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情结的政治叙事与审美意识形态建构

摘要：2021年，广西首部红色杂技剧《英雄虎胆》斩获第十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它改编自电影版《英雄虎胆》（1985年），带有鲜明的政治叙事色彩和英雄主义情结，在叙事主题的建构和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都有着新颖之处——依凭杂技艺术的景观性，融入戏剧艺术的叙事优势，以跨界的方式打造适合现代剧场演出且极具政治叙事色彩和审美意识形态价值的杂技佳作，成为兼具艺术水准和社会效益的佳作，对当代杂技创作和新时代艺术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广西杂技 《英雄虎胆》 政治叙事 英雄情结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类题材的杂技剧层出不穷，为杂技界掀起了从“技”到“艺”的转型浪潮高峰。其中，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由上海杂技团与上海马戏学校联合创作的杂技剧《战上海》自上演之后佳评不断，被公认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红色主题杂技剧，为之后的杂技剧转型提供了极大的借鉴意义。其间，不同省市的杂技团都推出了红色题材的杂技剧。作为时代感突出的创作思潮和现象，许多优秀的红色杂技剧应运而生，包括《战上海》（上海杂技团，2020年）、《渡江侦察记》（南京杂技团，2020年）、《桥·家》（南京杂技团，2021年）、《英雄虎胆》（广西杂技团，2021年），作为一种以杂技推进政治叙事的创演模式，这些剧目有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统一，也是当代杂技界最为重要的时代创作现象之一。

2021年，文艺界掀起了红色文化的热潮，英雄主义的政治叙事和经典改编的创作追求，通过杂技景观性的表意功能展示宏大历史主题，特别是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经典整合和再创作（改编），杂技的舞台奇观效果，这些都使得当代杂技创作有了多维发展空间。在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强省等各项政策推进下，国内各演出单位重点取材于地方历史，推广地方文化，较大地宣传和带动了地方杂技+文旅的经济。在这一文艺创作的背景之下，广西演艺集团杂技团积极地推出了广西首部红色杂技剧——《英雄虎胆》。该剧以人民解放军于广西十万大山剿匪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改编自同名经典红色电影《英雄虎胆》（1958年），以技叙事、以艺融情，用杂技表演的方式将这一段经典的历史故事再次呈现给观众，实现了广西杂技界中政治叙事与英雄情结相融合的剧场审美的新突破。

一、政治叙事：经典剧场的营造

长期以来，叙事性都是杂技表演中的短板，而杂技这门艺术也被认为“一种高度依赖人体又可以低浓度表达情感的艺术”[1]。延安杂技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杂技团，在初期便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遵循着“变娱乐为工作，要充实杂技以政治内容，发扬文艺战斗的作业”[2]的要求。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拉开杂技被赋予政治表达的序幕。自新中国成立和杂技艺术改革之后，杂技界在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浪潮时努力探索转型之路，积极跨界，联合戏剧、舞蹈、音乐等姊妹艺术，开启了杂技叙事化的“剧”时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杂技剧《英雄虎胆》以红色文化为主旋律，将剿匪英雄搬上舞台，再度演绎人民解放军与匪徒斗智斗勇的历史故事，为广西杂技政治叙事添上一笔色彩。杂技叙事与文学叙事一样，同样需要一个明确的主题，而“主题”一词在杂技界中最开始被运用于杂技主题晚会中。文学上的概念被引入杂技创作中，为杂技添加主题、人物角色和情节等文学要素，使其表演富有结构的完整性和内容的饱满感，拓宽了杂技中“人”与“情”的深度与广度[3]。这一文学特性在杂技剧中同样显露无遗。杂技剧《英雄虎胆》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还原了历史，并且在尊重电影版《英雄虎胆》（1958年）的基础上，用身体再塑经典。它利用身体叙事，用更为直观的方式诠释了剿匪故事中的三大主题，深度建构了英雄主义的审美情感。

首先，革命叙事的经典改编。传承红色经典，演绎红色精神是近几年来文艺创作的趋势之一，这一创作动向在杂技界中也尤为明显。2021年，广西演艺集团杂技团以独到的艺术目光聚焦于富含红色基因的本土文化中，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的惊险历史为脚本，在剧中打造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剿匪战。作为一部以身体叙事为主的军事题材杂技剧，《英雄虎胆》中的车技《大军进山》、桌技《匪窟较量》、爬杆《深入匪巢》、跑酷《摸哨追逐》、浪桥与钻圈《胜利剿匪》等节目都呼应着“剿匪”这一主题展开，其动作都以惊险奇难为主，给观众呈现了一场刺激的感官盛宴。正如唐莹所说：“‘难’是杂技的基础，是一切杂技技艺的核心要素。”[4]从杂技剧《英雄虎胆》中可以看到，在它的编创节目中，惊险类的高难技艺展演便占了整部剧的三分之二，贯穿着整个故事情节。在这基础之上，杂技剧《英雄虎胆》的故事情节走向，基本符合史实，其人物角色与事件都有原型，在故事的惊险曲折程度上，由于高难技艺的展演并不亚于电影版《英雄虎胆》所呈现的，所以，极为直观地演绎了剿匪这一大主题，并带给观众惊险紧张的心理体验。从红色的经典电影到杂技改编，《英雄虎胆》形成了互文性的艺术语境，提升了当代杂技剧目创演的可能。

其次，历史情感的当代演绎。在历史上，广西十万大山剿匪事件发生于1950年12月至1951年2月。剧中，《英雄虎胆》借助于现代审美的演绎手法，在经典红色电影《英雄虎胆》的基础上，融合了广西的民族元素与地理特征，带领观众用当下的目光再度回望过去的历史。杂技剧《英雄虎胆》开篇便以老红军追忆的形式，将曾泰（原型为林泰）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的故事娓娓道来，节目对手顶《一顶军帽》，和剿匪胜利之后的参军故事，都生动地演绎了军民鱼水情之深厚程度，也从侧面反映了不屈不挠、敢于牺牲和奉献的解放军精神的传承。这种精神的传承，不仅在于当时的军民之间，还流淌于当下的中国人民心中。

最后，英雄主题的舞台创演。在一部以军事题材为主的红色杂技剧中，毫无疑问最为令人瞩目的就是惊险类的表演。为突出人民解放军在剿匪过程中的艰险与英勇，剧组也会花费许多精力在这类技巧上钻研。在《英雄虎胆》这部剧中，耿浩与叶荔的爱情故事，随着耿浩身陷匪窟中宁死不屈之后的绸吊《青春如虹》的表演，情感得到了升华。在历史背景衬托之下，耿浩与叶荔的爱情无疑是纯粹而又悲壮的，俩人身着军装互相行军礼，表明信仰在他们心中比爱情更为重要。为这一段感情起到点缀和烘托作用的，无疑是剧中出彩又合宜的配乐。皮埃尔·约特·德·蒙特豪克斯认为：“在希腊悲剧中，合唱真正的作用是：发动观众进入一种狂喜状态，由此使观众可以产生对这场英雄戏剧的幻想。”[5]他指出合唱对于塑造一场戏剧的极大推动作用。显然，音乐是可以引导观众的情思进入剧中的。爱情作为人类最普遍的感情之一，最容易使大众受到感染，因而在英雄主义情结的叙事中，主创人员加入爱情叙事，可以让英雄更具平民化视角，观众情感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因此，从爱情中感知信仰的力量，是杂技剧《英雄虎胆》增加情感厚度的另一大出彩之处。

众所周知，广西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其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都极为深厚，而要迎接激烈的文化竞争，必须在当下丰富多样的文化市场中找出自身的亮点。《英雄虎胆》是广西首部红色杂技剧，这一剧目的创作也是广西杂技对于本土红色文化的一次开创性地挖掘与利用。在剧场艺术发展的综合性趋势下，杂技剧《英雄虎胆》在重点突出红色主旋律叙事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现代杂技舞台的综合技术手段对杂技剧目进行巧妙地“审美”编排，由此，剿匪英雄的英勇事迹中移入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进行剧场化传播，拉近了现代观众与过去故事的距离，让红色精神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扬。

二、现代情感：崇高剧场的再现

在一部剧中，人物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元素，人物的情感则是故事焕发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杂技剧《英雄虎胆》的人物原型在现实中都可考据，与神话传说和科幻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相比，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感。换句话说，杂技剧《英雄虎胆》中的英雄人物其实就是普通人物，但是他们因为自身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的精神而被民众视为英雄人物。当下的文化市场并不缺乏英雄人物的存在，且英雄因为其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行动与普通人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是需要被人们所仰望的。因此，如何将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且能打动观众，让观众与之共情，则是文艺作品应当面对与解决的难题。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杂技剧《英雄虎胆》不仅在主题上有所渲染，在人物情感上也表现得十分细腻和真实，让人物的灵魂在叙事中呼之欲出。

第一，英雄话语的中国价值表达。从整个故事脉络来看，肩负剿匪重任的曾泰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入广西十万大山，于地势险峻之处和匪徒展开斗智斗勇的战役。为了获取情报，曾泰不惜以身犯险，深入匪巢中潜伏在匪徒身边。而耿浩更是在这次行动中为救少年时的“我”（老红军叙述者）落入土匪手中，英勇牺牲。“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6]参与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都十分年轻，正值青春年华，其温厚朴实的性格也与普通人无异，但是因为那一身军装、一顶军帽，他们的身上多了一份比普通人更为沉重的责任与使命，心中也多了一份坚定的信仰。他们自我牺牲、保卫人民、守护和平，是值得崇敬的人民英雄。

第二，英雄形象的当代舞台再现。一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给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都是极为亲民和宽厚朴实的，因为这群人也出身于普通群众，其宗旨便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们也被人民群众称为“最可爱的人”。杂技剧《英雄虎胆》在对人民解放军的性格塑造上，更是将他们“亲民爱民”这一特点融入剧中。在对手顶《一顶军帽》中，曾泰与少年的“我”（老红军叙述者）的双人表演和四个人造型《文化课堂》，便是军民之间和谐互动的一个缩影，在跑酷《摸哨追逐》中，耿浩为了掩护壮族少年“我”能顺利且安全地逃脱，更是不惜牺牲自己，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护民爱民的伟大形象。从这些细小情节中可以看到，杂技剧《英雄虎胆》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并不一味地在军事作战上拔高人物的形象，而是表现他们待人待物时宽厚、善良的性格。这种传统的叙事结构与当代舞美设计相结合，让人物更有可感度和温度。

第三，审美意识的崇高情感升华。杂技剧《英雄虎胆》塑造的英雄形象更接近于平民英雄，放在平民视角的层面上去烘托崇高精神。正如蒋婷所认为的：“爱情元素能使得英雄形象更为立体。”[7]剧中，耿浩与叶荔的爱情是极为动人的。他们面对彼此时善良而温柔，在面对匪徒的时候又充满军人的血性和刚毅。绸吊《青春如虹》所演绎的，不仅是他们俩爱情中的缠绵悱恻，更是他们俩将青春和信念投入剿匪事业中敢于牺牲、奉献的决心。我们所崇拜的英雄也是普通人，纯粹和悲壮的爱情能引起大众的心灵共鸣，因此当他们展现出大爱的时候，牺牲了个人的情感却造就了剿匪事业胜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与这对恋人产生极大的共情，同时也为耿浩的牺牲而心生崇敬。可以说，爱情元素的注入，不仅没有影响到英雄人物的塑造，反而因为这一段哀婉的爱情让我们看到，英雄也是血肉之躯，是怀有柔情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以柔情反衬伟大，是杂技剧《英雄虎胆》对人物塑造的另一亮点。

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下，观众对于艺术性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纯粹表现高难动作的传统杂技，已经难以满足当下观众的精神需求。在过去，杂技虽然短于叙事，但是因杂技本体所带有的惊险、高难度和奇巧的特点，让“杂技语汇更适合凸显和强化力与勇的英雄主义品质，擅长刻画非常规的英雄主义气概”[8]。在此基础之上，杂技剧《英雄虎胆》又从不同的情感角度出发，丰富和强化了人物的性格与精神特点，对英雄形象有着更深度地刻画。

三、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与时代价值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是一个民族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化呈现。杂技剧《英雄虎胆》改编自红色电影《英雄虎胆》，意味着杂技界已经开始掀起一场对当地史料进行研究与再创作的文化实践活动，也是一次对红色经典的再审视与现代性演绎。作为一部根据史实和经典电影改编而来的杂技剧，杂技剧《英雄虎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演，以此为党献礼，很好地显示了杂技兼具着政治叙事和艺术审美的两大功能。在红色题材的杂技剧中，《英雄虎胆》又能凭借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特殊的历史记忆脱颖而出，带有强烈的辨识度，为当代杂技市场中具备国家话语性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创演经验。

第一，政治叙事与现代情感的立体演绎。杂技剧《英雄虎胆》自选材起，就被烙印上红色文化的印记，其编创与故事内容，又带有强烈的军事性。无论从哪方面看，杂技剧《英雄虎胆》虽然带有一定的娱乐性，但是故事脚本的政治严肃性，已经成为整个剧目的主色调，因此，它的叙事具备了政治意义。包华石认为：“如果中国艺术家想要重新考虑中国艺术的未来，恐怕得先承认文化政治与现代性的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9]陈向兵也同样认为，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影响，相互推动[10]。杂技剧《英雄虎胆》在形式上综合了现代化的舞台审美要素，兼容杂技、魔术、民歌、舞蹈等艺术形式，其服装、化妆、道具也别出心裁，对叙事内容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在开口“言说”着整个故事。杂技剧《英雄虎胆》中所展现的英雄情结，也展现出一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崇高精神感染了每个人。可以看出，这是政治叙事与现代话语相互作用的结果，双重结合让剧目达到了高质量的表演效果，也为广西的杂技剧在今后的题材开创起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