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翻译视角看黄梅戏的英译

摘要：作为安徽省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经典剧本的英译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形象，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和沟通。生态翻译视角从翻译整体观入手，译者发挥主导作用，践行译者责任，构筑起适合黄梅戏外宣的协调互动的翻译生态环境。

关键词： 黄梅戏 《六尺巷》 英译 译者责任生态翻译视角

黄梅戏历史悠久，远可被追溯至唐代，无疑是中国地方传统文化的遗传和载体。因其悠久的传承、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不同凡响的影响力，它于2006年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梅戏剧目丰富，唱腔优美，拥有庞大的戏迷团体，名列中国五大戏曲之一。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形式，黄梅戏多次在海外进行演出，并收获了大量的认可和赞许。近年来，由于专业演员人才的凋敝，创新能力滞后，财政投入不足等各种原因，黄梅戏的发展和传承呈现了日渐萧条的不良局面。

早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并明确中国故事应围绕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1年5月31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后疫情时期，中国在短时间内做到了新冠病例动态清零，经济快速恢复，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然而由于西方社会对主要国际媒体的把控，和通过对其操控不断抹黑和污蔑中国国际形象，因此“讲述好中国故事”更是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迫切之举。

一、戏曲文本译介的现状

为了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译介出去，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乃至财力，并启动了多项文学译介工程。然而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切需求不相称的是，“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一直处于困境，处于世界体系底部或边缘的中国文学在‘向上’或‘向心’的传播中阻力重重”[1]，“中国戏剧走出去的翻译是戏剧文本由自我文化向他者文化的过程，是一种译出过程（out-translating）”[2]。而译出的动机是为了展现和弘扬自我文化，完成跨文化交际的国家形象的重塑和国家身份的建构。这种译出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当二者文化地位强弱呈现不同时，其交际方式、接受度亦有所差异。当强势文化（中心文化）向弱势文化（边缘文化）输出时，目标语读者会毫无抵抗地全盘接受。而当弱势文化（边缘文化）向强势文化（中心文化）输出时，势必多少会引起目标语读者的排斥和抵触。相较于西方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度，黄梅戏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传播可谓步履维艰。黄梅戏戏曲文本本身的译语受众群体较小，除了译文本身存在的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和文化风俗习惯用语外，曲调、唱腔等非文本因素对译本的桎梏如字数、形式等，使得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接纳更困难。“戏曲文本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译本语言与目的语关系，译介内容与译入语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诗学的关系，将关系到戏曲文本译介是否成功。”[3]

同时，相较于其他文学作品，中国戏曲文本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更显滞后和不足。截止2021年，在中国知网上与戏曲译本相关的研究成果共41条，研究方向侧重于翻译策略和手段，译本的选择着重于《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知名的戏曲剧本，而对于有地方特色的当地剧目文本则研究较少。对黄梅戏的相关研究仅有18条，多从宏观视角对黄梅戏的外宣进行探讨。同时，黄梅戏剧本的外译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目前仅有安徽大学朱小美教授翻译的《天仙配》英译本，《女驸马》节选英译本，而2019年黄山书社出版了由王巧英等译者翻译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六尺巷》，这部译本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填补了黄梅戏英译的空白和缺憾。

二、《六尺巷》经典剧目英译本

《六尺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征，可谓家喻户晓，它所提倡和弘扬的中国传统美德深入人心，民众口耳相传。和谐礼让是《六尺巷》的精神内核，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和谐文化的凝练和中国民族精神的直观表现。2009年，“六尺巷”传说更是成功入选为首批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黄梅戏《六尺巷》则是基于这一故事创作而成的，其电影版本于2011年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评选中获得多个奖项，对这一传统故事的演绎更趋多样化。《六尺巷》故事本身即是中国故事的具体展现，而这部经典曲目的英译本旨在“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中和谐礼让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

文化外交已然成为各国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因而应多措并举、积极全方位地构建翻译生态系统。其中戏曲剧本翻译生态环境并未建立，亦未形成衔接紧凑、诸要素相互联系的综合体，亟需以“翻译即生态平衡”理念为指导，聚焦戏曲文本，从整体适应选择角度入手，通过“汰弱取强”策略有效译出，以达到平衡翻译语言和翻译文化的最终效果。

三、生态翻译学理论

外宣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翻译，“译者往往需要在文化传输和文化顺应（enculturation）之间找到平衡，”[4]外宣翻译既需要传播自身的文化，也需尊重受众文化。为了提高文化传输的效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不得不牺牲自身的文化资本与内涵，以顺应异域受众的要求，由此可见，平衡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是提高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外宣翻译工作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胡庚申从生态学角度重新定义了“翻译”的概念，“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选择活动。”[5]对于“生态翻译”给出具体详实的解释：生态翻译学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发掘和揭示翻译活动中的各个要素的生态意义和理性，以使生态理性和生态思想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主导和关照整个翻译活动中的翻译行为和相关翻译研究。这其中明确提出了译者责任这一重要的理论，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需要负责协调统筹“翻译群落”“翻译文本”“翻译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筑起三要素和谐联动的生态整体观。这就需要将黄梅戏戏剧剧本翻译的整个活动作为观察对象，译者是译前、译中和译后的主导者，协调生态翻译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由于黄梅戏文本的文化特性，译者必须发挥其职责和责任，平衡各要素，搭建与他者文化沟通的桥梁。当下方兴未艾的翻译学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契机。以东西方共通的、公认的“生态话语”为制高点，以翻译的适应和选择为准则，通过“生态化”实现“国际化”的外宣传播，力图打造适合“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戏曲英译的“走出去”即是营造环境、文本、译者三者关联互动、平衡协调的翻译生态世界，平衡文本、“翻译群落”生态（译者行为）和翻译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译者为整个生态的责任人，在文本生态上要平衡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等等，而在翻译群落生态上，译者需践行生态理性，结合翻译生态环境，通过适者生存择优选择对应的翻译手段和策略。

相较于西方戏剧进入中国时的大势来袭，如破竹般席卷整个中国戏剧舞台、银幕，并引起巨大的科研反响，中国戏剧的海外市场表现则乏善可陈，其影响力和热度，无法与西方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匹敌。中国戏剧“走出去”应以文化转向为基准，有助于打破文化语言的封闭性。译者的行为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核心，目的在于使得中国戏剧呈现出“人本化显形”的属性。“人本化显形”揭示了“以人为本”的翻译观，凸显了译者主体能动性的特点。为了让译本更好地走出去，译者不仅需发挥其主体性特点，还要成为建立原文、译文、翻译群落其他“译者”、翻译生态环境之间共存关系的协调者。译者需要从中国戏曲翻译的生态着眼，架构起适合戏曲“走出去”的良性翻译生态，有效协调戏剧原文、译文、目标语读者和目标语环境。译者是整个翻译生态的生态人，以生态翻译的和谐平衡为己任，并以此作为其翻译的思维实践方式和行为准则。“译者通过利用翻译资源来自我调整以获得适宜的营养生态位，通过资源利用来影响翻译群落中其他成员的营养生态位的变化，维持翻译群落整体生态的平衡。”[6]

四、译者责任的实现

作为译者，“最重要的德性（virtue）就在于作出正确决定的愿望，也就是说，译者要成为好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一定会力争完美。”[7]提高文本的质量必须依赖译者的能力及其创造性的劳动。无论是 “信、达、雅”还是“形似” “化境”均是基于作者的翻译水平和职业素养。由此可见，译者需要在翻译环节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跨文化、跨语际处理能力。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的传播本身，就是一项牵涉很广、受各方面因素制约的活动，而译者作为这项活动的责任人，需要平衡和协调各方面的因素。

（一）翻译文本

翻译文本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所在，为了要寻求译本生存和长存之道，译者需从译本的语言、文化、交际等角度入手，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适应”。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主体，亟需构筑起“原文—译者—译文三者合一、辩证互补的共同体。”[8]

1. 语言角度

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之一，因其婉转动听的唱腔，一直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它诞生于乡野田间，艺术表现形式显得朴实无华，唱词平实而不失韵味。

如：

徐茂昌：（白）这江山易主都几十年了，

他竟不知改弦更张。

哼！

老管家，

我们家姑爷

他不是个明白人。

莫跟他计较。

Xu Changmao：（speak） The ownership has been changed for decades，

He didn’t know how to mend its way，

Still remaining behind the times.

Hum！

Old bluster，

Our brother-in-law

Is not a sensible man.

Don’t fuss about him.

在这一小节里，句子没有固定的字数。译者为了适应黄梅戏的戏剧特点，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则是基于句型特点，选择简洁精悍的词语，字数方面也多与原文尽量靠近。同时，句子在形式上尽量保持与原文的一致性，并尽量保证选词的准确性，如“改弦更张”根据汉语字典的解释为“换掉旧的琴弦，再安上新的。比喻去旧更新，改变制度或作法等”，应翻译为“make a fresh start”或“change over to new ways”。而在此句中的意思，则是徐茂昌（说话人）评价他们家姑爷（吴和成），做人不知变通，不愿意修补与当朝宰相张英家的关系，所以使用的是“mend its way”，更加贴近原文。译者在翻译中并没有盲目地直接使用“改弦更张”的原意，生硬地对原文进行处理，而是结合上下文的剧情，结合说话人所处的场景，真实到位地还原了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

2. “把”字句的处理

中国人在日常对话和书面表达中，很少会用到“把”字句，而在黄梅戏中，“把”字句的使用是其一大特色。

如：

徐夫人：你把那一捆柴草肩上背，

负荆去把大罪赔。

徐娘：我从来都听哥哥的话喂，

退还了碟文把哥哥帮。

本为助哥哥把宏呀宏图展，

我青砖白泥就放一旁，放一旁。

这是剧本中典型的两个例子，均用到了“把”字句。其中为了要协调句子的节奏，提升词语的韵律，第二小节句子中增加了衬词。衬词本身在整个句子当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把”字句是黄梅戏中特色鲜明的典型句式，对整个戏剧的韵律的协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影响着听众欣赏黄梅戏唱腔和唱词的效果。因而，有效翻译“把”字句有助于译语读者和听众对于黄梅戏戏剧特点与魅力的把握和鉴赏。然而，“把”字句作为光杆动词，在整个句子中并未有实际意义，其用法与英语中的使役动词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译者不能生硬地将“把”直接理解为“make”或是“have”，而是从跨文化生态翻译现状入手，以语义真实转译为目的，并尽量保留上下文句式的连贯性。第一小节中翻译为“you can shoulder that bundle of fireworks to compensate for you crime.”（你肩上背一捆柴草，负荆赔大罪。）将其中“把”字成分直接删除掉，句子意思并没有变化。第二小节“把”字句分别为第一句的后半句和第二句的前半句，这两个连续在一起的“把”字句起到了协调上下句式的作用，译者将其翻译为“…， so I returned warrant to help you. In order to help you realize your dream， I agree… ”翻译中直接忽略“把”字，文本的意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