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转型
作者: 安越摘要: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如何书写与建构宏观与微观镜头下的中国农村,成为许多作家共同思考与关注的问题。贾平凹的《秦腔》用独特的话语与视角描写业已发生的乡村变化,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全景图。在关于坚守乡土的老一辈农民、秦腔传统与农村转型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对比叙事中,集中呈现新世纪中国农村内隐的生命力与无法抵抗的失落感。
关键词:《秦腔》 农村 全景图 坚守 转型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为叙事题材与叙事对象的农村处于极具话题性与论说性的位置。从先行者鲁迅起,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以“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1],开启了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此后由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引出另一类农村“问题小说”,到关注市民世界但仍然将笔触触及农村的老舍,到为边地湘西而歌、对乡村进行总体叙述的沈从文,再到萧红、丁玲、赵树理等,无一不将关注点对准农村。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大部分地区都被农村覆盖,作家们无一例外地对这片广袤而厚实的土地充满了情感。他们的视角久久地投射到农村。无论是何种出发点,农村这个由自然、历史形成的重要场域为创作提供了无可争议的素材。

经由“十七年”直至新时期文学,在变革历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文学触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贾平凹的《秦腔》带着怅然与失落,以“乡土经验”与“中国故事”自然地以秦腔这样一种古老且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形式为载体,讲述以清风街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落寞的故事。诸多学者都自觉地将《秦腔》论述为乡土小说,而不是农村题材小说,便已充分地说明了《秦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情结。《秦腔》作为“乡土写作的重要界碑”,与贾平凹的“矛盾”“痛苦”“惊恐”密切相关 [2]。李星将《秦腔》定位为“视角独特,情浓意近的乡土小说文本”[3]。陈思和也指出,“《秦腔》正是通过对传统乡土文化式微过程中的各种现象的艺术把握来展开对当下农村社会状况的揭示”,因此,《秦腔》不仅关乎农村经济的式微,更直击乡土文化的没落[4]。
有学者指出,乡土文学是作家对故乡进行“有距离观照”的产物[5],《秦腔》自然可以归属此列。由此,便可以从乡土小说一脉来论说贾平凹意图呈现的“乡土经验”,并论述《秦腔》叙述乡土经验的特征、内涵与意义。
一、伴土而生:乡土经验的整体叙述
《秦腔》对农村与农民的叙述与描写带有着“乡土经验”色彩。要想论述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对“乡土经验”一词做出大致地厘定。“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农民靠土地解决温饱问题,土地是他们生存、生活、生长之所。中华民族也始终与“土地”相关联,“土气”天然地附着在农民身上。现代社会很难理解吃饭前要拍打衣服上的土、冬歇时邀请客人上土炕等情景。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乡村独有的亲切、热情、好客的表达,也是一种前现代的生活常态。
“经验”指人们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对客观现实的感性认识。有学者论及关于乡土“经验史”时,认为它意味着所关注的种种貌似宏大的问题,其实应当去日常生活的零碎经验中寻求答案。“经验”既包括文学经验与音乐经验,也包括情感经验与生活经验。“经验”之所以成“史”,是因为“经验”并非只与一时一地相关,若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将会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验”或许关怀着类似的问题[7]。在《秦腔》的创作后记中,作者谈到对农村、农民、土地的认识,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8]。由此,大致可以认为,“乡土经验”是人们体验感受到的关于乡村自发生成的、习以为常的事物、行为、情感、传统的认识。它发生自土地,无关于宏大叙事,而是在日常的农村生活中总结提炼出的“礼治社会”①传统。
因此,贾平凹在创作《秦腔》时,并未以启蒙视角来建构“清风街”,而是借助 “乡土经验”的叙述来达到叙事目的。开篇便已出场的人物——大清堂药铺的赵宏声,扮演了“乡村医生”的角色,“赵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瓷片放眉心的血,武林害头疼,眉心被推得一片红,被瓷片割了一下,血流出来,黑得像是酱油。”[9]这是作者的乡土经验与故事的交融。赵宏声用来打趣引生“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这句农俗谚语,更是充满着乡土民间色彩。原始神秘的气质也通过一代代的经验继承了过来,大婶老是头疼,浑身不自在,三婶就在水碗里立了筷子驱鬼,认为是鬼附身导致。日常的打喷嚏也被认为有着特别的含义,打一个喷嚏是有人念叨,打两个喷嚏是有人骂。乡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祖祖辈辈的经验是可以世代相传的,很多经验并没有学理考究,但能流传下来,那么它就被认为不会出大的岔子。
“农村的晚上没有娱乐,娱乐就是点灯熬油地喝酒、搓麻将,再就是黑灯瞎火地抱着老婆做起那事。”[10]农民是依附在土地上的,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伴土而生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土地上,也对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娱乐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在农村生活中并不占多少比重。《秦腔》里广袤的西北大地见证了老一代农民夏天义与土地的深情交织、相依相伴,展现了执着坚守的感人画面。而伴随之来的阵痛也流露着对于人物与历史的失落与感伤。
夏天义是清风街的老领导,心系着土地与农民,在传统乡土经济逐步瓦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初心,守护自己心中的 “理想之地”。新一届村官君亭的上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风街变化的转折点。伴随着一系列改革与变化的出现,夏天义与他的矛盾也随之出现。清风街的庄稼迟迟浇不上水,上了年纪的夏天义再一次主动地挑起重担,几天几夜没合眼,催促君亭、秦安解决问题。等到水库放水之后,才看到这位焦急暴躁的老农民瞬间高兴起来,仿佛一瞬间所有阴霾散去,留给他的是满足与热爱。作为老主任的夏天义,带着农民们筑河堤、 改造河湾滩地、修梯田、挖干渠、淤七里沟,每一件事都是与土地密不可分的,他也的确给农民们带来了希望。传统的“英雄”迟早有落幕的一天,但他对土地的热爱与付出成为了一生最好的“注解”。这位由传统土地孕育出来的农民,也自然将“乡土经验”发挥到了极致。他经常将土地挂在嘴边:“农民只有土地,也只会在土地上扒吃喝。”[11] “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12]“农民就靠土么,谁不是土里变出的虫?!”[13] “农民不侍弄土地,离饿死不远啦!”[14]到后来他要抠土吃,问起来他只说觉得好吃,土是好东西。在七里沟淤地时,当别人质疑他种了一辈子地,老了老了还种这二亩地干啥的时候,他只说土地不能荒着。与土地惺惺相惜的夏天义,因一场山体滑坡,永远地沉睡在了他深爱的土地上,这一偶然成为了人物最后的命运。
这种整体叙述,人物的在场与离去体现了作者关于乡土的忠实叙事。赵宏声说:“你说说,是清风街成就了夏天义,还是夏天义成就了清风街?”[15]古老的清风街因为夏天义的存在而变得厚重,一辈子扎根于土地的夏天义同时支撑起了乡土意义上的“清风街”。
二、文化失落:传统与现实交织下的乡村图景
小说主要以夏家家族成员为中心展开叙事。“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16]夏家构成了一个社群,它以父系方面扩大,逐渐形成一个家族。这是乡土中国“家族”的独特性。诸如《白鹿原》《妻妾成群》《红高粱》等作品,都体现了单系扩大的路线,父系一方的成员构成并不断延续家族的生长与发展。“家也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17]夏家的兄弟四个人按家谱是天字辈,以仁、义、礼、智排行。不难看出,即使在名字的选择上,都体现着夏家对儒家传统的美好向往,夏家也以父系成员的延续维持着家族的发展。
在清风街上,夏天义与夏天智作为家族的代表,维系着彼此的情感纽带。尽管夏家四个兄弟分了家,但是哪家有了问题,另一家总会帮忙出主意。但是,老一辈人用心维护的家族亲情,却在年轻一辈的碎屑与吵闹中逐渐淡漠。夏风在过年一切准备停当后却走了,身为家庭重要成员的他,在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日子离开了故乡,回到县城。他的离开更像是“出走”,舍弃曾经养他育他的故乡的一切。夏天义的儿子名为庆金、庆玉、庆满、庆堂,“金玉满堂”寄托着父辈对孩子们深情的爱和希冀,体现了传统文化无处不在的影响。然而,现实的失落并不是用简单的词汇就能填补的,儿子们为了照顾父亲的事情争相推诿、处处计较,将孝敬父母抛到脑后,家庭内部也矛盾不断。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继承父辈们对于亲情的重视与为人处世的道理;另一方面,夏家的矛盾也反映了当乡村大环境变动时,农民们无法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在时代的裹挟中面临着种种困境。当理想遭遇现实时,必然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与危机。
清风街的人们在戏楼下看戏,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已不再是为了看戏而“看戏”。出现混乱后,大家都无法使这场闹剧终止。此时,夏天义成了“定海神针”。这位老主任凭借其在清风街的威望成功阻止了混乱的继续。在后来的矛盾中,夏天义多次鲜明地充当着这样的角色。作为兄弟的夏天智,也同样如此。夏白两家结亲时,赵宏声觉得亲上加亲,夏家要“大鹏展翅”了,但夏天智回道:“胡说的,家窝子大就吃人呀?!”赵宏声便嘿嘿地笑,说:“靠德望,四叔的德望高……”[18]在之后的情节发展中,夏天智确实靠自己的德望处理了各种危机。“夏天智多活几年,清风街安稳了,我心也安稳了!”[19]对文化的希冀与向往,对乡土社会的赞美,无形中融入简短的叙述中。
传统就这样被积累下来,逐渐形成了文化。这些都不是靠强制力来运作的,它是从生活中习惯中逐渐留存的。人们公认的传统,可以有效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总可以见到乡间邻里间发生事情,有人出来主持公道,这个人一般是乡间有威望的人,他当“和事佬”就可以使矛盾纠纷以乡间的方式处理得当。这是乡土中国特别而实用的文化。当乡土社会某一天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制约时,这种文化就已经开始瓦解。
有学者指出,《秦腔》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甚至是乡土民间的藏污纳垢”[20]。作者并未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有意将整个叙述变得日常化。但在几乎平常的叙述中,仍能令人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作者有意选择了故事的叙述主人公引生——一个介于疯与不疯之间的人物。清风街上所有发生的故事都以引生的视角叙述出来。正因为“疯”,他好像拥有了全知视角,对所有的事情不动声色、不作评价,只是讲述事情本来的模样。“而‘引生’则不同,他不受任何视点的支配,不仅给叙述建立了强大的自信,他承载起作家所有语言经验和非语言经验,他可以是生活热情的参与者,也可以是角色之外的冷漠的叙述者,他在文本现实中与作家若即若离、时连时断、貌合神离,甚至进入一种物化状态。”[21]这个多功能的人物正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读者在乡土理想与现实间穿梭游荡,由此感知到叙事的巨大魅力。这一次,读者成了感受者与评价者,由物观己,历史经验与现实产生了落差,失落也无法再藏匿。
夏天智一心想让儿子归驯于自己的理想之下,在一次对话中,这种理想或多或少归于无果。夏天智说:“叶落归根,根是啥,根就是生你养你的故乡,历史上多少大人物哪个魂牵梦萦的不都是故乡,晚年回到故乡?”夏风说:“有父母在就有故乡,没父母了就没有故乡这个概念了。”[22]很显然,哪怕对孕育自己的故乡,父子俩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乡土社会在极速变迁中,丧失了它的理想面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理想经验在遭遇变化的现代社会时,产生了许多难以调和的问题。“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23]
秦腔的兴盛与衰落极具象征性地代表着清风街这样的乡土社会的命运。秦腔伴随着老一辈的人成长与经历,反映着并抒发着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剧院的邱老师认为秦腔代表着的是秦人独有的气质,这也是北方气质与南方气质的不同。而秦腔的忠实爱好者夏天智则是日日离不开秦腔,一听到秦腔人就精神了。不同的曲目也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展露无遗。清风街的高音喇叭时时放着秦腔,清风街上的人们是矛盾着的,听惯了有时会烦,听不到了心里又空空的。真实的描写,将传统文化的境遇传达了出来。在老一辈人努力呵护传统文化时,以白雪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文化传承者成长起来,振兴秦腔成为了秦腔艺术者们共同的愿望。但当遭遇现实处境时,夏风也表现出了不耐烦,“你爱秦腔,秦腔咋不爱你呢?到现在了,人都下岗了,你还不恨它!”[24]明显将艺术创造与生活现状对立起来。此时的秦腔已经不再是人们心中理想的艺术,而沦为物质性的等价物。文化的失落由此而生。于是,作者对清风街的描写不只是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