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种子

《2021年河南文学作品选﹒中篇小说卷》共选入九部作品，作者分别为60后、70后、80后和90后，不但年龄呈阶梯形，而且分布广泛：维摩来自黄河流域的豫西；赵大河、罗尓豪来自伏牛山腹地的豫西南；安庆来自太行山脚下的豫北；张运涛、邵远庆、李知展、甄明哲、王苏辛的故乡分布在淮河流域的豫东与豫东南地区，他们和如今活跃在文坛的刘庆邦、周大新、张宇、朱秀海、行者、刘震云、阎连科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河南作家，还有60年代出生的李洱、冯杰、汪淏，张晓林、柳岸、赵文辉，70年代出生的周瑄璞、乔叶、梁鸿、李清源、陈宏伟，包括80年代出生的南飞雁等，有着共同的身份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农村，他们都是农民的后代。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河南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作家，即便像李佩甫、邵丽这样出生于小城镇或干部家庭的作家，都有丰富的乡村经历与土地记忆。后来，他们要么考学、参加工作或参军，总之离开故乡的时间大多是在成年之后，但到了李知展、王苏辛、甄明哲，还有郑在欢、智啊威、小托夫等这些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这里，虽然他们也多出生在农村，可他们更早地离开了故乡，而且出走的路径也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作家很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像参加工作、参军、推荐上学等这些由权力所操纵来决定的生命历程，而是通过参加高考或者外出打工这样更为主动的生活选择，也不再集中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而是分布在上海、成都、西安、东莞等等这些相对更加自由的城市里。由于生活经历与文学观的不同，年轻一代的作家在写作上也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

一个名叫马洛的36岁的作家，通过网络向“梦想成真局”的审查官递交申请，他想和肖肖合为同一个人。肖肖出生在一个富商家中，童年缺少亲情，长大出国留学后形成叛逆性格，在不断索取和堕落的生活中四处寻找刺激，在父亲因车祸遇难后肖肖离婚再结婚，最后成了马洛的情人。堕入情网后他们难分难解，从网络“梦想成真局”的云门出来之后，合成一体的“我们”进入了对方的私人生活：“我们”同时拥有两个人的感觉器官，拥有两个人的思维，拥有两个人的审美，拥有两个人的价值观。“我们”有时会到马洛家，和马洛的妻子一起生活；有时会到肖肖的家，和肖肖的画家丈夫一起生活……

赵大河的《我。我。我们》（《作品》2021年第9期）是一部具有哲学意味的小说，“我们”暗喻着一个人的精神分裂，有着强烈的窥窃别人隐私的欲望。这部小说最初让我想起了卡达莱的《梦幻宫殿》，“梦想成真局”应该是这部小说里的一个重要意象，尽管后面被走丢了有些可惜，但小说的“我”在进入云门按下人生过往的快进键后，所回闪的他生命中经历的难忘的羞辱、羞愧、性的启蒙、初恋、失恋、自杀、偷情、婚姻等等往事，承接了他在长篇小说《我的野兽，我的国》中运用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同时，小说中对灵魂犀利地拷问也承接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侏儒与国王》所表达的主题。

1966年，赵大河出生于内乡县大桥乡灵山村，是我在河南文学院的同事，虽然在影视与话剧创作方面多有建树，但始终致力于小说创作，特别是新历史小说。2020年，他又有以腾冲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羔羊》发表，这和1969年出生于淅川的罗尔豪的写作十分相近，罗尔豪也写出了像《潘金莲的眼泪》这样的历史小说。

很难断定，赵大河、罗尔豪的新历史小说写作是否受到同样生活在南阳以写历史题材小说著名的二月河的影响，但罗尔豪在《潘金莲的眼泪》里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用意识流的叙事手法来挖掘隐藏在人物灵魂深处的精神世界，重塑了武大、潘金莲、西门庆和武松等人物形象，这和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让我们更加欣喜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赵大河、罗尓豪关注现实生活的小说。

一对无根的在城市里打拼的情侣站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前吹牛，男子对女孩豪迈地说，改天我请你在这里吃饭，吃最贵的西餐，米兰式小牛肉，乳猪和鹅肝酱，鸡蛋鱼子酱；吃过饭我们好好游个泳，然后在他们最好的房间，痛痛快快做爱；我们再去奢侈品商店，把他们最好的东西，芬迪、古驰、珂菜蒂尔全部买下来；最后他还说，我们把他们——那些富豪、当官的叫到面前，叫他们立正站好，给他们训话，谁不听话打谁屁股！那个名叫小吉的女孩快乐地应和着，好呀好呀，就这样！他们说得欢欣鼓舞，可生活的现实却是男子因去讨债被人打伤，女孩在小心陪伴的同时还说等你伤好了我们就分手。他们随后去吃火锅，女孩就着透着世俗烟火的火锅和男友讨论着要不要去做别人的二奶来养活他；饭后他们回到地下室潮湿的出租屋，他们就这样苦楚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就职的公司因为违法都被查封了，小吉要不是刚参加过马拉松比赛跑得快，还险些被警察抓走。男子重新找了一个卖保险的职业，但半月过后他的第一份业务是给情人买了保险，并在她自己都忘记的生日那天送给了她，直至后来小吉在大火里救人。小说塑造了一个内心柔软温润却意志坚强的女性形象。

如果你读过《安乐死》和《野猪林》，罗尔豪能写出《小吉快跑》（《长江文艺》2021年第2期）一点儿就不足为奇，《小吉快跑》在为我们呈现出辛酸的人生时光之后，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意义：我们太多的人都是在艰辛的岁月中无奈选择活着，虽然贫穷，但仍在不停地寻找温馨，哪怕那温馨只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一瞬。《小吉快跑》不能算是罗尔豪手中的上乘之作，但是我们却能从中看到他琢磨生活与叙事的能力。

罗尔豪的写作能力也体现在安庆这里：写下遗书的陈沉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掂着那把伴随他度过晚年的夜壶走向埋葬着他祖先的墓地。他要去寻死，不是因没吃没穿，不是因夜宿街头，也不是因儿女不孝，而是因暮年的生命已经无法排解的孤独与凄楚。伴随着他踏进积雪咯吱咯吱声的是在寒夜的朔风从夜壶里吹出的哨声，哨声在寂静的雪夜是那样的刺耳，像刀子一样割着我们的神经。可是，在白色的原野里走了一夜的陈沉木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村庄，在雪夜中迷路的他连墓地都没有找到。到了暮年的陈沉木就这样一次次地去寻死，可是，他却死不成，在寻死不成之后，他还要在世上活下去，还要继续经受活的折磨，这比生还要艰难的死亡，彰显出生命的无限悲壮。

在《一切漫长》（《四川文学》2021年第9期）里，安庆写生命日落的黄昏，写人到暮年的孤独与苦楚，写人类怎样面对死亡的来临，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安庆的文笔扎实，具有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比如写陈沉木的那把夜壶，这把被赋予了生命意义的夜壶，成为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朔风在穿过夜壶之后发出的哨子声，可以与人世间任何乐器相媲美。安庆也懂得尊重他的小说人物，即便是使用第三人称也是小说人物的内视角，始终贴着人物写，把老人晚年的日常生活琢磨到了骨子里，写出生命到了黄昏时刻的凄凉与无奈，写出了人到暮年无法排解的孤单与无望。安庆所塑造的陈沉木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张运涛和安庆均出生于1968年，同是“中原小说八金刚”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安庆生活在太行山脚下的卫辉，而张运涛则生活在豫东南平原的淮河岸边。张运涛的《赛马》（《湖南文学》2021年第10期）写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家族：我的父母与小姨，我的兄弟和表姊妹，还有我的后辈，一代接一代，春夏秋冬、风风雨雨，家长里短、酸甜苦辣，虽然平淡却生生不息，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息。

在张运涛的叙事里，人物虽简单却形象鲜明。就像小姨说话，表面是那么平静，但话里却深藏着惊涛骇浪。父亲意识到生命将尽，就把远的近的亲朋好友的家都走了一遍，最后，父亲要去淮河对岸的陈湾看我的小姨，母亲对我肯定地说：“看看你小姨”，但“小姨”没说出来，突然就泪流满面。在陈湾，在小姨和父亲那里，深埋着我们很难看到的秘密。在这部接近自传体的小说里，运涛把生活的秘密埋得很深，把爱恋与怨恨都深埋在他的文字里，看似平淡，而生活的河流里却处处布满了旋涡。那把被父亲装进帆布袋挂在门后的二胡，那把琴筒的一侧刷着红色的“毛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琴杆仍旧亮堂的二胡，与《一切漫长》里陈沉木的那把夜壶同工异曲，成为了父亲的记忆，父亲把忧伤深深地浸入二胡里，可是后来父亲再也不摸那把二胡，那把二胡里所隐藏的秘密仿佛早已摧毁了父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属于我们家族的曲子只能是“天上布满星”，像《赛马》那样欢快的曲子再也不属于我的父亲和母亲，当然，也不属于我们，那样欢快的曲子只属于灯光齐聚的舞台，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是的，生活就像我们的梦境，现实从来不是游戏，我们无法重来，就像淮河里的东逝的流水，永远无法回返。

二、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

一个杀猪的姓马，一个卖肉的姓张，两个本分的生意人因活路受阻，异想天开，决定到北京去闯世界，他们其中一个找到自己在京城做防水工作姓周的老表，学了防水技术之后开始另立门户；一个在河边摸虾捉鳖姓郭的小混混因结识了当地一个姓屈的住建局局长，两个趣味相投的人使用卑鄙的手段拿下了一块黄金地段的地皮做房产开发，东窗事发后局长把姓郭的给卖了，姓郭的就逃到了京城找到了姓马的周姓老表，姓周的认识一个首长，首长一个电话打到县里就撤了姓郭的案子，姓郭的就在首长的启发下在北京做起了房地产，并通过首长的关系从银行贷款拿下一块地皮，起名唐古拉公馆；因周姓老表的介绍，姓马的和姓张的来到姓郭的房产项目做工程。就这样，原本一个杀猪的，一个卖肉的，还有一个捉鱼拿鳖的，就在北京相遇了。后来他们为了摆脱资金的困境，姓马的借遍了亲朋好友，姓郭的不但注册了信贷公司非法集资，还重新注册了另一家公司，在利用新公司贷下一笔巨款后就人间蒸发了。公安部门很快以涉嫌非法集资罪和诈骗罪立案调查，对姓郭的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而那个姓周的和首长也不知所踪，最终，姓马的和姓张的成了替罪羊。

邵远庆的《马六甲案件始末》（《莽原》2021年第4期）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反讽小说，小说的戏谑与幽默风格因日常生活准确的口语得到彰显，叙事里人物的口语化不但彰显了人物个性，同时也推动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小说的意义在于：巧妙地利用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使虚构达到了艺术真实，并揭示出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本质。

像熟悉1973年出生于豫东西华县农村的邵远庆一样，维摩我也熟悉，因为维摩是王小朋的笔名。1979年出生的王小朋不但喜好足球、艺术和美酒，这位潇洒地生活在古城洛阳的编辑家而且写出了这部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黄梅路鱼铺简史》。和《赛马》不同，《黄梅路鱼铺简史》写了一条街，写了在这条街上居住的人们：陈鱼家、有余家、老丁家、陈校长家、任海潮家，写了豆腐西施李脂或台商老吴或老丁，写了鱼美人陈鱼或陈文军或三有。黄梅路街上的日常生活就像三有教陈鱼杀鱼一样，敲头、刮鳞、破肚、清肠、切块，样样细致，被王小朋写得热气腾腾、生机昂扬，就像从湖心深处刮过来带着锋利湿气的寒风吹过一锅咕嘟嘟的滚汤一样，四处散发着略带鱼腥的香味。

《黄梅路鱼铺简史》这个故事，用王小朋的话说，就像陈鱼妈在镇里街道上劈脸打陈鱼的那个白亮亮的耳光一样，他酝酿了十几年。现在，我们从文字的缝隙间闻到的带着新鲜热辣的气息，就同在三有的婚宴上燃放的大地红闪光雷放出的硝火味儿经久不散；就像从豆腐西施和鱼美人铺子里买来的豆腐和鲜鱼炖出的鱼头豆腐汤，汤白味鲜，健脾补气；就像在任海潮的铺子里那个打工的女人快刀杀出的三文鱼薄片，被王小朋放在冰块上端给了我们，我们蘸着兑了辣根的万字酱油，鲜爽适口。“小说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找对了语气，能把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写得别具风味；找错了角度，会导致表达困难，甚至半途而废。故事通过这种方式来选择属于自己的讲述者，似乎是另一种通灵术的展现。这个讲述者未必是亲历者，但一定是与读者有着某种默契的人，他们甚至可以改变事件的细节和场景，但是总会让故事饱含张力。”王小朋的这话我认同，他这酝酿了十几年的生活素材，终于被他准确地表达出来。

三、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

收入这部集子的李知展的《红鬃烈马》（《中国作家》2021年第9期）是一个删节本，尽管小说里人物的命运因删节出现了断裂，但仍然不难从中看出这是一部关于命运与抗争、苦难与成长、欺凌与复仇的小说。小说以陆四清夫妇和他们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陆卫平、夏长林和女儿夏青苗两个家庭生活的交集为主线，陆四清因没有从夏长林那里借到钱而烧毁了夏长林的商铺，不但使夏家深陷生活困境，阻断了夏青苗的学业，而且种下了仇恨。夏青苗和陆卫平以弱者、受害者身份在屈辱与挣扎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建立渗入邪恶的人生信念，虽然这信念有邪恶的成分，却是他们对自身尊严获取的过程。这个人性由善良逐渐转换成恶的过程，或许就是当年陆四清们的人生所经历的。这部小说的深刻是对形成恶人横行、缺少法治的社会环境的审视，是对不劳而获仇富心理的批判，是对构成贫富差异所产生新的社会矛盾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