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物兄》对知识分子题材的突破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的《导师死了》开始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李洱，持续探索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从《午后的诗学》开始，李洱尝试处理知识与人相分离的问题，经过《遗忘》《花腔》对知识分子的历史进行打捞，终于创作出集大成之作《应物兄》。放置在百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视野下，《应物兄》在知识分子群像塑造、知识内容的书写、典型人物塑造和思想价值方面，拓展了这一题材的表现内容。

关键词：群像塑造；知识内容；典型形象；思想价值

自鲁迅开启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题材书写，这一题材先是经过了启蒙知识分子书写和革命知识分子书写两次高潮。启蒙知识分子书写以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为代表，还有巴金的《寒夜》，主要书写启蒙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溃败。革命知识分子书写的代表是《青春之歌》，主要书写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各行各业更加职业化和规范化，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一部分选择顺应商业大潮下海经商，一部分选择坚守学术阵地。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转移到了学院知识分子书写。这类作品，以张者的《桃李》为代表，作者把邵景文因父亲横死而造成的人生转变（从文学转到法学），放置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从而让个体私人经验与宏大社会经验挂上了钩，让邵景文个人的经历成为转型期学院知识分子的代表。

李洱从20世纪90年代的《导师死了》开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写作，书写学院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经过《午后的诗学》，李洱开始独立处理知识问题，到了世纪之交的《遗忘》《花腔》，他又深入知识分子的历史，最终写出集大成之作《应物兄》。本文把《应物兄》放置在百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视野下，探析《应物兄》对这一题材的突破。可以看到，相比于之前的这一题材小说，《应物兄》最大的特点和突破是：群像式知识分子塑造、知识内容的书写、典型人物塑造和思想价值。

一、群像式知识分子塑造

《应物兄》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位，涉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出当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浮世绘。这一点被很多学者认识到，熊辉认为《应物兄》中书写了三代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走来的老一代学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学人，以及在21世纪开始接触学术的新生代学人。”[1]熊辉的分类相对简单，把目光只放在学院知识分子内部。虽然这部小说被冠以“学院小说”的名头，但李洱并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学院里。李洱很清楚，学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他打通了官场、商场和市井，书写学院知识分子、官场知识分子、商场知识分子、市井知识分子以及网络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和相互拆台，所以贺绍俊的分析一语中的：“小说写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在大学当教授的，有在学术机构当学者的，也有在政府部门当专业官员的，也有在公司企业出谋划策的；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既有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文人，也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理工技术工作的所谓科学家，可以说是当下知识分子的群像。” [2]

考察百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很少有对知识分子的群像式书写。鲁迅的知识分子小说，往往反映一个知识分子生活道路和信仰的转变，比如吕纬甫和魏连殳。即使像叶绍钧的《倪焕之》和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这样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反映的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钱钟书在《围城》里，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形象，除了主人公方鸿渐外，还有苏文纨、李梅亭、曹元朗、高松年等，也可以说是对知识分子群像式描写。但是，钱钟书的笔墨只集中在学院知识分子里，对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着墨不多。更重要的是，钱钟书只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缺乏时间的纵深。鲁迅晚年一直想创作一部反映四代知识分子命运道路的长篇小说，冯雪峰曾回忆道：“那时几次谈到的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可以说是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他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 [3]可以想见，从章太炎、鲁迅到瞿秋白以及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分别对应着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左翼文学运动、革命战争时期等古老帝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几个关键节点。鲁迅想把几代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艰难转型同构起来，反映几代知识分子为国家转型“东奔西顾”“曲折求索”的历程。当然，我们都知道，鲁迅晚年因为很多原因并没有完成这部小说。

《应物兄》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鲁迅的期待，即使描述的知识分子年代不同。从共时性角度讲，《应物兄》把触角伸到当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从历时性角度讲，《应物兄》串联起了20世纪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闻一多）、60年代的右派知识分子（姚鼐、乔木、何为等），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的启蒙知识分子（芸娘、应物兄、文德能，郏象愚等），以及市场经济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文德斯、陆空谷等）。可以说，这是《应物兄》在知识分子小说题材上的一个突破。

二、知识内容的书写

《应物兄》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对知识内容的书写。书中大量插入各种文化知识，比如：“他解释说，《关雎》是《诗经·国风》之首篇，写的是一个男子爱上了在河边采荇菜的女子。荇菜又名水荷叶，为多年生水生植物，在地球上分布极为广泛，从欧洲到亚洲都有它的踪迹，其茎可供食用，也可入药，其药效主要是利尿。”[4]“因为中国古代的‘艺’字就包含有种植的意思。《书·酒诰》里讲：‘嗣尓股肱，纯其艺黍稷。’《北史·铁勒传》里讲：‘近西边者，颇多艺植，多牛羊而少马。’”[5]“我为什么会关注现象学？是因为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年，胡塞尔开始用他的《逻辑研究》来抵御虚无主义。他的方法是回到‘意义逻辑’和‘生活世界’。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持续了一个世纪。”[6]可以说，密集出现的各种知识内容，是《应物兄》在这一题材书写方面最大的特点。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书写中，知识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比如在《在酒楼上》中，知识被简化为“子曰诗云”和“ABCD”，以此区分吕纬甫前后的转变。在《倪焕之》里，叶绍钧写到徐佑甫给学生上课，只是写到准备过程：“他就根据这样的见解教他的国文课：预备必须十分充足，一个字，一个典故，略有疑惑，就翻查《辞源》（在先是《康熙字典》），抄在笔记薄里；上堂必须十分卖力，讲解，发问，笔录，论来倒去地做，直到听见退课的铃声。”[7]作者不会叙述讲课内容。但是在《应物兄》里，无论是程济世的演讲，还是姚鼐回忆闻一多上课，出现了大量具体知识内容。在《围城》中，各种知识被简化为机智的比喻，散布在全篇，比重并不大。可是在《应物兄》中，各种知识内容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书名号的使用，全书101个章节，平均每一章节最少有三个书名号出现，有些章节甚至达到二三十个书名号。

《应物兄》的这一特点为很多学者所注意到，引起争议最大的也是这一特点。毕竟在大众的理解中，小说这一文体，从诞生之初，就是以叙述故事为主。赞扬者认为： “《应物兄》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一种知识型的叙事文学代表，将知识与叙事完美结合起来，更新了小说的叙事策略，开拓了无限的阐释空间。”[8]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尽管李洱在小说中引用、‘制造’了大量典籍，讲述、戏仿了大量典故，铺陈、罗列了大量动物、植物、生物现象，但我们却很难说这就是知识，因为，以我的个人阅读感受，这些文字不仅没有给我以教育和补偿，也没有让我产生信任感。”[9]鲁太光虽然否认《应物兄》知识内容的价值，但他的感受，却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知识内容的真正特点。

如前文所述，李洱的这种把知识内容独立化的特点，是从《午后的诗学》开始的，其间经过《遗忘》《花腔》的写作，一步步不断成熟和丰富。知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东西，是决定他们信仰和行动的动力，却很少为人所写到。而李洱在三十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不断摸索，逐渐找到这一知识内容的书写空间。芦静静在《论<应物兄>的知识叙事》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知识内容的叙事功能，相对来说过于单一。事实上，仔细考察全书，这些知识内容可以被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儒学知识的现代诠释，第二类是哲学、生物学及其他西方现代学科知识，第三类是人物命名与典故，第四类是人物对话的引经据典。这些知识内容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一是塑造人物形象和实现叙事意图，二是增加小说知识密度，三是反思当代知识生产，四是冲决小说叙事的边界。虽然这是《应物兄》文本的最大特征，但不可否认，“知识的拥堵，会成为《应物兄》在阅读和接受中的一个极大障碍，对于习惯了故事、趣味和各种流行读物的大众来说，这本充斥着巨量知识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小说不啻为‘天书’，即使对于专业读者来说，阅读和阐释也绝非易事。”[10]

三、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思想价值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当代文学有经典作品，缺乏经典人物的现象，这时大家往往不约而同地谈到《平凡的世界》。张莉指出：“先锋文本与当下现实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膜。相对而言，他们更乐意去阅读《平凡的世界》，因为那里的生活和情感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与认同。” [11]梁鸿更是从典型人物孙少平来谈这一点：“在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孙少平身上，读者会感受到，人只要有信念，就不会被压制，即使出身贫寒，也能通过艰苦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12]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实验之后，当代作家无不渴望塑造出当代文学的典型人物，可是，像《活着》中的福贵、《白鹿原》里的白嘉轩、《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这样的经典人物，还是太少。《应物兄》既为百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又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应物兄这一典型形象。

谈及应物兄这一人物形象，首先值得注意的便是他的名字。应物兄不是他的真名，他的名字先是被启蒙者朱老师从“应小五”改为“应物”，又被商业资本伦理改成“应物兄”，即出版社出书时，错加了一个敬称“兄”字。考察从现代小说诞生之初的经典人物，无论是堂吉诃德、鲁滨逊·克鲁索、摩尔·弗兰德斯，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这些名字都不是人物本来的名字，都因种种原因被叫成现在的名字。李洱从经典中获得力量，用应物兄的改名问题，揭示出时代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时代，变成了市场经济之后的商品经济时代。李洱在评论梁鸿的文章中谈到过，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命运。这一次，决定应物兄命运（给他改名）的是商业时代的资本伦理。

恰如鲁迅让吕纬甫从“ABCD”转到“子曰诗云”，以此描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李洱通过应物兄的改名，让应物兄的个人经验与时代转折形成同构关系，由此反映20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境遇。应物兄个人的挫折和爱恨，为抽象的时代变迁提供一个饱满鲜活的肉身，他也由此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进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和文学史的典型人物画廊。不像他的前辈“颓唐患者”吕纬甫和“局外人”方鸿渐，应物兄不是逃避而顾影自怜的，他为筹建儒学院东奔西走，耗尽心力，是投入火热现实生活的局内人形象。这项事业充满着转化传统资源的高尚动机，又有着应物兄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名利双收的私人动机。他通过“自我阉割”进入权力核心，获得了名利，但他又是充满了反思和自责精神的，这样一个“既纯洁又无耻”（毛尖语）的知识分子形象，具备了一个典型人物应有的复杂性。

《应物兄》同时又是一部有思想价值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源于它对当下“儒学热”潮流的回应和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借着市场这股春风，大量国学书籍风行一时，进入大众视野。这一现象后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其他文明面前，中国迫切需要一张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名片，曾在古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被重新征用。其次，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道德沦丧事件，文化层面有必要启动儒学复兴来建构新的道德规范。各种企业也试图借助儒学来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学课堂，包括百家讲坛这种节目的出现。再次，各种仿古建筑的出现，借助“儒学热”打造城市文化特色，发展旅游业。另外，还有各种被成功学、心灵鸡汤包装过的“传统智慧”的流行。《应物兄》通过暴露学者、官员、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提倡儒学的行为动机，对种种现象给予了无情地批判和揭露。比如小说的后半部分，筹建儒学院的活动已经变质为棚户区改造中的“圈地运动”，彻底沦为资本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