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创作研究

摘要：贾平凹作为当代杰出的作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鲜有学者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其“商州系列”小说的创作进行解读。“商州系列”小说体现着人、地、文三者的和谐共生关系，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域观照其“商州系列”小说，可以清晰地瞥见贾平凹“商州世界”的地理图景，也能为其商州系列小说找到合理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文学表征；书写成因

商州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人文地理环境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不管是书写“商州”，还是书写“西京”，其小说中总是充斥着商州的文化性格、民间记忆和乡村“味道”。其小说鲜明的地域特色值得学者们深究，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对贾平凹的文学研究还停留在对其作品的主题分析和艺术形式上，鲜有学者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商州系列”小说进行窥探，虽然赵学勇、郭蒙等人已经有意识地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放到地域文化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但是其研究的理论方法还不够具体，也未能清晰地阐释贾平凹为何以“商州”为书写范畴，故此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域，观照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自然地理、文化地理与想象的地理

（一）地域文化、文学研究与文人创作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地域文化的书写和研究起码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是基于自然环境而发展出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可以被直接书写并表现在作品文本中的文化。例如，在贾平凹塑造的“商州世界”中，“州河”上的摆渡、船运，实际上展现的就是陕西省丹凤县龙驹寨镇的船帮文化，它是基于丹江自然环境而兴起的水运文化。第二层次是经过作家头脑加工后的地域文化，它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作家有自己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同样也有自己的书写选择。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定居西安后，多次下商州进行文学采风，先后游历了商州大小乡镇300余个，并且系统研读了商州地方志。在此基础上，“商州世界”的书写不可避免地被烙上商州的文化基因与民间记忆。第三层次的地域文化则是读者想象的地域文化。读者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作家的地域意识，再联系自身的地域文化记忆，最终形成丰富的地域文化想象，而这种被想象的地域文化，恰是自然、社会、作家与读者之间互动的产物。

从地理的视角研究和解释文学或者文学现象，自古有之。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古人就已经注意到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代表的《诗经》中，编者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而是采用以地理分区的方式，将其分成“十五国风”。而《楚辞》也是最早表现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它以荆楚大地为书写背景，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南国浪漫主义基调。此外，在文学研究中，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就已经从中国南北自然环境的不同来说明南北文学风格的差异。

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十分巨大。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地理因素对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类型的社会文明，而不同类型的社会文明塑造了不同文化的背景，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文学源于生活，不同地域的作家接受到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所以，生于陕北的路遥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张爱玲笔下十里洋场的夜上海生活，路遥身处的环境是贫瘠的黄土高原，接受的文化是躬耕黄土歌唱信天游的吃苦拼搏精神，而张爱玲出身没落贵族，贵族精致奢侈的生活方式，致使其笔下展现的自然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可以说，他们文学创作的分异与他们各自成长的环境以及所接受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地理环境决定了文学的表达，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也限定了文学创作的表现内容。同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也深受这种规律的制约。

（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作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文学地理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诸如邹建军、曾大兴、梅新林等文学地理学的先驱。虽说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是中国学者独立创制的，但是究其发展历史则可被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在其著作《英国文学史》中已经关注到文学与种族、时代、地理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学者袁行霈则开始关注地域与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山川河流的自然地理分布，对作家的塑造和成长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学术意识对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启发和导引的作用。到了曾大兴这里，他将这种学术意识进一步发展，认为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在曾大兴、邹建军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这种学术意识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曾大兴等人为这门学科进行了学术定义，并为其规范了研究的范式。他们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交叉学科，其研究也属于跨学科研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地理、文学和作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基于文本的分析对作家、作品作地理学意义的解读，这种解读更加倾向于客体对于主体的影响，即自然地理环境对作家成长的塑造以及对作家写作的影响。[1]

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手法，前辈们经过无数次实践，并最终归纳了五点，分别是：空间分析法、现地研究法、系地法、区域比较法和区域分异法[2]。简单来讲，这五种方法就是将文学、地理和作家统一起来，研究“人地关系” “文地关系”“人文关系”这三对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二、自然地理与“商州世界”地理图谱的文学表征

（一）商山丹水景如画

商州位于秦岭大山深处，是陕西的东大门、西安的后花园。在地缘上，商州东与鄂豫两省交界，南面安康与巴蜀相依。商州境内崇山峻岭，水网密集，是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因商州处于秦淮线以南，故其风物多具南方特征，亚热带的气候类型，导致境内常绿阔叶林广布，丰富的降水更是发育出了全国最北的喀斯特地貌。这些自然的地理因素，表现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便是区别其他地域文学的重要特征。

商州山地广阔，秦岭横亘而过，丹江汉水蜿蜒曲折，随处可见的悬崖峭壁、洞穴石窟、飞瀑奇潭等景色，使得贾平凹称赞其故乡“异常美丽”。他较早地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之于文学创作的功用，因而，他的作品中不乏对商州山川地貌和地理风情的书写。他说：“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20年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笔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们又在左右了我的创作。”[3]不难看出，贾平凹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的地理风貌，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文学意象。

贾平凹说商州的自然风光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也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因此，每当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入瓶颈之时，他就会迫切地回到商州的怀抱，在那里汲取文学生存的“乳汁”。田野调查的方式为贾平凹收集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料，为贾平凹讲述曲折离奇的山地故事、塑造性格饱满的山地人物打下了根基。因此，商州的自然风物深深地影响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贾平凹对商州地理风貌的传神呈现，给他的“商州系列”小说增添了丰富的地域文化魅力。

贾平凹在小说中对商州地理风貌的书写，表现出贾平凹对故乡山水真挚的热爱。在商州度过的20年的青少年时光，建构了他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三观”，商州的山水镌刻在他的文化基因中，因此，他对故乡商州的文学书写既是客观环境使然，也是其文化“基因”主观的选择。

（二）秦风楚韵道源长

“商州系列”小说对商州的地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腻地展示。在他的小说中，很大的篇幅是基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来展开的。在他的笔下，常常表现出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赞美和依恋，他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书写背景，描绘在地理环境限制之下商州留存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商州当代人的影响。

商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州地区就成为行政区块，尤其是战国时期，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卫鞅被分封到商州地区，开启了商州的早期治理。因封建统治中心咸阳、长安与商州距离较近，商州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厚。并且，商州地界山地居多，虽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却很好地保留了封建王朝影响下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继而影响着商州人的文化生活，塑造了商州人坚毅质朴的人格特质。同时，商州受荆楚文化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历史上，商州曾为秦楚边界，虽秦而近楚，楚文化开拓进取、浪漫洒脱的精神气韵，较为深刻地镌刻在商州人的文化基因中，因而，这种精神气质也同样影响着作为商州人的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便是隐约显露着的南国风味。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文化传统对现代商州人的影响，因而商州的文化传统自然成为其书写的对象，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贯通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始终，以至于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中，依旧能隐约感受到秦人古老的文化生活气息。

对商州地区传统文化和人民生存状态的深度理解和把握，有赖于贾平凹20年的商州生活经历，有赖于贾平凹对商州地方志的研读。贾平凹20年沐浴在商州的文化滋养中，使得他的人格基因被烙上了秦风楚韵的文化记忆。因此，贾平凹虽生于山地，但却延续着秦风楚韵的文化命脉，表现在作品中便是古朴深厚而又空灵婉约的文学风格，这也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区别于沈从文湘西山地叙事的一大特征。

贾平凹对商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人文因素的系统梳理，致使他能从较高的文化视野上把握“商州世界”地理图景的书写，并冠之以哲学思考和美学批判。因此，在他的小说中，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基于商州自然环境所形成和继承下来的地域文化对商州人物塑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作品中，便是贾平凹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传统文化道德又重视现实利益的商州农民形象。

（三）巫风土俗展奇章

商州在历史上曾是楚国的一部分，而楚地自古崇尚巫术，因此在商州这块山地上随处可见巫风土俗等神秘文化的影子。同时，受关中文化、鄂豫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商州表现出丰富多彩、多种文化交融的风土习俗。而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神话传奇正是构成“商州世界”的重要元素。

在商州地界，因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商州的乡村普遍富于神秘主义色彩。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中，他描绘了诸多神秘体验。例如在丧葬叙事中，作者写道要在死者的棺材上放置公鸡以引导其灵魂进入天堂、“入殓”和选坟址则需要风水先生、在运送死者棺材时门口要挂上一个筛箩。虽然这些风俗习惯大多数都是迷信文化的传承，但在“商州世界”，它们贯穿了“商州人”的生死。例如，在《黑氏》中，贾平凹描绘了设香案、拜祖宗、念咒语、贴神符的场景；在《浮躁》中表现成年人过本命年扎红腰带、穿红裤衩避邪的风俗。可以说，这些巫术文化和风土习俗，是商州人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更是“商州人”思想和情感的具体文化表征。

通过书写一个地方独特的风土民俗和生活习惯，能较大程度地展现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种状态下孕育的人格特征，这也是众多作家着重营造小说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贾平凹这里，他对地理环境、民俗风情进行了深入刻画，本能地在作品中书写商州特有的巫术文化和风土习俗，来丰富他小说的独特文化意象。可以说，他小说中所展现的商州特有的风俗习惯和巫术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世人了解商州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区别于他人文学作品独有的文化标签。

（四）方言古语话风流

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中，读者或许会被贾平凹书写的巫术文化和风俗习惯所吸引，但同时，贾平凹充满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一定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的商州生活，让贾平凹对民间藏污纳垢的方言俗语耳濡目染，尤其是贾平凹对典型的方言土语、民间谚语、俚语和古语的吸收和接纳，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新奇的文本语言，更给予读者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语言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产生的一朵艳丽奇葩，商州地大物博，州县之间语言各不相同，即使是相同的县域，也存在不同的方言体系。从地理上看，高山、河谷、盆地的地形地貌造成自然环境的闭塞，这使得商洛方言得以被较好保存。同时，商洛又是一个移民聚居的地区，在历史上，曾多次进行移民，较大规模的是清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运动，大量鄂西北、皖西南的江南人移居于此，为这里带来了具有江淮官话特色的“下湖话”，“下湖话”与商洛土语互相吸收和融合，产生出一种别具特色的方言体系。再者，加上商洛处于三省交界之地，处于南北文化的过渡地带，又距离封建统治中心咸阳和西安较近，因此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江南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致使商洛语言形态异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