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突围与当代文学的突破

摘要：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乔叶将“我”与祖母代际间的差异转化成方言和官话之间的内在冲突，“我”最终对祖母那套根植于乡村厚土且历史悠久的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同，彰显出传统语言及其所内蕴文化的无限生命力和永恒价值。乔叶在小说中以地方性语词为根基建构了地方性书写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地方性书写和文学研究中地方路径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有着反中心主义的立场，同时也都有着整体性的考量。

关键词：《最慢的是活着》；方言土语；地方路径；乔叶

乔叶是新时期以来河南女性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她的散文细腻有温情，小说深刻富有生活的质感和生命的实感。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将“我”与祖母两代人思想深处内在的冲突与调和外化为一种语言间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在小说内容与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小说中的方言土语不仅是一种人物地理身份的标志和对话的工具，还蕴含着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乔叶深沉的文化之思，体现出其对现代化潮流中民族性和地方性遭受摧残后的一种无奈和焦虑。同时，还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坚持。乔叶在小说中的情感无疑是复杂的，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她对地方性语言和文化的肯定，有着反中心主义的立场，铆合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地方性书写的整体趋势，体现出创作者对新时代文学是什么和文学的意义等艺术核心问题新的思考，以及对民族的当下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一种新的探索与实践。

一、乔叶在“文学豫军”中的位置

自新时期以来，文艺管理机制和体制不断健全，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也得到完善和落实，文学创作的自由性有了切实的保障。加之外来文化被不断引入所带来的刺激，大批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在这一时期被点燃，纷纷以笔墨来抒怀和咏叹，一时间形成蔚为壮观的创作局面，文学发展开始进入一种新常态。从整体上来看，在文学发展跨越了那段艰难的探索期后，创作方法日益多元，作品的形式和样态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在融媒体时代，文学作品数目上的不断增长并没有满足广大读者多层次的阅读期待和审美需求。电视、电影等以视觉形象为主要手段的艺术形式慢慢崛起，抢夺了大批的读者资源，挤压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空间。不可否认，网络文学等借助于现代科技和类型优势等条件，占有一定的文化市场，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然而，网络文学能否表征当下的文学现状令人存疑，或者说是网络文学的经典性依然不够明朗。在这样一种集体性焦虑之下，当代文学如何转型和突围，从而摆脱危机、获得新生，就成为一项紧迫的重大课题。新世纪以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等概念被提了出来，不少批评家有意识地从叙事主题和美学风格等方面为此建构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如杨庆祥就从“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1]四个角度论述了“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从这种带有地域性的文学群体的命名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概念有着无法隔断的旧的根基，“新”寄托了理论家和读者对当代文学共同的期待，更是对写作者的一种鼓励和肯定，而“旧”则显示出新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在当代突围的艰难性。从作家群体的创作实践来看，为了实现时代性、地域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作家在语言的选择上往往偏向方言土语，主要是一些日常化的粗野口语，文本中大量谚语、俗语和俚语等成为确证作家文学地理的标志，并成为文学获得突破的重要策略与手段，黄平就指出：“‘新东北作家群’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首先是语言的突围。”[2]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河南地处内陆腹地，地方性语言在代际传承中相对稳定和完整，尤其是在现代化还没有彻底渗透的偏僻乡村，以方言土语为主要载体和表现手段的民间文化，一直是河南作家写作的重心。因此，“文学豫军”在语词的使用和写作对象的选择上，都体现出许多相似的地方。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等一批男性作家进行了大量富有价值的创造性实践，随着乔叶、邵丽、梁鸿等河南女性作家开始崛起，并长期活跃于文坛，进一步壮大了“文学豫军”的社会影响力，她们以自我的女性经验和细腻情感将笔触延伸至历史的褶皱处，摸进人性的最底层，在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等多个层面执着探索，突出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实绩：其一，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征程中的艰难步履描摹了出来，尤其是对农民心理的把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冲击；其二，在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展示出中原女性身上特有的人格魅力。女性作家的集体出场，从根本上扭转了一直以来“文学豫军”的固有印象，彰显出新时代“文学豫军”在题材、语言、风格等维度上的开拓意识与开掘能力，乔叶就是女性作家的典型代表。乔叶先是以散文创作为人所熟识，后开始小说的创作，对于这次转型，乔叶在自述中作出了如下描述：“不过社会期刊的版面尺寸都有定规，所以我的故事都很短，最长的也不过三千字。写着写着，就觉得散文已经不能满足我了，于是就琢磨着该怎么把散文盛不下的东西给倾倒出来。”[3]作为从散文到小说的跨界者，散文是她的“旧爱”，小说则是她的“新欢”。对两种文体，乔叶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小说是旗袍，散文是睡衣。旗袍选料讲究，制作精良，如果技艺不过关，穿上不仅不漂亮，还会使你瑕疵全现，出乖露丑。而睡衣呢，因它是睡时贴身的最后一层衣服，所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舒服。”[4]从中也可以看出小说创作更加考验一个作家的知识结构和掌控能力，尤其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与把握上。

乔叶是从河南走向全国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大多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甚至可以作为映照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只有在理解语言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更加宏观的层面领会艺术的规律，深刻领悟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在语言的运用上颇具典型性，代表了当代文学发展和演变的一种方向。同时，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作者在小说中所寄托的理想和情感，再联系民族和国家的时代状况，在个体与集体、支流与主流等维度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从而深化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的认识，透过艺术的表象，感知时代的讯息以及艺术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和意义。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最慢的是活着》，方言土语，地方路径，乔原版全文

二、《最慢的是活着》中的语言问题

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是特定时期豫北生活的一个缩影，体现出强烈的地方特征，无论是语词的运用、仪式的描写，还是对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的提炼，始终都在围绕着建立一种地方性空间场域而努力，人物、事件等与周围环境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铆合关系，翻开文本，中原文化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如乔叶所言：“中原文化厚重丰饶，我深爱之。”[5]正是对故乡的这份特殊感情，才有了她在“小城文学”持续耕耘的历程，那座豫北小城也因此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中确立了位置，获得了无上的光荣。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乔叶以小城空间中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为主要追求，善于在人物情感的变迁中捕捉时代精神的脉动，通过对现代化这一历史潮流在地方的演进方式和规律的深刻把握，确定写作的对象，形成地方性的立场，从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新世纪以来困扰文学发展的“写什么”和“如何写”等关键问题。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以“我”和祖母王兰英俩人相处过程中的冲突与和解为中心，在文本中融个体性、时代性、民族性等为一体，突出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女性，在成长和老去的循环中普遍存在的延续与映射关系，“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新旧观念碰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独特的叙事角度和叙述策略开启了小城文学的新维度，也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6]小说尽管聚焦的是小城，但乡村也在作者的视域之内，而且是与小城一起构成二水分流的结构。城与乡在某种理想化的状态里，更应该是一种双峰并峙的关系，处于天平的两极，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在对小说《最慢的是活着》的文本细读中，我们会发现乔叶一直在刻意强调自己的乡土情缘，试图拉近自己和乡土之间的距离，因此，可以说城乡秩序在作者这里是失衡的。小说里除了直接宣称自己和祖母的籍贯外，还以大量当地方言和土语充盈文本，营造出浓烈的时空感，如“我”的名字“让”的缘起、关于嫁妆的计量单位“抬”、白面馍分“真白鸽”和“假白鸽”、与人关系不和睦被形容为“不对路”、灶里的火苗蹿到灶外称为“扑棱”等大量名词、量词和动词。方言和土语的生成与传播有着特定时空的限制，影响的范围比较固定，是一定区域内人群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的外化，更是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抓住了这些语词背后的文化意蕴，也就抓住了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从整体上来看，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具有地域特色的量词、名词和动词的使用还比较有限。乔叶这种选择降低了小说与读者之间的门槛，当一个文本中频繁出现生僻的地方性词汇时，对于特定区域以外的读者群体而言，在接受上就存在着认知的障碍，地方性的突显就必然会给读者构成一种挑战。但是，我们从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会发现，大量谚语、俗语和童谣等构成展示地方性和民间性的另一道景观，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女大三，抱金砖”“丝瓜要长还得搭个架”“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越是娇儿，越得贱养”“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小白鸡，挠草垛，吃有吃，喝有喝”“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钉”“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这些长句区别于那些生僻地方性词汇的地方在于其有着完整的意义系统，尽管部分语词也明显受了当地方言的影响，但对读者来说已不存在接受上的困难，反而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最为关键的是，谚语、俗语和民谣与民族的现实生活环境、历史文化积淀等直接相关，融民族性和民间性于一体，祖母往往是这些谚语、俗语和民谣的传播主体，而“我”则经历了从抗拒到认同的转变过程，由此呈现出不同代际间文化的差异。除此之外，在小说中还出现了流传于乡野之间的谜语和一些仪式性唱词，如在老家时，祖母和孩子们猜的谜语，“俺家屋顶有块葱，是人过来数不清”“一母生的弟兄多，先生兄弟后有哥。有事先叫兄弟去，兄弟不中叫大哥”“红门楼儿，白插板儿，里面坐个小耍孩儿”“一棵树，五把杈，不结籽，不开花，人人都不能离了它”等。在给灶王爷上供时，长辈主持仪式，并念念有词：“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在给受到惊吓的小孩治疗时，仪式也需要一段唱词加持：“倒三圈儿，顺三圈儿。小孩魂儿，就在这儿。拽拽耳朵筋，小魂来附身。还了俺的魂，来世必报恩。”

无论是地方性语词、谚语、俗语、童谣，还是谜语和仪式性唱词，除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外，还存在着一种外在的表意。在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时，我们必须充分结合言说的具体语境，才能深刻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如是什么人在言说以及在哪些场合言说、言说的效果如何等，只有进行深入追踪，才能实现从语言到文本的贯通。祖母和她的那些古老的语言已经融汇为一个整体，古老语言的命运和祖母在现代生活中的现实处境具有相似性，小说里的“我”最终理解并肯定了祖母的价值观念，是现代向传统的屈服，而古老的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是否还能够得到人们的珍视不得而知。由此，我们不得不从守望民族的根与魂的角度出发，对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行反思，显示出小说文本的深层次价值。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正是对中国现代化方向与路径这一万众关切问题的有力回应。

三、语言和地方性写作的关系

上述所举无一例外地共同指向了“地方性”这一核心艺术追求，“地方性”的提出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心论”，我们无法否认“中心论”在描述历史发展时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描述的缺憾也显而易见。以语言文字为例，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推广普通话为主要目标的语言文字工程开始大规模实施，普通话成为名副其实的“官话”，必然冲击着方言传播和语言习得，这种冲击波在文学上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变革基本都是从语言层面展开的，如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中，小说里地方性语汇大量出现，这些语汇不仅“是一种借此追溯精神之源、寻觅文化之根的工具”，甚至“一度被置于主体位置”[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得到强化，小说中语汇的使用也更加游刃有余，出现了诸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莫言的《丰乳肥臀》《酒国》等作品。普通话的读写依赖着一套规则和章程，庄重且正式，相比于“官话”的严肃性，地域性方言土语略显混杂，在小说中却更加生动、活泼和传神，成为许多作家藉以建构文学地理的重要工具，如邓友梅小说中的京味和冯骥才小说中的津味已经成为文学史家们的集体共识；而以陈忠实和路遥等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将关中方言推向了全国；刘震云、阎连科等“文学豫军”的主将，在小说创作中结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将地方语言有机融入，也引发了广大读者对河南方言的关注。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绩来看，“北方作家充分利用自己方言母语与普通话的兼容性，展示出了自己这一语言资源的优势”，而“南方作家由于自己母语方言与普通话的异质性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方言母语”[8]，造成了文学发展上的南北差异，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格局。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最慢的是活着》，方言土语，地方路径，乔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