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与中国角色

【关键词】清洁能源  能源转型  碳中和  中国角色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气候变化加剧、能源价格飙升、经济增长乏力等多重危机叠加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造成严重影响。以风能、光能、生物质能、绿色氢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经济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复合型危机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应对路径。[1]由于化石能源消耗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七成以上，因此能源转型的核心是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提升能效和电力化水平，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即21世纪中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能源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也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中流砥柱。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新态势

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加速、成本持续下降、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清洁能源在应对气候危机、保障能源安全、解决现代能源可及性、刺激绿色复苏方面的潜力不断增强。

一、全球碳中和态势下清洁能源转型成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核心方案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2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警示，全球气候变化速度超出之前预期，多个生态领域日益迫近其临界点，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升幅将在未来20年内达到或超过1.5℃，气候危机将使数百万人处于粮食和水资源急剧不安全境地。[2]在此背景下，截至2022年底，全球已有139个国家、116个地区、241个城市、804家企业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占全球GDP的90%和温室气体总排放的88%。[3]各国在实现碳中和的中长期路线图中均将能源部门脱碳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加大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来发展风能、太阳能、绿色氢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绿色交通、数字储能技术、工业脱碳技术、可持续基建等绿色产业。

国际能源署（IEA）指出，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所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运输延误及组件价格飙升的影响，但2021年可再生能源新增容量仍增长17%，达到314吉瓦（GW）的历史新高，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在净新增电力中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84%。同时，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总计660万辆，比2020年翻了一番，显示出清洁能源转型的强劲势头。[4]截至2022年10月，在193个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缔约方中，183个缔约方已将可再生能源部分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NDC）；其中143个缔约方提供了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清洁能源发展已经被各国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性支柱。[5]2022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首次将“损失和损害问题”提上议程，并强调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切实提升脆弱国家的气候适应力与韧性治理能力。

二、清洁能源被视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重要绿色引擎

在后疫情时代，很多国家将绿色复苏作为建立新竞争优势的契机，着力发展绿色低碳关键科技，培育绿色新兴产业。基于清洁能源发展的绿色复苏将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低碳竞争力和社会复原力，在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同时提振各国经济和创造就业。欧盟、美国、日本等均提出绿色复苏“一揽子计划”，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发投资和市场开拓。特别是随着绿色和数字化双重转型态势日益明朗，智能电网、智慧储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的投资和研发均提升了清洁能源在新兴智能发电和配电系统中的高比例使用。

IEA发布的《2022年全球能源投资》报告指出，2015—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每年仅增长2%；但从2020年开始，绿色投入年增长达到了12%。2022年清洁能源投资超过1.4万亿美元，占能源投资增长总量的近3/4。其中，可再生能源、电网、能效提升和储能占电力行业总投资的80%以上。[6]同时，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和投资机会。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强调，在全球经济疲软态势下，全球清洁能源就业人数仍从2020年的1200万持续增加到2021年的1270万，多数工作岗位集中在太阳能光伏、生物能源、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行业。IRENA预测，如果能源转型措施与全球升温1.5℃目标一致，到2030年将新增就业岗位8500万个（与2019年相比），远超损失的化石能源就业岗位。[7]

三、地缘冲突下的能源危机加速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步伐

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市场大幅波动，化石燃料和电力价格居高不下引发了以欧盟为中心逐步波及全球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担忧促使各国和企业都在寻求用替代品迅速取代过于单一的油气来源，即从供给多元化的角度出发，日益转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少对价格大幅飙升的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推进下，清洁能源市场竞争优势显现，2010—2020年，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的发电成本分别下降85%、68%、54%、45%。[8]能源危机使清洁能源在经济上更具吸引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势头。根据IEA预计，2022—202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增长近一倍，达到2400吉瓦（GW），可再生能源有望占全球电力扩张的90%以上，到2025年初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9]

随着清洁能源市场竞争力的攀升，各国日益重视清洁能源转型在能源安全利益保障方面的潜力。如欧盟于2022年3月发布《欧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表示将采取加速多元化能源供应、提升清洁能源占比和提高能效等措施来降低对进口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特别是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之前规划的40%提高到45%。在能源危机引发的国内高通胀态势下，美国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紧急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清洁能源转型的3690亿美元补贴和税收抵免，使可再生能源、绿氢、储能电池和碳捕集技术等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围绕清洁能源转型的全球性共识日益增强，但其面临的阵痛和挑战也逐步显现。除了绿色突破性技术开发和项目部署落实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应对以下挑战。

一、清洁能源增长同碳中和目标实现之间仍有巨大差距

尽管能源危机使各国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但为了保障短期能源供应和控制能源总费用，各国同时花费大笔资金投资与补贴化石燃料，从而导致后疫情时代碳排放量的加速上升。如曾强调在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的德国，在能源危机下不得不重启煤电用于替代天然气发电。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恩伯（Ember）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复工复产使全球煤电需求急剧增长，导致全球电力部门的排放量在2021年上半年反弹，比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还高出5%。[10]另外，清洁能源在工业制造、取暖制冷、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部署比例远低于电力部门，传统工业部门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和高碳锁定使绿色复苏之路阻力重重。

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2℃和1.5℃温控目标，全球排放量需要分别减少30%和45%，但目前各个国家提出的自主贡献承诺只能减少5%—10%的全球排放量。在当前政策情境下，为了实现本世纪中叶1.5℃、1.8℃、2℃的温控目标，到2030年世界各国预计存在250亿吨、230亿吨、17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差距。[11]如此之大的排放差距需要在短短8年内得到解决，对所有国家而言均是严峻挑战。各国需要立即加速制定能源转型的清洁化方案，促进重点排放部门的系统性改革，这意味着电力供应、能源密集型工业、运输和建设在内的关键部门都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转型升级。

二、清洁能源发展的“南北差距”和“转型分歧”不断扩大

从地缘维度而言，气候变化对低纬度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态系统破坏程度更高。同时这些被贫困问题所困扰的“南方国家”由于气候适应能力低而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资金投入、开发规模、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均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以来，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方面的迅速增长几乎都在经济较好的地区，“南方国家”在缺乏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重新陷入“能源贫困”的泥淖。以非洲为例，尽管非洲大陆蕴藏的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但非洲国家从能源转型中获得的收益极为有限，如非洲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仅占全球份额的1.3%。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数据，2021年在全球用于建设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清洁能源项目的4340亿美元投资中，只有0.6%（26亿美元）流向了非洲，而且四分之三的投资高度集中在南非、埃及、摩洛哥和肯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2020—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创下了增长9%的历史新高，但相比之下，非洲的清洁能源投资同比下降了35%，已降至11年来的最低点。[12]

另外，南北方国家在如何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体现在转型优先事项（减缓还是适应优先）、国家发展路径与过渡性方案、减排责任与技术转让等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2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脆弱国家亟需更多的发展援助来增强其气候适应能力和绿色发展韧性。到2030年，估计每年的适应行动需要1600亿—3400亿美元，到2050年则为3150亿—5650亿美元。但目前适应性支出还不到总额的十分之一，发达国家的援助承诺往往“口惠而实不至”。[13]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全球大宗商品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重了脆弱国家的压力，这意味着清洁转型需要同健康生活、减少贫困和经济增长等其他紧迫性事项保持平衡。截至2021年底，仍有26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主要依赖木柴、垃圾等传统生物质能，并且仍有7.32亿人无法用上现代电力。[14]基于此，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需要循序渐进且兼顾公平正义，而非对碳氢化合物的使用“一刀切”。但在能源金融方面，西方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已停止为管道、港口和其他与碳氢化合物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三、围绕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地缘博弈加剧

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清洁能源技术和关键矿产资源的价值日益突出，获取发展清洁能源所需的关键技术和矿产资源可能会对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产生新的依赖关系，导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如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解储氢、动力电池等低碳技术产品中，锂、钴、镍、镓、铟、稀土、铂等稀有金属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认为是支撑清洁能源转型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随着清洁能源产业成为大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治理成为一个关系到能源地缘竞争和产业竞争力的安全战略问题。

近年来，欧美国家日益将清洁能源发展迅速的中国视为“关键性竞争者”，并通过制定同所谓“人权与民主”相捆绑的清洁能源新标准、建立排他性“小多边同盟”、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与中国“脱钩”等方式对中国的绿色发展进行规锁遏制。如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强调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进行绿色竞争，确保美国在清洁能源制造和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处于全球领导者地位。2022年6月，美国宣布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等主要伙伴国家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旨在掌控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确保对清洁能源和其他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的主导性供应。澳大利亚于2022年7月主办了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清洁能源供应链论坛，呼吁印太国家建立基于相同价值观的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2年9月，欧盟颁布《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从地缘政治视角审视清洁能源领域全球供应链的相互依赖与脆弱性问题，寻求通过“战略自主”确保锂和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