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文学中的暴力书写的局限性

摘要：新世纪以来，在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心理变化的作品中，出现较多的关于暴力的文学书写。这类书写主要呈现为三种类型：为追求人格尊严和公平正义而使用暴力、因陷入身份认同困境无法自拔而走向暴力和因遭遇歧视和欺侮而走投无路被迫进行暴力反抗。新生代农民工文学中的暴力书写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也揭示了某些农民工的道德失范和人格扭曲，但很多作家缺乏一种对暴力的理性分析态度，他们往往过于激愤而陷入片面和简单，在思想层面无法实现对暴力的超越。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暴力书写；意义；局限

随着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映离开故土、进入都市的农民的进城务工生活，已经成为一大批作家观照当下现实的一个全新视角。这些表现进城农民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心理变化的作品，已经成为乡土小说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分支。新世纪以来，老一代农民工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一代农民工，日渐成为进城务工群体中的主力。这意味着，一个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出现过的群体，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并且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大批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也纷纷涌现，例如王昕朋的《漂二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人民文学》1997年第5期）、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长城》2003年第3期）、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项小米的《二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山花》2005年第1期）、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吴玄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艾伟的《小姐们》（《收获》2003年第2期）、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北京文学》2007年第12期）、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丁燕的《工厂女孩》（外文出版社2013年）、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作家出版社2010年）、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梁鸿的《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作品真实记录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活变化、身份认同、乡村记忆、城市体验与文化眩惑，表现出对底层弱者的热切关注，它们对新一代农民工心灵苦旅的及时发现与深入开掘，从文学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这些作品反映一个曾经的农业大国在进入工业社会进程中的种种阵痛，体现文学对时代发展和底层人生的深切关注，写出了城乡中国心灵史上的新篇章。

一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的成长环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城市有着不同于前辈的认知。与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有深厚情感、骨子里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将进城务工当作体验生活、追求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契机，在无意识层面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城里人，他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希望通过进城发展最终变成市民。然而，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和专业技能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又不能真正在城市扎下根来，因此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既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又回不去也不愿意返回乡村、本能地排斥和拒绝乡村，从整体上而言，他们与城市之间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这让他们遭到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拒，成为双重边缘人，于是两难处境造成的迷茫感和无意义感，让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人格撕裂的痛苦。因此，他们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尴尬和危险。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成长的过程中又较多受到城市文明的影响，因此他们就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忍辱负重，而是敢想敢干，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更独立和有主见，对自己的处境更为自觉，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比较高，也更容易对现实不满。他们对工作和生活期望很高，然而忍耐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却又远不及父辈，心理平衡度很差，再加上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些都会让其更痛切地感受到异乡人的尴尬，因此会有更严重的身份焦虑感，更容易出现斗殴、杀人或自杀，抑或其他破坏性极端行为。“文学无论是作为折射社会与人性的一面镜子，还是作为表达感情的一架竖琴，抑或作为惩恶扬善的教化工具，都无法回避暴力现象。”[1]于是新世纪农民工文学中就有了较多的关于暴力的文学叙述。小说中最常见的是极端反抗、快意恩仇和在自我戕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端暴力心理和行为。弗洛姆在《恶的本性》一书中将暴力总结为五种形式：游乐性暴力、反抗性暴力、复仇性暴力、补偿暴力和原始的“嗜血渴望”。[2]呈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学中的主要是反抗性暴力和复仇性暴力，根据动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以下三类：

（一）为追求人格尊严和公平正义而使用暴力。以张冲（出自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晓雷（出自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等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这一类“暴力”事件的制造者的核心诉求是对尊严、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这也使他们被迫以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证明新生代农民工们这些诉求的普遍存在。

《少年张冲六章》里，张冲是一个有些文化、内心叛逆、为人仗义、很有人情味的“问题少年”，高中辍学后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在城里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结果没多长时间就发生了暴力事件：他把某位公安局副局长的眼睛剜了出来，原因是：“在他的眼里，我们这些保安不如一只狗，他看都不看一眼。在他的眼里，娱乐宫的所有人都不如一只狗。”[3]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位副局长在平时实在过于飞扬跋扈了，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表明张冲在“他者的目光”（这里指副局长）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连狗都不如的保安，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自觉。可是对于这一“身份”及其包含的歧视，张冲并不认同，因此，他便找机会“收拾”了这位副局长。可见，张冲的这一暴力行为产生的根源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别人对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歧视，他要求自己被平等地对待，要求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这意味着他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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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冲一样，《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乡村青年，他也不认同父亲陈村那一套因循守旧、谨小慎微的生存哲学，不喜欢父亲给他做的让他好好读书的人生规划，而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晓雷从师范学校逃离后就去南方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涯，带着孤独的少年理想开始了自我价值的艰难追寻。由于年龄不大且缺乏社会经验，他第一次出门便被人以三百元的价钱卖到一家采石场从事繁重的劳动。采石场的老板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在他眼里，工人根本就不是人。更为过分的是，为了防止工人逃跑，他始终扣押着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晓雷知道真相以后，闯进老板的屋子将他失手打死，之后拿了他的钱包离开了，后来又进入一家日本老板开的服装厂当工人。这里的老板同样不把工人当人看，拼命压榨和剥削工人，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有一次厂里丢了一件衣服，老板竟然命令工人们全都跪下，并对他们进行搜身，当其他工人忍气吞声、默默服从的时候，晓雷又一次爆发，拿出尖刀对抗并且救下了被冤枉的孕妇。此举也让老板对他刮目相看，有意用高工资收买他，面对威逼利诱，晓雷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回到家之后的晓雷在发现父亲的工资被挪用之后，又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抗争之路，最终用生命换回教育局扣押乡村教师工资的真相。晓雷用自己不认输、不妥协的一系列行为，表达了内心深处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铁凝的小说《谁能让我害羞》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文本。一个农村送水少年无意中被一个女客户深深地吸引，于是为了引起城里女人的注意，他通过偷穿其表哥的西装、戴围巾和呼机等方式精心装扮自己，却被她一再漠视甚至厌恶，直到后来有一次停电，他扛着桶装水爬上八楼，累得气喘吁吁的他要求喝一口自己送的矿泉水，可没想到这样一个卑微的愿望却被女人一再拒绝，这让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和城里人是不平等的，感到城里人对乡下人是充满歧视的，于是一时冲动掏出了刀子，被女人误认为是入室抢劫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尖锐冲突。这些有了一定文化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往往都不甘于平凡，无法忍受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方式，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还很有正义感，在遇到不公和歧视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奋起反抗，于是就有了以上这些与暴力有关的故事。

（二）因陷入身份认同困境无法自拔而走向暴力。《明惠的圣诞》中一向高傲的明惠走出乡村来到城市，为了能快速挣到更多的钱，从而实现自己做城里人或者做“城里人的妈”的远大理想，她迅速改名为“圆圆”，自愿走上了卖身这条不归路。一次偶然机会，她遇到了一个离了婚的官员李羊群，投入他的怀抱做了金丝雀，从此以后过上了体面的城里人生活。但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后来明惠参加了一次李羊群的朋友聚会，发现参加聚会的女士们都很自信、漂亮和霸道，而她永远都成不了她们中间的一份子。她深深地感觉到，在李羊群和他的朋友们面前，她只是个圈外人，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她跟这些城里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自己其实一直不属于这个城市。那些漂亮自信的城市女人才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主人。明惠意识到虽然自己目前已经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自己的精神永远无法融入城市，永远是一个局外人。明惠的城市美梦就这样被击碎了，深重的悲伤和无尽的绝望让她内心崩溃了，在清醒的绝望中她选择了自杀。并且在死的时候明惠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像个城里人一样。

马步升的小说《被夜打湿的男人》（《小说月报》2005年第5期）是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书写中因为身份焦虑而发生暴力案件的另一篇值得关注的作品。青年农民牛二军进城之后找了一份送纯净水的工作，有一次在给高档住宅区送水时与被人包养的二奶吴竞结识。日子过得寂寞无聊的吴竞对牛二军产生了好感，并引诱他与之发生性关系。吴竞自认为是“城里人”，与来自乡下的牛二军相比身份高他一等，因此她要求俩人做爱只能在地毯上，不能上床，为此多次拒绝了牛二军上床的要求。而在牛二军看来，吴竞本质上跟自己一样，也是一个进城谋生的乡下姑娘，只不过稍有几分姿色而已。就这样，因为身份的区别，“床”成了横亘在俩人之间的一道屏障，牛二军也就陷入愈来愈严重的身份焦虑之中。阿兰·德波顿认为身份焦虑的本质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担忧我们失去身份与地位而被夺去尊严与尊重。[4]身份焦虑的核心在于担忧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而吴竞的所作所为就会让他失去尊严，最后牛二军不堪忍受歧视而一怒之下杀了吴竞，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缓解和释放焦虑。因为吴竞对他身份上的歧视已经严重危及他的自尊，制造血腥案件就成了他发泄愤怒、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

（三）因遭遇歧视和欺侮走投无路被迫进行暴力反抗。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城里人的歧视和打击时，由于心理更加脆弱敏感等原因，他们更容易被屈辱和仇恨等负面情感体验所裹挟，产生不公平和被剥夺的强烈感受，因此更容易在绝望和自暴自弃心理的支配下冲动犯事。《泥鳅》（尤凤伟，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中的蔡毅江本是搬家公司里一名靠出卖苦力为生的搬运工，不幸的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伤及要害，去医院救治却因为是农民工而被值班医生怠慢，后来终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终身失去性能力。不仅如此，因为没人愿意承担责任，蔡毅江还没能得到应有的赔偿，去跟搬家公司打官司，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最后官司也莫名其妙地败诉，在几番打击之下他的心态扭曲失衡，果断选择以暴制暴的方式，将自己的老板杀害并指使人将女医生强奸，最后成为城市黑帮的成员。

罗伟章的《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中的陈贵春怀着美好的人生理想走出大山，先是经受饥饿和被人毒打等肉体折磨，然后又被抓进黑厂干苦力三年并且分文未得。在饱尝灵与肉的多重折磨之后，陈贵春最终被逼成杀人犯，并很快被处决。于怀岸的《青年结》（金城出版社2010年）中的赵大春在宏鑫塑料厂做工时因机器故障失去三根手指，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面对老板仓明正的狠心绝情，他在愤怒之下用身上仅剩的2块5毛钱买了一把刀，冲进办公室举刀杀了老板，并抢走3万多元钱。《不许抢劫》（许春樵，《花城》2002年第5期）中杨树根和梅来到城里打工，为了找工作被中介骗去身上仅剩的一点儿钱，没办法梅来只好去抢劫出租车。杨树根好不容易找到刷墙漆的活儿，却一次又一次被拖欠工资，以致同乡罗小顺得了白血病也没钱医治。最后在杨树根的带领下，愤怒的民工们把工头软禁起来，成功地要回了血汗钱。以上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们的暴力行为令人十分痛心，他们都是在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时被逼无奈走上了犯罪道路，因此他们的反抗可以说是弱者和被侮辱者的绝命反击。他们身处社会底层，是最孤独无助的一群，平时的忍气吞声、退无可退和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怨气，很容易让他们失去理智。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青年农民工作为弱势阶层在现实中无路可走的困境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强烈诉求，这一类叙述的价值和局限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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