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摘要：《洛城花落》作为周大新酝酿了三年的封笔之作，是一部理性婚姻指南。小说以一对青年男女的成长路径为经，以“我”这一局外人的旁白为纬，穿插奇异书写与充满学究气的庭审实录，以夫妻关系为载体聚焦90后的生活困惑、生存焦虑与精神苦恼，文本在情与理的张力矛盾中完成对婚恋本质的探讨。

关键词：《洛城花落》；活法叙事；异质书写；性别隐喻；婚恋场域

向来以写乡土题材小说及军旅题材小说著称的南阳籍作家周大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的文本多栖息于豫西南盆地这一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地方史志等材料的援引使其小说始终蕴含诡谲、神秘、奇异的底色。据《周大新文学年谱》显示，周大新于1993年调往北京，时年43岁，在总后勤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由于作家念兹在兹的创作建构倾向，京城都市题材进入周大新的文学园地，《洛城花落》便是典型代表。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周氏的封笔之作《洛城花落》的书名意象源自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其容未动，其名先行，充斥着古典意味的书名为小说覆盖了一层淡淡的隐忧，基于这层底色，一段保媒拉纤的尘封往事徐徐展开，一场大动干戈的离异官司拉开帷幕。如胶似漆的新婚夫妻倏而冷眼相对，妻子袁幽岚将婚姻生活中的鸡零狗碎列数为丈夫雄壬慎的十四宗罪状，继而聘请律师对簿公堂。“结婚是因为相爱，离婚呢？”小说甫一开头便抛出这一难解之题，可以说讲述故事的过程也是解题的过程。在剖白文本叙述肌理的基础上，解构神秘主义，揭示性别隐喻，抽理诗学内涵，深入当代青年婚恋场域，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一、史料考据的文化姿态与拟纪实美学】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2]剧论家李渔极推崇结构之于文本的重要性，小说尤甚。我们读叙事作品既不能忽视以结构之道呼唤和贯穿结构之技的思维方式，更不能忽视哲理性结构和技巧性结构相互呼应的双重构成，如此，方可贴近文本，解读故事深层的文化密码。《洛城花落》以“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分为媒人之言、女方、男方、完婚、异兆、调解及庭审几部分。从事明史研究的男主人公雄壬慎所撰著作《中国离婚史》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始终，其父雄来文坚称编写此书冲撞难缠魂灵引发儿子儿媳婚变，而雄氏祖上关于离婚的两则史料也由此浮出地表，揭示出中国女权积贫积弱的先天不足属性与举步维艰的后天畸形路径。

于叙事结构而言，“活法”与“死法”相对，“‘活法’之‘活’，在于不受传统惰性所拘而投入生命精华，于同中见异，定式处知变通，组合时别出机杼。作者也由此将自己的生命转化成叙事生命。”[3]《洛城花落》有意突破传统重头尾讲故事的痕迹，以充满沧桑的笔触回望历史，缩短彼与此的时空距离，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女权凋零哀歌。作者甚至不惜用大量笔墨借庭审实录进入婚恋场域、揭示婚恋痼疾、还原婚恋实况，这种肌理分明的叙述是经过作者精心雕琢的。

小说中两则离婚史料分别由袁幽岚及其父袁德诚递交给“我”，父女俩均认为雄壬慎作为雄氏正统传人，承继了家族血脉的全部东西，其中当然包括婚姻中对女人的冷血、肆虐、狠厉。

第一则史料为“嘉庆二十四年（乙卯）雄氏宗族大事记——常蕴洁弃家弃夫一事”。雄氏凭着男丁不纳妾的族规在内淅界上享有美誉，由此大户人家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雄家。然而，雄谷丰娶了读过书识得字的常蕴洁为妻之后，仍不守“夫道”，破了耕读传家、戒淫戒赌的族规，他不仅狎妓、与寡妇厮混，甚至还意图玷污常氏待嫁的外甥女，被扣上乱天伦的帽子。基于此种种，蕴洁要和他解除婚约，永世不再回雄家为媳。在四次议会中，二爷振地、三爷振业等人纷纷提议痛打、监禁蕴洁或把她卖给土匪，甚至发出“咱们雄家的男人因了不娶妾的族规，本来就吃亏了，有谁出去偷吃一嘴，难道不应该给予理解吗”[4]“最早的娼妓是献身于神的神职人员，是很受男人尊敬的”[5]这般骇人言论。主事的族长三老爷无疑是荼毒女子的封建伦常的化身，他伪面善、假道义，看似为蕴洁主持公道，实则视人命为草芥，为保家族颜面提出为鬼、为尼两条绝路，要么三尺白绫、悬梁自尽、收棺入尸，要么青灯古佛、终身为尼、画地为牢。三老爷的人物形象大概对标于鲁迅《离婚》中的“文化权威”七老爷，常蕴洁也正像爱姑一样对统治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公然向夫权和族权叫板，却只得屈辱妥协。“大事记”并未交代蕴洁的结局，只说族谱上她的死期当是明日。短短一万余字的记录却是一个女子凄惨的一生，读罢令人不寒而栗，深深的无力感压迫心口，似有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历史的腥味就在嘴角。

第二则史料为一份案审笔录，即《民国二年内淅县案审卷之七：尤桂蕊·雄长青离婚案》。28岁的原告尤桂蕊自17岁同被告雄长青成婚后，11年间已生育三儿两女，却一直遭受包括性虐待在内的身体虐待，她的胳膊、前胸奶子、后背、内侧大腿分别有拳头打的、指甲掐的、旱烟锅烫的、竹片子抽的新老伤痕。民国初立，尤氏壮着胆子敲登闻鼓递诉状纸，呼号着：“我和雄长青离婚以后，就是沿街乞讨，冻死饿死，我愿意，我心甘，我认命，我谁也不埋怨！”[6]民国元年一月五日，孙中山大总统对外宣言：“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7]然而正像案件中万金佑承审所言：“如今民国才二年，县公署建立不久，审检所更是刚刚成立，承发历、检验历还未选定，又逢宋教仁先生不幸遇刺，上边有多道公文下达。”[8]民初新法未定，立法当局在传承前清旧律和顺势变迁中两难，仍施行《大清民律草案》，强调“不应离而离，则有悖于礼；应离而不离，则有义于乖”。此草案所认同的离婚原因第3条即为侵害他人身体、精神或生命，“夫妇之道，联之以恩，合之以义，若至相谋害，法律应尊重人命起见，应准断离。”[9]基于人道、伦理、法律，县公署知事秦义维宣判俩人离婚。然而，向来擅长“将恨意转化成见血”的雄长青，在即将宣判前恫吓其妻，扬言离婚后要买通土匪，杀光尤氏全家。尤氏生畏，只得认命，求改判不离婚。由于无代议官、无司法官、无参政权、无参法权，娜拉出走的精神困顿逃不脱、子君离家的“伤逝”结局不可逆，女性无法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近代史学家桑兵认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两性不仅是对立的两极，更是相互依存的两端，否则不可能维持平衡。某一性别的自我意识如果过于强烈或极端膨胀，必然导致破坏这种平衡。”[10]在宗族“大事记”中，常蕴洁不配冠以自己的名字，族长只用“谷丰屋里人”这个称号就把她打发了，甚至连祠堂都进不得，只能站在门槛外回话。这道门槛是封建男权蔑视女性的器物罪证，从嘉庆二十四年到民国二年，从常蕴洁到尤桂蕊，将近百余年间，女子的婚恋处境、社会地位并无实质变化，她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自我解禁。巧合的是，从民国二年到公元2019年，从尤桂蕊到袁幽岚，又是一百余年。在等差数列的时空间隔里，雄氏家族的三个媳妇前赴后继挑战婚姻场域中夫权的威严，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是女性意识觉悟的逐层大踏步。

桐城派文论家姚鼐主张文章刚柔并济，他曾言：“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11]《洛城花落》中两则史料的援引体现出周大新擅考据的文化姿态和写作倾向，而四次庭审实录的直书，则构成了小说的拟纪实美学，实现了刚柔并济的表达效果。“我”作为媒人，执意要去旁听这场离婚官司，探知离婚的根本原因，并全程录音整理，以期日后对两位战友有所交代。此般新颖的叙事结构，塑造小说之功用大抵有如下三条：

其一，通过庭审实录，还原婚恋实况。原告袁幽岚从日常种种列数出丈夫缺乏诚信、懒惰透顶、个人卫生习惯差、不孝顺、缺乏责任心等十四宗罪状，将其定性为两面人，“在家里，他就是一个懒蛋和蠢蛋；在外边，他倒像一个学者和智者，他是一个用两套面具生活的人！”她甚至通过跟踪丈夫，断定其与高中同学黄旻懿发展婚外情，继而对丈夫生厌、生恶、生恨，坚决要求离婚。双双毕业于京城名校的历史系才子、文学系才女婚后仍与人合租一套两室一厅，一家三口的生存空间极为狭窄，过着丢失知识分子尊严和体面的生活，热恋时的风花雪月、诗词歌赋、你侬我侬早已化为刀戈相见中的鸡零狗碎。小说揭露的是当代婚恋的普遍世相，雄氏夫妇亦是万千男女的缩影。问世于1987年的《烦恼人生》是武汉作家池莉的成名作，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开启了“新写实小说”流派，小说同样讲述了产业工人印家厚婚姻中的一地鸡毛。因此，我们也恰恰可以感受到《洛城花落》与经典的遥相呼应。

其二，插入次要人物，拓宽表现广度。袁幽岚请的两位女性律师焦蕴恬、冷婈均是新式女性的典范，前者离婚未再婚，后者坚决不婚，所以她们均用女权意识与女主人公站在同一战线，认为在婚姻中委曲求全既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有损当代女性尊严。

其三，列举海量数据，涂抹理论色彩。庭审中双方律师旗鼓相当，多次用调查数据批驳对方观点，以寻求对本方当事人有利的论点。例如，女主人公反抗无性婚姻，男方律师指出调查显示3824位20岁到 64岁的已婚或同居男女，每月性生活不足一次的人数高达28.7%。这般大量运用精准数据的小说写作方式实属罕见，可称得上是周氏的个人特色与一大创举。

【二、“兽”的人格化表征与异质书写路径】

我国小说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先秦上古神话，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这些根植于集体意识中的情感体验衍生出诸多充斥着神秘意味的象征体，繁殖出一系列可供后世文艺创作借鉴的母题、情节和形象。在文学史长河中顺流而下，楚辞、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聊斋志异》之流，对这种神秘秉性一脉相承，合力形成中国小说极具隐喻性和形象性的传统。南阳位于豫西南，与陕、鄂接壤，因此“中原文化入世、务实、凝重、坚挺的理性精神，荆楚文化的瑰奇、浪漫、神秘、艳丽的文质品格，铸就了南阳盆地文化的独特品质：现实与浪漫并存，凝重与飘逸兼容，重质轻文，博大雄浑而又浪漫飘逸，持重务实”[12]。对于周大新而言，故乡元素与想象建构组成了他的创作根据地，《洛城花落》中“牠”形象的塑造既体现了“兽”的人格化表征，又蕴含作者对于女性婚恋困境的哲学性思考，而对行将远去的婚俗、民俗的抒写则是一抹追忆逝水年华的苍凉底色与人文关怀的深层创作理想。

（一）“牠”形象

“我”作为媒人，试图挽救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奔波在京沪线上，坐上开往泰安的火车去见老战友德诚，请求他说服女儿改变离婚的决定。德诚引“我”到一个被灌木枝条掩映着的小山洞口，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洞竟有500米之深，中有庞然大物“牠”——一个类似黑猩猩但不是黑猩猩的巨兽。德诚年轻时采药不慎跌落洞中，被“牠”所救才得以活命，此后便与“牠”成了跨越种群的好友，多年间拟救其脱离山洞却始终不得。

《远流活用中文大辞典》中“牠”的解释为：第三人称代词，指人以外的动物，通常代指动物。类似于“牠”这一神秘意象的塑造是周氏常见手笔，《21大厦》中的“黑稚”、《第二十幕》中的“网格恐龙蛋”均属于此。此类意象并非脱离于故事主线的独立运用，多带有特定隐喻含义，与情节发展交织在一起，或直接指涉人物命运走向。小说中，德诚认为女儿正像“牠”一样，在婚姻中进退维谷，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境地。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库中地毯式检索人物形象，老舍创作于1933年的《离婚》中的北平财政所科员老李这一形象与袁幽岚陷入同样的精神困境。老李的家庭完整而标准，不过他不满足于过分实际、寡淡无味的现实生活，意图挣脱围城追寻诗意与理想，和这个世界进行精神抗衡，但老李的反思、犹疑、妥协并存，他认为：“夫妻们原来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将就是必要的；不将就，只好根本取消婚姻制度。”[13]老李最终携妻儿辞职返乡，完成由城到乡的回溯和闭环。老李的妥协心理恰好契合《洛城花落》的深层主旨，人对婚姻的逃离和反叛是庸常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下意识之举。此岸与彼岸、世俗与理想、爱与疏离，这些矛盾深深捆绑束缚住老李们和袁幽岚们，小知识分子的人格撕裂与痛苦集中体现于此。

（二）地方民俗

地方习俗向来是作家们偏爱之所在，不仅是因为他们熟悉故乡场域，素材积淀丰厚，易于书写，更是因为风俗与人情缠绕，形成特定的文化隐喻系统，契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洛城花落》突破了周氏以往写豫西南民俗的惯例，还涉及山东泰安地区的黑龙潭。袁幽岚带雄壬慎回老家征求父母意见，父亲劝其三思的言论惹恼了她，俩人在黑夜中走到了泰城东边黑龙潭下的大众桥头，做成了夫妻。当庭对峙提及此事时，袁幽岚解释说，黑龙潭里有一对淹死鬼，专门蛊惑人做错事，自己定是吃了糊涂药才那么冲动，宁可要父亲难受也要让男人快活。这里其实同样体现了女权对父权的反叛，“审父”是代际之间的永恒问题。“审父指的是主体抛弃了此前习以为常的对父亲的仰视的视角，进而以一种与父亲平等的姿态对父亲或者是具有与父亲类似身份的人进行审视，从而取得对父亲的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14]小说中多次借袁德诚之口说女儿总与自己对着干，这或许是袁德诚在女儿自幼的成长道路上过度强权干预所致，青春期女孩的极端逆反心理颠覆传统性别及伦常秩序。随着故事发展，袁幽岚的情感态度由叛逆转为悔恨、愧疚，这也意味着审父逐渐发展为寻父、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