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谍战小说叙事研究

摘要：麦家的谍战小说在技巧性、艺术性等方面展现出别样叙事特色。首先，麦家通过对叙事环境的清晰呈现，为故事的真实性提供有效保障，同时以封闭、幽暗的叙事环境来构成隐喻；其次，麦家通过可靠的异叙述者营造故事的真实效果，通过不可靠的同叙述者形成叙事迷宫；最后，麦家的谍战小说显示出独特的叙事意义，他的写作是对彰显信念的文学传统的回归，也是对当下否定型文学的反拨。麦家通过英雄叙事和悲剧叙事，反思了历史语境中个人的失语，表现了对个体自由的关注。

关键词：麦家；谍战小说；叙事环境；叙述者；叙事意义

麦家是20世纪80年代走进文坛的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是他文学创作的开端。《私人笔记本》是麦家的第一部作品，之后他陆续写作了《紫密黒密》《地下的天空》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集。但是，这些作品在文坛上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到2002年长篇小说《解密》的出版，麦家及其作品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这本小说他写了11年，被退稿17次。付出终有回报，麦家凭借《解密》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以《解密》为开端，麦家相继出版了长篇谍战小说《暗算》《风声》《风语》《风语2》《刀尖》。

麦家的作品不仅受到文化消费市场的欢迎，也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与肯定。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麦家谍战小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仔细梳理下来，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突破口。比如，在叙事研究方面，评论者对麦家谍战小说中叙事环境、叙述者的研究很少或几乎没有。本文由此入手，旨在丰富和完善对麦家谍战小说的叙事研究。本文将以麦家谍战小说的叙事特色作为主要阐释维度，从叙事环境、叙述者、叙事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细致地解读与阐释，着重突出麦家谍战小说在技巧性、艺术性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别样叙事特色。

一、叙事环境：清晰呈现与曲折隐喻

“环境指构成人物活动的客体和关系。它是故事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因素。”[1]环境包括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两个方面。麦家笔下的谍战故事波谲云诡、新颖曲折，这与特殊的空间营造与特定的背景设置密不可分。麦家通过对叙事环境的清晰呈现，为小说的真实性提供有效支撑，同时，幽闭而狭仄的环境也显示出了别样的象征意蕴。

（一）叙事环境的清晰呈现

小说的本质是虚构的，但赋予小说真实性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真实性是麦家创作的首要原则，为了消解小说的虚构色彩，麦家努力营造清晰的叙事环境，为小说的真实性提供有效支撑，“清晰的环境指故事中的环境明确、清楚，历历在目，了然于心”[2]。麦家笔下叙事环境的清晰呈现，主要通过对人物活动场所作具体描绘和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作明确交代两种手段来实现。

麦家的谍战小说对人物活动的场所进行了具体的描绘，“包括对场景的细节，乃至一些被人忽视的物件或位置的细致入微地刻画，从而使人们在想象中确立准确而稳定的空间位置”[3]。《暗算》《解密》的故事都发生在701，麦家通过对701这个特殊单位的环境描写，让读者相信701确实隐匿于某个鲜为人知的角落，是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存在。作者首先告诉我们701坐落在一个山脚下，山的名字是“五指山”。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山的构造，就像五根长长的手指延伸在大地之上。在“五指山”里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是离县城最近的，从山沟出来就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701的家属院就建在这里，院子里有一系列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餐馆、商店、招待所、运动场地等。而701单位的主楼在第三条山沟，与监听局一前一后地排列着，山沟的中间地带由这两个单位共享，是一些公用设施，如食堂、卫生所、球场等。作者对701单位的布局作了细致地描绘，至于其准确的位置，由于701的秘密性而不便透露。麦家采用了留白的手法，这恰恰从侧面营造了叙事空间的真实性。麦家的谍战小说中对人物活动场所的具体描绘，还体现在《风声》中对裘庄的描写。麦家通过对裘庄外围的描写、东西楼的具体布置与安排，揭示了主人公所处的不利环境和任务的紧迫性。这种细致地描绘，使小说的空间变得具有某种可触摸性，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之感。

麦家的谍战小说对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出了明确交代，读者由此可以把握故事的总体氛围和时代色彩。在《风声》中，麦家开门见山地描绘道：“故事发生在1941年春夏之交，日伪时期。地点是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西子湖畔。”[4]在明确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后，麦家还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作了全面描绘：“东北有伪满洲国，东南有汪精卫的南京政府。”[5]这两个政权是亲日随日的。“另有两个政党和政权是反日的：一个在西南，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国民党政府；一个在西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共产党政府。双方在抗日反伪这件事上具有共同的民族大义，所以实施联合阵线，一致抗敌。但两党因各自利益需求，又经常貌合神离，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拆台。复杂的政治势力使巨大的中国变得混乱不堪，民不聊生。”[6]此番描述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氛围传达给读者，这也是了解故事人物关系，明确故事走向的首要条件。潘老和李宁玉属于共产党，而顾小梦属于国民党，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有各自需要维护的尊严与荣誉。可以这样说，如果抽离这些叙事背景，麦家的谍战小说将失去其框架支撑。同样的故事之所以在“东风”“西风”和“静风”部分有不同的讲述，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时代背景下政治环境的影响。再如《解密》中麦家用了不小的篇幅来交代容家的传奇历史，像一幅浩瀚的画轴徐徐展开。在历数几代人的生死沉浮，岁月沧桑之后，小说的主人公才呼之欲出。细致的背景介绍，为我们走进小说主人公容金珍的传奇人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二）叙事环境的象征意蕴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麦家的小说创作很难被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文学史上的边缘人。“麦家之所以有足够底气孤军奋战，是因为他选择了秘密叙事这个独特的领地，并从这个领域找到最佳入口和叙事路径。”[7]不同于日常叙事，麦家的谍战小说关注的是一个独立于世俗之外的秘密世界，对常人来说它只存在于想象中。小说的叙事环境无一例外都是封闭的、幽谧的，不管是《解密》《暗算》中的神秘单位701，还是《风声》中的裘庄、《风语》中的重庆黑室，它们都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主人公一旦进入这样的环境中，就意味着与世隔绝，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与孤独中。

这种封闭的叙事环境，构成了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容金珍、陈二湖、黄依依等破译家们处于701或黑室这样的暗室之中，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与看不见的敌人搏杀，捕捉风的信息，聆听死人的心跳，这个战场没有血腥却残忍无比。李宁玉和顾小梦这些地下工作者被围困在裘庄，孤立无援，饱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行走在事业成功与精神崩溃的边缘。麦家笔下幽闭的叙事环境“是对情报人员残酷而庄严的生活的隐喻，是对一种黑暗生存状态的揭示”[8]。

在《暗算》中，麦家将701单位抽象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红墙”，围绕着“红墙”，描写了同一个人在“红墙”内外的不同生活状况，从而强调了701的封闭与隔绝对人性的压抑。陈二湖在退休之后走出“红墙”，儿女们都以为他们的父亲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走出“红墙”后的他完全无法适应日常生活，他感到痛苦与焦虑，精神甚至出现了异常，这与那个在“红墙”内如鱼得水的陈二湖判若两人。这是因为长期被限制在封闭幽暗的异常环境中，断绝了他与世俗生活的联系，扼杀了他回归正常生活的能力。黄依依在进入701之前，个性张扬、大胆热辣，是一个散发着光芒的女子。而在进入701从事破译工作后，她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红红的，眉头皱得老高，头发乱得像草，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封闭的环境扼杀了人的自然天性，我们仿佛看到一只骄傲、任性的鸟儿收起了它的翅膀，急速地向下坠去，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在这样封闭幽暗的环境中，麦家笔下的英雄们一方面发挥自己的天赋异禀，向着目标前进，完成一个个严肃而又神圣的使命；另一方面又因为智性的无限损耗、天性的极度压抑，生命在璀璨过后走向必然的陨落。我们在看到人类创造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可以看到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麦家对叙事环境的精细描绘就是想告诉读者：在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有这样一群人以生命为赌注，为人民赢取生存的可能。他们的使命是庄严的，他们的命运却又是悲惨的。

二、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地言说

“叙述者指叙事文学中的‘陈述行为的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它与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叙述者是叙事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叙事文的重要特征。”[9]关于叙述者类型，学术界长期以来以人称进行划分，如第一人称叙述者，第三人称叙述者，以及一些作品中偶尔使用的第二人称叙述者。但这种从人称角度划分叙述者的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被一些小说理论家和叙事学家所否定。

基于此种情况，叙事学家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划分叙述者类型。布斯提出了戏剧化叙述者与非戏剧化叙述者，其中戏剧化的叙述者又被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热奈特根据叙述者的叙述层次及其与故事的同异关系，将叙述者区分为如下四种类型：外部—异叙述者，外部—同叙述者，内部—异叙述者，内部—同叙述者”[10]；还有查特曼提出了公开的叙述者与隐蔽的叙述者……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叙事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叙述者这一学术概念的认识。对这些认识的综合，将有助于我们对叙述者的整体把握，因此本章将异叙述者、同叙述者这一区分与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区分结合起来，对麦家谍战小说中的叙述者概念加以阐释。

（一）可靠的异叙述者

“异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的是别人的故事”[11]。《解密》《暗算》《风声》中的叙事者“我”就是异叙述者。异叙述者“我”是《暗算》中偶遇701重要领导人并有幸获得采访机会的“墨镜记者”，是《解密》中陆续采访了51位知情者，并且查阅了上百万字资料后才开始写作的作家，也是《风声》中“喜欢虚构”却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记录“真实”故事的作家。异叙述者“我”充当捕风者的角色，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并讲述特殊单位中一系列英雄人物的故事。

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本文将采用申丹的观点，将“是否能给读者提供正确和准确的话语”[12]作为衡量标准。麦家笔下的异叙述者“我”采取传记体式或跟踪报道式的叙事模式，尽可能地追认故事的真实性，可以被读者判断为可靠的异叙述者。《暗算》中的“我”以序曲的形式，用不小的篇幅，讲述自己与两位乡党的奇妙邂逅，以此为故事的真实性埋下基石。《解密》中的“我”作为一个作家，阐述自己写作“合篇”的三鞭子——一是“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质疑”[13]，二是“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14]，三是“他们对黑密后来的命运念念不忘，心有罅漏”[15]。叙述者“我”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写作过程，叙述者的自我暴露并没有炫耀自己相对于读者而言的优越感，反而表现出谦逊的叙述风度，这表明叙事者与读者在同一阵线，双方并不是对立的。《风声》中的“我”为了实现对历史真实的探求与追问，辗转寻找故事的权威发言人。叙述者只是客观地呈现同一个故事的三个版本，并不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将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在此基础上，叙述者“我”赢得了读者的尊重和信赖，成为可靠的叙述者。阅读《暗算》《风声》《解密》时，读者通常不会对“我”所讲述的故事的可靠性质疑，或者说逐渐打消了自己的质疑，跟随可靠的异叙述者的脚步进入故事。

（二）不可靠的同叙述者

“同叙述者必须讲自己的或自己所见闻的故事”[16]，他可以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可以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者旁观者。《风声》中的潘老和顾小梦是故事的参与者，但不是主人公，因此他们属于次要同叙述者。

《风声》围绕谁是“老鬼”和“情报是如何送出去的”这两个问题展开。在“东风”部分潘老的讲述中，他和当时的地下工作者直到李宁玉的尸体被运回来时才发现事有蹊跷，以此推断李宁玉并非正常死亡，进而从她的遗画中发现了隐藏的情报。当“东风”部分结束，读者得知“老鬼”是李宁玉，情报是通过她的遗画传递出去的，一切逻辑严密，顺理成章。但不料“西风”部分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叙述者顾小梦，她推翻“东风”部分潘老的叙述，主张情报是她在李宁玉的威逼利诱下，帮助李宁玉传送出去的，并运用严谨的逻辑分析予以反击。顾小梦表明：对于李宁玉的突然死亡，肥原实际上是心存怀疑的，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搜查了李宁玉的尸体。在当时没有弄清楚谁是老鬼的情况下，肥原是不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的，放她出去只会徒增麻烦。顾小梦的反击还依赖于中间物的真伪所蕴含的逻辑力量。顾小梦向“我”展示了李宁玉的遗物，包括一张老旧的照片、一把断齿的破梳子、一支戴白色笔帽的钢笔、一支唇膏……她指出潘老持有的遗画是伪造的，向“我”指出它与真品之间的种种差异，甚至一些很细微的区别都能被她描绘得一清二楚，就好像那幅画已经被刻进了她的心里。充足的逻辑分析和有效的物证足以让我们相信顾小梦的说法，相信情报是由她送出去的，这就构成了对“东风”核心部分的解构。在此，次要同叙述者顾小梦取得了叙述者“我”以及读者的信任，而潘老则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西风”部分的讲述似乎建构了真实的历史，但事实是否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