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世俗性与自由

摘要：王威廉的小说关注存在的哲思，这种哲思具有一种固定的表现形式，即通过一男一女的互动，隐喻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的挣扎和超越。王威廉一方面把女性幻想为“神女”，塑造出一种哲学上的完美主体；另一方面也通过塑造现实中的“妻子”，表达神性与世俗性之间的悖论。他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重新审视女性，在他的笔下，女性不仅是世俗的也是神性的，在此基础上，男性完成对自身的“祛魅”。实际上，他借助女性形象所展现的，是某种超性别的东西，一种关于他者与自由的逻辑，以及自由的悖论。

关键词：王威廉；女性；神性；世俗性；自由

最好的文学大师，往往会在作品中不断地去探寻同一个主题。正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放弃对混乱现实的追索，转而凝视脚下的深渊，执着地深入那片抽象的存在领域。他们的每部作品，都像钉子，在同一个位置反复勘钻，最终抵达前人未曾到达的深度。面对王威廉的小说，读者也会有这种强烈而奇异的感受——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在同样的题材上反复深入，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这实为一件难能可贵之事。我们可以通过王威廉的小说读到余华小说的影子，甚至读到卡夫卡小说的影子，他描写现代人的孤独、绝望、虚无、荒诞甚至是对暴力的解构，无不带着“先锋”的色彩，但这种“先锋”又以一种温情的方式来呈现。王威廉曾说过：“在写作者漫长而繁杂的队伍中，卡夫卡与凯尔泰斯的身影在我看来格外引人瞩目，真正理解了这样的作家之后，我们的绝望简直像希望一样亲切。”[1]

王威廉的小说，虽然指向那个无可避免的绝境，但仍可以让人体味到一丝温情。这种矛盾，让他在当下的写作中具有某种“预言者”的特质，尽管这种预言可能是古老的、陈旧的，但正是这不断重复的“同一个主题”，让王威廉在小说中建构起一个完整和丰富的精神国度。他所创造的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方式，还有他思考“存在”的深度和专注度，使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80后小说创作的一种新高度”[2]。

一、两性互动的哲学思考

读者在王威廉的小说中很容易观察到，他所谓的哲思或温情常常有一个固定的表现模式，即通过一男一女的互动，最大程度地隐喻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种表现方式，与传统的爱情小说大相径庭，他虽然塑造出各种女性形象，却并不旨在表现人物命运的悲剧，也并不注重对女性心理过程写实化的表现。王威廉描述女性，其实是将女性作为一种象征物和男性思想的引领者，通过两者互动的过程，去呈现某种哲学性的思考。这跟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异曲同工，但是相比复调小说借助一个人物内心的独白来完成对话，王威廉的这种男女二元分立，是一种更直接的表达。从某方面来说，女性人物是男性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他们在彼此纠结的同时互补，完成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比如说，在《倒立生活》中，女主人公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性名字——神女。神女因为流产过一个孩子，进而想摆脱“重力”的作用，异想天开地与男主人公一起将家具钉上天花板，倒立着生活。他们的这种“行为艺术”，实为对一种不可能摆脱的规则（重力）的反叛，这种规则可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隐喻人类的无能为力和人生失去自由的悲哀。在这里，神女既是反叛规则的引领者，也是“我”这个俗世之人的精神伴侣。神女将流产这种命运中的偶然事件归结为物理定律，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未知产生敬畏与恐惧，进而有一种哲学式的荒诞感；而“我”，一个身上只有千把块钱、没什么正经工作的男人，承担着“失败者”的命运，寄身于这个倒立空间的庇护下。神女是一个创造新规则的“神”，是“我”心底想成为又不敢成为的那个人。

同样的故事模式出现在《辞职》中。女主人公叫鹳，是“我”相亲的第六个女孩子。“我”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想要辞职，但是其他人从来不理解，直到鹳认同了“我”的想法，并替“我”提交了辞职信。但是“我”接下来的不知所措，暴露了自己的软弱。从本质上来说，辞职与倒立的行为是一样的，是对规则的反叛和对自由的追求。但是自由的难度就在于，即使倒立着生活，人类还是无法像蝙蝠或者壁虎，真正利用或摆脱重力，而不为重力所束缚；即使辞职了，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我”还是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和现实隐忧。“想”和“做”是两码事，至少在男主人公看来，当辞职只是个想法的时候，他是安全的；但是当辞职成为现实，他就被巨大的不安全感俘获。甚至，当他知道鹳跟他一样想辞职的时候，他用自己曾鄙视过的思路和语言去反问鹳，甚至说服鹳。这就有点儿像现实中的人们，明明自己生活得不幸福，却一再劝说别人延续自己的那一套生活轨迹和行为规则。因为只有遵从规则，才能活在既定的安全范围内，这种现代人的思维惰性也预示了反叛的难度：真正的不自由并不完全来源于外界的规则，而是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思维定势。要突破这种思维定势何其艰难，有时即使想到，也未必能做到，每个俗世之人都有许多不得已的理由，所以才逐渐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这几部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包括《信男》中的小琪、《内脸》中的虞芩、《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的颜如水，都无一例外地触发了男主人公的某种内在激情。她们或迎合男主人公的某种另类想法，或与他有同样的爱好，或能指引他将思考的层面提高，进入哲学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她们将男主人公的想法付诸实践。女性，不仅成了世俗之爱的寄托，也成了哲思的启迪，甚至是神的化身。王威廉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描写到女性神秘而美好的肉体：“车灯一次次照亮了她，让她周身长满了光的绒毛。”[3]“我不敢正视他身边的女人，她赤身裸体，即使这么蓝的海水都掩不住她肌肤的乳白。”[4]“她朝气蓬勃的，穿一身紧绷绷的白色运动服，大腿和臀部像是气球表面那样有着光滑的弧度。”[5]这些对女性身体的描写，简洁而克制，带着一种超脱于肉欲的美感和诗意的性感。而且，这些女性都是爱好文学的，有一种真诚的诗性情怀——小琪是中文系研究生，神女是诗人，颜如水的妈妈写过先锋小说，《捆着我，绑着我》的女主人公是作家。她们仿佛是从作者的价值观中抽象出来，代表女性所有的灵性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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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页码：王威廉，女性，神性，世俗性，自原版全文

这种女性形象，在荣格看来，是一种阿尼玛原型。男性自身的心灵力量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并且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阿尼玛不仅是灵感之神，也是男性对于美好的想象：“她通过直觉与一种超个人的精神力量建立联系，在宗教领域内这种超个人之力可以表现为神性，或它可以人格化为伟人、艺术家、理想主义者、诗人等形象。”[6]这与王威廉小说中的诗人、“神女”形象不谋而合。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阿尼玛的原型一再出现，从《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到《雪国》，那些美好的女性形象基本脱离不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想象；同样，在中国，从《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双美合璧”，到《边城》中的翠翠，到《黑骏马》中的索米娅、《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以及《废都》中的唐宛儿等，理想女性形象大致都具有灵性-肉欲-母性的清晰分界。她们或是其中两种特征的结合体，或是与书中其他人物组成共同体，如《废都》中对于女性的幻想，就基本模仿了古代妻、妾、妓、丫鬟的身份模式。但无论是古代作品还是现当代作品，男性作者的文人趣味基本是统一的：他们从女性身上汲取精神能量，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满足。女性身上的种种美德，比如说善良、单纯、性感、乐于奉献等，实际是对人性的某种补偿性想象。在这一点上，作为80后青年作家的王威廉并无不同，只不过，在他的作品中，女性阿尼玛以更为直接和强硬的方式出现，她是符号化的、哲学化的，是作者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延伸。

而王威廉为何会选择女性来观照自身的内心，大概与时代本身脱离不了关系。这个时代的女权话语经历从主流到隐没的过程。曾经，在文化领域，女权主义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男权话语，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女性写作和下半身写作，就是当时的文化思潮的反映，但女权主义很快经历某种“回潮”，回归到一个边缘的位置，“女权”甚至有逐渐被污名化的趋势，可在很多时候，男性对于女性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强硬的女权框架中，这反映在创作中，就是他们建构的两性权力关系。在《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男主人公面对颜如水，一直是被动的。他既不知对方的职业、身份、电话号码，也对她的到来和离去丝毫没有把控之力。当一个女性面对性爱呈现出一种主动状态时，男性的那个自我防御的世界就会逐渐瓦解，他对于自己原本掌握的、志在必得的主动权开始产生怀疑，乃至于他逐渐丢失了价值观的建构能力。他不再相信世界的一切话语权是由自己掌控的，进而渐渐失语。这正如《辞职》中那个想要辞职的男主人公，面对主动的鹳，反而乱了阵脚，显露出自己懦弱的一面。女性的主动，其实是对男性存在的一种反证，当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男性是失语的、惶恐的，女性通过摧毁男性的想象，重新让男性定义了自己。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具有时代性的男女互动关系中，也隐含着某种疑问：男性心目中的阿尼玛，是否还是原来那个阿尼玛？男性所一直想象的那个单纯热情高贵的灵感缪斯，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吗？这个问题，王威廉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了解答。

二、神性下沉的隐喻结构

尽管王威廉以“神女”去幻想女性，并塑造出那个哲学世界中的完美主体，然而，在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中，王威廉笔锋陡转，让神女来到凡间，成了“妻子”。这里面有一种巨大的落差，这其实也证明了王威廉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反思。比如说，在《生活课》中，在洗碗这件小事上，夫妻俩产生了冲突，进而上升到对于生活“一地鸡毛”本质的讨论上。妻子受到周围姐妹的怂恿，要求“我”洗碗，在“我”第一次妥协之后，妻子故伎重演，“我”才意识到假如在洗碗这件事上彻底就范，以后就会丢掉话语权。“我”提出买洗碗机，然而妻子认为这是“我”不脚踏实地的表现。在一阵上纲上线的争吵过后，妻子认为“我”在小事上跟她计较，是不够爱她，而“我”也终于忍受不了妻子的质疑和无理取闹，对她生气地大吼“放屁”。故事最后，“我”对妻子妥协，答应以后洗碗，然而妻子却坚决地提出离婚。

这样一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地鸡毛》《烦恼人生》这类新写实小说，但它又是浓缩版的写实，是对婚姻生活包括两性关系的一种抽象提炼，日常生活的内核是荒诞——王威廉“没有去营构奇怪的故事，而是把荒诞建立在日常生活本身上”[7]。在这个浓缩版的婚姻故事中，夫妻双方进行着一种权力的拉锯战，并展示出内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作为妻子的女主角，将丈夫不洗碗视为不在意她、不爱她的表现，继而联想到丈夫以前照顾另一个女人的往事。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心态，实际上也表明普通女性对于自我，远远没有达到一种哲学层面的认同的地步。她们很容易将希望投射在某一种物或行为上面，将自己的价值附着在男性的肯定中。她们惯用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他不这样做就是不爱我”，暴露出自己的低自尊。并且，在小说中的妻子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两性权力拉锯战的悖论——理论上的话语权，与实际生活中的两性相处，其实真的并没有太大关联，反之，这种强行建立的权力话语，比如说谁洗碗、谁做主，其实真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日常的、没有更高意义的事情。作者在这里将所谓的性别话语权完全被解构了。意义是人为赋予的，而生活的所谓“鸡毛蒜皮”的琐事是恒常不变的，这就在意义与生活之间产生了一道巨大的、难以跨越的裂缝。

在妻子这类形象身上，我们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个囿于现实思维的女性，尽管最后她依靠“离婚”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但这种解放远远不是类似于“倒立生活”的这种哲学层面的解放。所以，王威廉写世俗的女性与神女，形成两个极端：作为诗人和缪斯女神的女性，引领男性的哲思，然而世俗中的妻子却跟所有普通女人一样，具有一副时刻准备着吵闹的庸俗面孔。在《倒立生活》中，有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描写：“她站在画架前，只穿着黑色的文胸和黑色的三角底裤，显得像是若干年后和我熟悉到脚趾缝的妻子。”[8]作者不经意间默认妻子就象征着世俗的庸常，以及妻子的形象就是这样随意的、熟悉的、不触及欲望的。但是这种评判体系，也隐含着某种父权婚姻的逻辑：男性只有通过贬低原型女性的价值，将阿尼玛变成“妻子”，才有可能获得一种稳定的婚姻关系；而在这种婚姻中，妻子不可能再成为阿尼玛，她从一个神到被贬为一个狭小家庭的操持者，她不再具有广阔的哲学上的指导意义，不再为男性提供哲思、美感及灵魂的震撼。这种逻辑符合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转变逻辑，却无法阻断男性内心对于阿尼玛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在作品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作者对于女性的欣赏和依赖，这是出于男性内在体验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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