，在朱莉那里寻求母亲的关爱。在母亲死后，汤姆更是把朱莉当作母亲的接班人，甚至干脆退回奶娃娃时期，直接睡在婴儿床上，通过哭闹来引起朱莉这个代理母亲的注意。然而，没有摆脱俄狄浦斯情结的不只是汤姆，就连青春期的杰克也渴望母亲的关爱和注意，不论是在8岁那年趁父亲和姐姐妹妹不在家装病独占母亲，还是在母亲去世后，看到婴儿床跟朱莉的床挨得近而感到恼火，都带有浓重的恋母情结。孩子们躲在浴室里玩的身体游戏更是令人惊讶。直到小说末尾，朱莉与杰克发生了性关系，懵懂的孩子对身体的探索彻底掀翻了道德人伦。四个孩子都被放置在了性困惑中，萌动的性意识不仅让杰克频繁地自慰，还在无家长照看的“孤岛”即将被德里克这个外人入侵时，推动了姐弟俩发生乱伦，欲望的错乱与情感的变形，让家庭伦理滚落至深渊。

显然，孩子们没有得到正向的性教育，专制的父亲缺席了孩子们的性启蒙，而慈爱的母亲似乎也没有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母亲发现杰克自慰，说了两句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在干嘛。你已经长成一个青年人了，为此我很骄傲……有些事本该你父亲告诉你的……你要继续这么下去，你就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每次你干那个，就等于失去两品脱的血。”[7]母亲点到为止的引导并未对杰克起到正面引导作用，他反而自慰得更频繁了。性启蒙是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的成长，来自家庭的开放、健康的性教育，对他们建立正确的性别观和性意识至关重要。即便是在思想开放的英国，性教育也是个敏感话题，它牵涉到孩子的自尊心，如果家长处理不好会触动孩子的防御机制，要再打开心扉就并非易事了。在小说中，透过杰克的叙述可知，家庭教育缺失了一大块，至于学校教育，只有零星几点笔墨，社会的规训也没有对与世隔绝的他们起到明显的作用。

除了懵懂的性意识之外，青少年渴望成长的权力欲望也引起了麦克尤恩的关注。杰克和朱莉在母亲死后，逐渐地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这一方面是因为母亲在临终前的交代，另一方面是由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对成长的盼望，这直接表现为对权力的渴望。母亲临死前把杰克叫到床边，做最后的叮嘱，而杰克心里想的是：“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她到底要离开多久，一种自由的感觉已经在我心里蠢蠢欲动。”[8]母亲死的时候，杰克心里隐藏着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这种大胆的想法虽然叛逆，甚至是忤逆，但也算是青春期少年的成长欲望压抑了家庭伦理。除此之外，杰克自认为身为朱莉的兄弟，有权过问她男朋友的事宜。德里克在台球馆介绍杰克是“朱莉的弟弟”，这种连名字都不提的介绍令他感到身份被蔑视。事实上，杰克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对权力的渴望，并不是在母亲死后才开始的。早在父亲死前，杰克在玩身体游戏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苏提出的当被探索的标本的请求，并透过一个想象中的烟斗发号施令，他就已经不自觉地开始学着父亲用男权象征——烟斗，来建构自己想象中的权力欲望了。

相对于杰克的父权文化想象，朱莉的女性意识显露得更加充分。朱莉大胆又能干，在学校里很有声望，有领导者的潜能，并且曾经对杰克嘲笑汤姆穿上连衣裙打扮成女孩而严厉地与之发生争论。她对杰克潜意识里的性别等级秩序感到生气，内心的女权意识不容许女性文化符码被男性嘲笑。母亲离开后，朱莉抽烟、逛台球厅、夜不归宿，都表现出大胆、有主见的女权思想。后来朱莉回归家庭，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显然她做得比杰克好，更重要的是她掌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俨然承担的就是当家主母的角色。就连后来与亲弟弟发生乱伦也是由朱莉主导的，这似乎是在暗示传统父权制度文化的瓦解。麦克尤恩在1978年写下《水泥花园》无疑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有意地探讨了传统父权与女权思想意识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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