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建构中的身份迷思与精神重造

摘要：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在时代洪流和个人经历的双重影响下，隐含着多重创作心态。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作品体现了沈从文对乡土世界的依恋和对现代文明的排斥；从深层次来说，其中蕴藏了情感与现实、城市与乡村间话语裂隙中沈从文矛盾彷徨的心理；再进一步剖析，可以挖掘出沈从文通过构建由美与爱构成的原初文明状态，以重塑国民精神的崇高理想，凸显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时代担当。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书写 创作心态

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进入国内学界，学者们着眼于剖析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创作心理，乃至一个创作群体在时代背景下凝结的共同心态。但是，由于人心幽微绵邈，常常导致学者对文学家创作心态的研究，陷入模棱两可的“主观唯心主义陷阱”。为解决这样的弊端，“欧美的心态史研究者将书籍史和阅读史作为联系过去心态的一种手段，开始了书籍史/阅读史与心态史研究相结合的新探索”[1]，将书籍、作品作为创作者心灵世界的重要外现载体进行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注重在文艺心理的研究中与创作主体进行互动。如杨守森的《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强调“从创作主体出发，注重对作家、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心态分析”[2]。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家们承受了时代剧变带来的巨大灵魂震颤，激烈的内心冲突、跌宕的心路历程纷纷在其作品中呈现。沈从文作为京派重要作家，“立足于湘西世界而为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3]，其作品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被现代文化逐渐瓦解的时代，城与乡呈现出两幅全然不同的景观。沈从文踟蹰在二者之间，独特的人生经历构筑的微妙心理定位和复杂精神场域，每每流泻于对湘西故土的书写中，为现代文学研究留下了一个含金量甚高的富矿。

一、对商业文明的排斥与对乡土世界的依恋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俨然是一个未被现代商业文明入侵、也未被传统礼教文化渗透、纯粹由爱与美构成、类似“桃花源”的乡土文明世界。那里山水清澈秀丽，人性质朴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和谐，流淌着脉脉温情，与其他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例如，在现代作家笔下，常常出现传统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童养媳”。她们在宗法和礼教构成的人际结构中处于最底层，大多背负着悲惨的命运，在多方压迫下毫无喘息空间。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出嫁不到一个月，便经历了诸多残酷折磨。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被认为克死了公公而遭百般虐待。王西彦的《悲凉的乡土》也描绘了童养媳凤囡被婆婆揪着耳朵打骂的场景。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则与这些悲苦女性迥然不同，她“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4]，在静谧如水的环境中恬然生活着，祖父还时常和她开玩笑，戏称她是“女学生”。甚至当她受人勾引，怀了孩子，按照传统应“沉塘”或“发卖”时，她的本族人心有不忍，竟默许她和小丈夫“仍然如月前情形，姊弟一般有说有笑地过日子”[5]。她生下孩子后，婆家人发现是个儿子，便“把母子俩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6]。

通过沈从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可以发现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全然不见晦暗阴冷的色调，萧萧也不像其他作家塑造的童养媳那样心灵被绝望所填充。相反，她健康蓬勃地生长，被单纯而原始的善意浸泡着。沈从文其他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也大抵如此，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形象，或难以被传统道德伦理所接受的情节，在这里都被染上了暖色。如《边城》中的商人重义轻利，《丈夫》中的男人来看望作船妓的妻子时，自己却觉得羞愧不堪。

同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主色调是绿色的，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其中，自然环境是饱含绿意的，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山坡全发了绿”[7] ；《月下小景》中“松杉挺茂嘉树四合的山砦”[8]。人物的着装也是绿色的，如《三三》中女主人公飘忽的葱绿衣裳，《长河》中夭夭的葱绿布衣，而《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的名字本身便带有绿色的含义。人的色彩与自然的色彩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在同一片文学空间中和谐地共存。人被打上了自然的烙印，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状态比比皆是，如翠翠像一头小鹿，性格如水般清澈；《虎雏》中的小兵像豹子一样野性难驯。自然也被赋予人性，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有自己的灵动，《边城》中老船夫屋后的白塔、《长河》中河岸的橘子园等，都是“人化”了的，具备自己的“灵性”。

从“绿色”本身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和谐与清新。瓦西里·康定斯基认为，“绿色有着安宁和静止的特性，如果色调变淡，它便倾向于安宁；如果色调加深，它趋向于静止。”[9]自然和人物被渲染上的浓厚绿色，便使整个世界都显得静谧空灵。高爽的《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对此进行了精到深致的总结，即“绿色象征平静中沉淀着蓬勃的力”[10]，道出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在宁静祥和中蕴含的力量。

然而，沈从文作品中的城市与乡土截然相反。湘西山灵水秀、悠远静谧，城市则喧嚣纷杂、污浊不堪；湘西的人朴素单纯、劲健勇敢，城市的人则荒淫放纵、怯懦卑劣；湘西世界满是和谐纯粹，城市世界则满是尔虞我诈。如描写8个教授去青岛海边度假的《八骏图》，刻画城市高级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教授甲桌子上摆着全家福，却在蚊帐里挂上了半裸美女；教授丙白发苍苍，却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欲望……他们声名显赫、受人尊敬，却心理变态、人格畸形，这凸显出城市生活对于人的压抑和扭曲。《绅士的太太》更侧重描写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叙述一对夫妇之间的逢场作戏，即俩人之间毫无感情，相互欺骗隐瞒，丈夫荒淫无耻，背着妻子和其他女人卿卿我我；妻子更是淫荡放纵，与西城大少爷通奸，展现了城市道貌岸然的人际关系背后伦理道德的败坏。

沈从文揭下了虚伪的道德面纱，展现出城市日常生活的物欲横流，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的题记中所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1]也正是因为迫切地寻找“镜子”，沈从文笔下的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即他无意去展现城市氛围的全貌，仅仅构建了局部的、可以推动情节发展并有利于主旨表达的城市生活空间，他的城市小说“明显不具备‘湘西那样的迷人与异国情调’……在表现城市世界中人的心理扭曲与精神无能时，其氛围‘显得陈腐与公式化’”[12]。在沈从文的眼里，城市仅作为一种道德符号与乡村对立，“而非一套完整的城市语汇”[13]。也就是说，聚焦点之外的城市中发生了什么、城市整体是一番怎样的图景，他是不关心的。这既是其城市小说失之偏颇的根源，也与他深厚且理想化的“湘西情结”密切相关。

沈从文对故乡湘西世界有着深深的眷恋。那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世界美如梦幻泡影一般，让人觉得不应存在于兵荒马乱、遍地疮痍的20世纪早期中国。与之相反，他笔下的城市物欲横流、人性缺失，与乡土相比，存在鲜明的反差。这种强烈的对比不但凸显了他对乡土的亲近，更映射出他对城市的排斥。

这与沈从文的生活经历有着紧密联系。童年时期的沈从文身心沉浸在葱茏灵秀的自然山水中。1917年，15岁的沈从文离乡参军，1922年前往北京求学，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均未录取他。纵使屡屡发表作品，但他在北京文坛依然被视作异类，使其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后来燕京大学聘请他任教时，他断然拒绝，背后也映射出他潜藏内心的复杂情绪。同时，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十分困顿，如若不是郁达夫等人的资助，或许已经不能维系基本的吃穿用度。此外，沈从文曾沉痛地哀悼和自己同样离乡来京，在京生活郁悒悲苦的满叔远和刘梦苇，也可被人们管窥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意味。

所以，都市的惨淡生活更激起沈从文对于乡土的怀恋。他屡屡以“乡下人”自称，在晚年的自我评述中还总结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14]同时，沈从文不无悲悯地指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15]因此，他意图展现湘西乡土社会的“优美、健康与自然”[16]。这种体验和论调也明确体现了他对都市生活的反感和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排斥。

二、迷茫的身份定位与话语裂隙中的矛盾彷徨

虽然沈从文极力构建一个美好恬静的乡土世界，但是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乡村世界不可能如沈从文所描绘的那样洁净无垢。一方面，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乡土的稳定架构逐渐被商业文明所渗透、瓦解；另一方面，纵使地处边陲，传统宗法的毒害未曾深入骨髓，但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所带来的蒙昧野蛮也不可避免。

沈从文的作品也体现了他对湘西世界的喟叹和反思。在《萧萧》中，萧萧在婆家未遭到虐待和不公，甚至生活得无忧无虑，但是深入其细节，可以发现这里并非完美无瑕的“极乐世界”。童养媳的身份对女性来说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萧萧对此毫无波澜：“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17]因为她心中对此并无概念，如一株草木般无知地生长。她和花狗之间的媾和，也仅仅是一种动物本能意识驱使下的行为。花狗用最原始的唱歌方式去引起她的注意，而她所期望的“和花狗进城”也不是去追求自由，她甚至不知何为自由，这不过是在生物本能的影响下媾和后怀孕的一种蒙昧行为。此后，她因不想生下孩子，又喝冷水、吃香灰，足见这并非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得知萧萧怀孕后，其他人对她的态度也很暧昧。“沉塘”“发卖”是处罚的规矩，但为什么有这样的规矩、谁定的规矩，大家都莫名其妙。萧萧生下了儿子，婆家竟将她的儿子一起抚养。这些既体现了湘西世界中人们的善良淳朴，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们的麻木和无知，这一正一负两种特质奇妙地共存在他们身上。

可见，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书写存在两种话语体系。一方面，他意欲怀着脉脉温情去构建出美好的图景；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的故乡亦有积弊沉疴，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这两种话语纠葛不清，时刻撕扯着沈从文的内心世界，构成了巨大的话语裂隙。这种话语裂隙，在他回到阔别11年的故乡后写下的《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中体现得更为清晰。面对故乡中那些带有野蛮落后的精神状态的人，他说：“他们生活得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18]他笔下的那些水手们“全是在能够用力时把力气卖给人，到老了就死掉的”[19]。吊脚楼里的妓女们对于自身的健康和生命也漠不关心：“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20]

在《边城》中，舢板上的水手和吊脚楼中的妓女也存在真挚的感情和高尚的品德，他们“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21]。面对同样的群体，沈从文既对其寄予真情，又明显地秉持一种悲悯和审视的态度：“他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小人物的哀乐，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和发泄情感的娱乐方式古今相同，感觉不到活着的惶恐……历史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似乎也与历史毫无关系，这令他感到哀戚。”[22]在哀戚惆怅的同时，沈从文又怀着一种改造的心态，想着“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种新的竞争方面去？”[23]这是他以精英知识分子视角看待家乡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伍梅芳所论：“作为京派作家，沈从文以城市或精英读者为书写对象，其叙事和审美视角不属于湘西原住民，而是反映城市精英的目光。”[24]

这种悲悯、审视乃至改造的心态其来有自。费孝通认为“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25]便是所谓的“乡土中国”，也即“乡土中国”的概念，是在西方文明侵入后才被发现的。因为西方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来讲是异质的，在包容吸纳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城市吸纳得多，而乡村吸纳得少，形成了一种差异和断层，构筑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也使有识之士用西方文明滤镜去检阅广泛存在于乡土中的中国传统文明。

沈从文从凤凰小城走出，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对这种差异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当他将目光投向城市时，可以跳出城市的圈层，揭示其丑恶，并描摹乡土的美好。但他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并凭借卓越的天赋和才能跻身文艺界。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承认，他都已经成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此时的他再将目光投回生养自己的乡土，便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层他者的审视目光。纵使他怀着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城市的排斥，想要讴歌乡土的美好，但京派作家、现代学者的身份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和视野，每每唤醒他的理智，压制他的情感，迫使他反思乡土世界的缺陷，对其赋魅的同时，又不得不进行祛魅。因此，沈从文在乡土世界的感性依恋和理性反思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碰撞，其文学作品中的话语便被撕扯开一条难以弥合的裂隙，其矛盾彷徨的心态也就由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