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虞生命诗学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学现象，从1921年开始，在短短数年间，河南先后产生了三个自由诗诗人：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曾经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且具有一定时间的同窗期，而且都成为全国著名的诗人。徐玉诺写诗最早，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最早；苏金伞写诗的时间最长，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赓虞则是诗学实践和诗学理论兼备的诗人，而对于诗学理论的探讨和建树，在中国新诗的拓展期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在我国新诗开创之后的拓展时期，既探索诗学理论，亦积极进行诗学实践者，除了闻一多之外，虽然郭沫若也提出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并没有形成他的诗学建树，而于赓虞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诗人和诗学家，而且他和闻一多的诗学理论相比更具诗学本性。他从诗的本性生命诗学进入诗学的本质，从根本上阐释诗学理论，并且上升到纯诗诗学境界的高度，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诗学体系。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具有一定的诗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性。

然而，对于于赓虞，后来却很少有人提及，而且过去对于他的误解似乎还在延续，即使探讨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其认识也未能到位，就是说对于他建立的生命诗学的认识还不具备深刻性。虽然关于他的诗学实践和理论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仍不合时宜，譬如伦理道德与诗无关、论及当年对于意识形态影响纯诗的抗拒等，其实这些在诗学界早已经不被视作大逆不道，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同时笔者认为，演绎生命本性的纯诗，不仅是西方诗坛很早就探索的议题，而且也是中国新诗的发展越来越得到认可的诗学价值取向。所以，笔者想，应该摈除诗学以外的东西，还他一个公允。

一、生命诗学的理论建树：独立、自由和灵魂的深度

于赓虞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诗人而无真正的诗论家，那些诗话、丛话只是不着边际的空谈，没有道着诗的真际。所以中国需要诗论的著作。”（《书两种》）对于当时的诗坛，他认为“中国没有批评家”，因为“作批评的人还没有批评的特识与学力”（《写于诗之墓碑》）。所以，就在他进行新诗创作的同时，便开始了诗学理论的探索。他从1923年1月发表第一篇诗论《诗的自然论》到1934年9月发表《诗辩》，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诗论集。另外，一些诗友通信（如赵景琛）、演讲、书评、按语、序跋、随笔等也多涉及诗学的理论话题。在今天看来，其体量虽然不算庞大，但他的诗学理论探索有他自己的诗学实践支持，所写诗论感情真挚，论述真切，他所追寻的生命诗学可以说真真切切地触底到了诗学的根本。

关于自己明确追寻的生命诗学，他有诸多精彩的论述，其核心理念就是，诗要表达生命的创造，与生命无关的东西都应该舍弃。他认为，“人生最不幸的一件事，是将生命沦落到命运的手里，自己没有操纵的权利。”（《〈夜哭〉序》）“什么古典、浪漫、写实、象征等对于诗人不过一堆谎言……他的歌即是他的生命。”（《诗人的路》）“诗与生命是一个整体……诗人只要将其生命的灵影，和谐的韵节表现之于完美的诗篇，则其职务已完。”（《诗之艺术》）“诗人与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他们对于生命的了解与态度不一致”，“诗歌的基础，建筑于生命之跳舞”。所以，在1925年他就呼吁，“今日最切迫的问题，是如何将生命之情感与意志之力，从工商业时代思想的迷诱中，自由地高标地解放出来。”（《新诗诤言》）对于诗与伦理道德这个千百年来占有正统地位的议题，他这样理解，“至于道德的或伦理的影响，乃是诗的副产，无关于诗人，无关于诗之本身。”（《诗之艺术》）

于赓虞在他生命诗学理念和思想的笼罩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诗学结构，它包含了自由独立的创造、灵魂的渗透和情与思的表达诸内容。自由独立的创造是生命诗学的态度，情与思是生命诗学的基本表达，灵魂的渗透则彰显了生命诗学的深度。

生命的本质应为独立、自由和创造，如果没有自由独立的创造，就不可能有生命诗学的表现。他认为，“诗的生命即诗人的生命，诗人创作时应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规律、典型、教义之限制，则其诗作方能充分地表现，诗人之感情方能达到完美的生命之艺术的目的。”据此他批评一些现象，“研究者如是，创作者也模仿成风，几不知诗为创造的独立的艺术……不知个人尚有神圣的创造的生命。”他进一步阐发，“诗人是预言家，诗人是生命的歌者，他与时代有关系，但不是时代的奴仆：他永远站在主人的地位。”（《诗之艺术》）

后来，谢冕教授在自己的中国新诗史学著作中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投入”，对“纯诗的否定”，新诗的探索开始转向，“群体对个人的取代”“集团艺术的倡导”，诗的方向开始转变。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后，“规定艺术主流，规定创作方法，规定表现手段，甚至规定情感基调，总之，严格规定文学和诗歌的价值观念并约定它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规定性造成了艺术的空前窒息。”“诗用”冷落了或赶走了“诗美”，甚至有人提倡口号入诗，那就践踏了诗。[1]

当时有人提出诗与宣传的口号，对此于赓虞这样理解，“主民众的文学论者说，诗人是民众的喉舌……至于说，文艺就是宣传，因而诗人就得拿着号筒，站在十字街头狂吹，那，比之易卜生‘单为作诗起见’而写他的《傀儡家庭》的态度怎样呢？易卜生是戏剧家，戏剧作家尚且以作诗之态度来创作，故诗人作诗应‘单为作诗起见’而作诗，则绝无疑问。”（《诗之艺术》）关于普罗文学，他也有发自内心世界的声音，“十七八年（1928年至1929年），正是中国普罗文学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在上海一大部分写诗的人都转变了，均以某种意识形态作骨髓写着所谓诗。在那个狂浪里，将《诗刊》的努力洗涤净尽，他们所用的文辞，比五四运动期间更为大胆。那结果，不但使人忘记诗是艺术，且使情调也披上了虚伪的云衣”（《世纪的脸·序语》）。从谢冕教授对中国新诗的研究成果而且被官方认可这个角度来看，于赓虞当年对于纯诗的捍卫和对于意识形态影响纯诗的抗拒，走了一条诗学本身发展的正确的道路，这是他的生命诗学体系使然。而于赓虞在新诗拓展期就是一位执着捍卫纯诗、坚决抗拒否定纯诗的诗人和诗学家，这在当时的诗坛有如此勇敢的气魄，可以说他是一位难得的诗学勇者，说他是一位诗学英雄也不为过（他在诗中就有“英雄心”的表达用语）。

虽然于赓虞的有些观点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相近，但他们不是一个群体，而且他对于那些人的态度和动机作过猛烈抨击。“第三种人的动机与态度，最卑鄙，最下贱。”因为“一些怀有偏见的人以为个人所嗜爱的文艺派别是文学正宗，因之，就作文冷讥热骂别人，要别人强同其主张，走他所走的路”（《新诗诤言》）。而且，对于力挺“第三种人”的梁实秋的学习外国诗歌形式是唯一出路的观点，于赓虞也进行了毫不含糊地否定。这里且不具体讨论各自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就诗学态度来说，也进一步说明，于赓虞主张自由独立创造的生命诗学的确是出于他自己的生命创造，是从自己灵魂间发出的纯洁的生命诗学理念。

关于诗与灵魂，他认为诗人是“最冒险，最有生力，最能表现自我生命意义的灵魂的人”。因为，“灵魂即诗之源泉”（《诗的创作之力》）。笔者认为，他的这些诗学观点的表达，触底到了诗的创造力量的根源。在他之前，美国现代派的鼻祖埃德加·爱伦·坡的论断极具本质性，就是“透过灵魂面纱在自然中观察到的意义”。在他之后，法国著名诗学家马利坦的理解又更近了一步，“一个所有灵魂力量的共同根源”，就在“灵魂的中心地带”。那么，这个中心地带在哪里呢？马利坦汲取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他把整个意识领域从外向内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概念、逻辑的领域，第二层是意象的领域，第三层是无意识、前意识（精神无意识）领域。而灵魂中心地带或者说诗的力量源泉就在第三层的中心，即前意识、无意识的中心。正如他说的，“诗有它的源泉”，就是“灵魂诸力量的唯一根源”。[2]

于赓虞“灵魂即诗之源泉”的诗学观点是在1927年提出的，而马利坦“灵魂即诸力量的唯一根源”是在1952年提出的，晚了30年。虽然他这部专著比于赓虞论述深透，但在中国诗学界，于赓虞那时候能如此领悟到诗的灵魂根源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中国最早也是最有深度的诗学家之一。

关于诗的情与思，于赓虞认为：“诗的真纯之生命是情感，思想乃其生命之骨骸。”（《诗之情思》）“诗之情思乃诗之骨髓，而其情思之所以能动人，即在其美的风韵。”（《诗之艺术》）在评论徐志摩时，他说，“诗不能无思想，而思想必须经过感情之炉的锻炼”（《志摩的诗》）。诗的情与思是诗学的一个广泛的议题，很多诗人和诗学家都有过深入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于赓虞的诗学探讨在新诗拓展期之所以如此深邃，除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支持，又具有理论的渊源性，就是他对于中国和西洋诗学、古代和现代诗学的深入研究。正如他自己的陈述，那时（大致在1923年），“我只潜心读着欧美各巨人的作品与传记，竭力搜求西洋论诗的专著”（《世纪的脸·序语》）。他做这些研究看来不像是专门去做“学问”，而是为了抒发自己胸中之块垒，因之，研究的心得便成为他创建的生命诗学的土壤和养分。

关于中国古代诗，他认为，“齐梁以前，并无所谓韵律，然而有诗，有诗人。齐梁以前，诗是情思自然地流露，而且有着自然的和谐的节奏。自沈约以来，中国作诗的人，没有人能打破他的‘四声’‘八病’的规律。……诗律是为低能的蠢材设的，按谱依调的制作，固然会‘清浊通流，口吻调剂’，然而，往往只顾谐韵和律，就失了诗的真正的生命，即钟嵘所谓的‘伤其真美’。……李白与杜甫显然是中国两位伟大的诗人，但所谓伟大，不在于他们韵律的调谐（有时候他们就不顾所谓韵律），而在于他们特有的情境，这情境就是他们的生命。”（《论作诗》）

对于外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亚里士多德，而且和中国古代传统诗学密切联系，写出了诗论《孔丘与亚里士多德论诗的比较》。他认为，“孔丘的诗论，支配中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有两千多年。”而孔丘的诗论其实就是“诗教”，“孔丘对诗的误解，就在他的功利观念太重，只讲诗的价值，而不论诗之是非。将诗当作一种政教的工具，其流弊，不但使读者向诗里求道求教，失去其欣赏艺术正当的态度，而且使作者的灵情亦窒灭于道与教中，失去其艺术表现正当的精神。”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诗，也是一位目的论者，他就代表道德观念很重的希腊民族，将诗之动机估作道德的价值，结果说诗是教训的，而诗人就是一位教师。”这篇诗论现在只能看到第一部分，后面的内容未能搜集到。但就从这一部分也能领会到于赓虞的基本观点，他不赞同孔丘、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诗观和说教诗观，提倡心灵诗观和性情诗观。

他对于外国现代诗学的研究，涉及浪漫主义诗人，也涉及波德莱尔、爱伦·坡以及西方现代派譬如美国意象派（他当时称之为影像派）。他赞赏雪莱的著名论断“诗乃生命的影像”，尤其称赞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梅说的，“倘明显地显出意义，便减杀诗趣四分之三。”赞扬“他们视诗为暗示生命的艺术，重视主观自由地创造”（《诗辩》（上））。对于中国现代诗人，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徐玉诺和徐志摩的诗评。关于徐玉诺，他格外赞赏“他是了解自然，同化自然的”（《读〈将来之花园〉》）。在评论徐志摩的时候，他生发出感慨，“诗是动艺，是心艺……他的最高的美乃基于天才的独创……一种内在的力量的表现。”（《志摩的诗》）

于赓虞对于古今中外诗学的研究和对诗人的评论，意在通过研究而汲取营养。他反对抄袭，对于把他人的研究直接拿来作为自己的诗学理论，更是深恶痛绝，发现一个，揭露一个，并谴责之。他的诗学研究不是纯理论地探讨，而是把诗学理论和自己的生命诗学理念融为一体，与自己的诗学实践融为一体，所以，他的诗学体系的指向，就很自然地成为生命力量的创造，而就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生命诗学体系，则顺理成章。

二、生命诗学的实践：孤独悲吟中的追寻和精神的抗争

于赓虞初入诗坛，就是一个活跃的青年诗人。1923年春在天津与青年诗人赵景琛、焦菊隐等人成立绿波社文学社团，与北京蹇先艾、朱大柟等诗人的“曦社”联系密切，出版13个人同人诗集《春云》，他的诗“春风”辑，收诗最多，而且排列第一。1924年7月，在天津与河南同乡创办《中州文艺》刊物，并引起北京文坛的王统照关注。同年8月，他来到北京，虽然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有些卑微和孤独，但在诗的追求上却是非常积极。他以绿波社身份与北京的“星星文学社”联合在《京报》推出《文学周刊》，主要刊发新诗作品和新诗批评。与徐志摩、闻一多、刘梦苇交往密切，后来因为他认为新月社诗人缺乏生命底蕴、而新月诗人认为他的诗情调伤感便与新月社分道扬镳。1926年秋，又与胡也频、丁玲、沈从文组织无须社，并在《世界日报》两度开办“文学周刊”。并与赵荫棠的“明天社”，石评梅、庐隐的“蔷薇社”建立文学友谊。1929年又与庐隐等创办《华严》月刊，提出“诗正是为诗而存在，不为其他效用而存在”的著名的纯诗诗学理念。以后几年，于赓虞工作辗转几地，与河南文学人创办文学报刊《银砂》《平沙》。至1934年6月，出版诗集计有《春云》（合著）、《晨曦之前》《骷髅上的蔷薇》《落花梦》《世纪的脸》，散文诗集《魔鬼的舞蹈》《孤灵》，以及散发在当年报刊上的诗和散文诗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