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

突然而至的眩晕，让母亲摔了一跤，母亲的胯骨摔断了。

我没有任何护理摔伤病人的经验，只有一脑子的怕和慌。我失声痛哭，把双手插进母亲腋下，让母亲贴靠在我的胸前。冬天的水泥地要有多冷就有多冷，我不能让母亲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母亲的喊疼声，让我更加心疼。我急得大喊：“二哥，快来，娘摔倒了。”二哥应声跑进来，从我异样的声音里，他听出了不祥之兆。二哥的国字脸发白，浑身紧绷，他也开始自乱阵脚。

我们好不容易把母亲弄到了炕上。母亲呻吟不止，泪如雨下，那时，我真希望摔倒的是我，而不是母亲。

二哥稍加调整，恢复了镇定。他马上和县医院的熟人取得联系，商量好了办法。二哥说，医院马上派人过来，娘必须住院。

不久，两名男医生提着担架进门了，几个亲戚也闻声赶来，五六个人一起忙乱，把母亲放到了担架上。

记起十多年前，父亲突然昏迷的事。母亲站在昏倒的父亲跟前，双手紧张地卷着衣襟，一双杏眼瞪得老大。看着母亲惊慌绝望的样子，我更加害怕地哭着。母亲却厉声说：“别哭了，咱们把你爸拉到医院去。”家里那辆拉石头和庄稼的架子车，在关键时候救了父亲。母亲把家里最体面的那床被子铺在架子车上，折过半面给父亲盖上，然后母亲在前面掌舵，我扶着车子，一边跑，一边流眼泪。失魂落魄的一老一小，飞奔在起伏不平的沙石路上。从村口到医院的那段路，显得那么长。寒冷的冬天，竟然让我们全身冒汗。一到医院，热汗马上干了，浑身又冷又僵。我们把父亲连被子平放在一楼走廊上，心神不宁。

好几个人或蹲或站，都在等医生。他们好奇地瞧着我们。母亲连哭带骂：“你喝，你往死里喝。你不想活了，我们娘几个还想活。”一到医院，父亲就醒过来了，父亲闭着眼默默地听着……

现在，母亲被安排住进了五楼外科的一间双人间，窗户很大，明亮干净，和当年父亲躺在过道等医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紧接着，是做各种各样的检查。CT片子清晰地显示：右胯骨折严重。远在北京的大哥、大嫂，远在庆阳的姐夫、姐姐都赶来了。姐夫、姐姐在赶来的路上，还遭遇了车祸。

女护士微笑着把母亲推进手术室，手术预期四个小时。可四个小时过去了，母亲还没有出来。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我有点儿沉不住气了，焦虑起来。千盼万盼，女护士终于出现了，她微笑着说：“病人手术顺利，需要在里面观察一阵。”我们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实际上，母亲的手术并不顺利。这是从术后的刀口上看出来的。之前说只开两个小口子，术后创可贴一粘就行了，可眼下刀口从胯部扯到大腿中部了。母亲仍然昏睡着，担心像一座山压在我们的心上。大哥劝我们不要着急，他去外科主任那儿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呆立在母亲身旁，不知所措。

大哥后来回到病房说，母亲等于接受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快收尾时，主刀医生发现置换的新骨有个点没固定好，于是又在原先的基础上加长了刀口，重新固定了一次。

几十六岁的母亲竟然经历了这样的变故，她能挺过这次意外吗？我们不怪主刀医生，他不是故意拉第二次口子的，那是治病救命的需要。我们只是心疼母亲运气不佳，遭受了数倍的痛苦。

我们最担心的是母亲能不能扛住小手术变成大手术的突变，能不能熬过术后的康复期。扛过手术本身的疼和反应是一道小关卡。大关卡在后头，扛住并发症才是最后胜利。

从此，母亲下不了炕了。她整天一个姿势，平躺又平躺。她不能翻身，不能移动。后来，稍微能侧一下身了，重压的难受劲儿，终于可以缓解一点了。再后来，能靠着被枕头坐一会儿了。伤口基本好了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下炕解决大小便问题。

在解决大小便问题上，母亲很执拗。不管上下炕多么困难，多么吃力，只要医生说可以动了，她就像领到了圣旨，爬也要爬下来，绝不在炕上将就。在受罪和尊严的方面，母亲坚决地选择后者。母亲说，树活皮，人活脸。

尽管那样艰难地上下炕，母亲的大小便依然不是很顺畅。后来，上下炕简直等于上刀山下火海了。抱母亲上下炕的任务，自然落在身强力壮的二哥身上。二哥非常心疼母亲，他轻抱轻放，生怕把母亲再次弄伤。

母亲的全身开始浮肿，眼瞅着母亲的双腿双脚肿得像馒头一样，却没有根治的办法，我们心里的难受无以言表。

大哥是医学博士，消肿药是从北京带来的一种黑色膏体。每次涂抹完母亲的双手和双腿，要用保鲜膜或干净棉布裹起来。黑色膏体挨到哪里，就染脏哪里。但是，那样考验耐心的操作，换来的却不是令人满意的效果。

我从未见过大哥发脾气，他总是耐心缓慢地给我们讲各种道理。母亲危在旦夕，他却远在北京。他怎能不心急如焚？为了赶来见母亲最后一面，在绵阳机场，他向工作人员大发雷霆，一改温文尔雅的形象。

母亲与断骨抗争期间，一场早春的小雨到来了，花苗急速地生长起来，它们是急着见亲爱的母亲来了吗？还是冥冥中的预兆和告别？

后来，母亲撇下园子，撇下花苗，撇下我们走了。在一场又一场的雨中，我的心一次次飞向虚空。母亲的目光在天国追撵着我，发愁着我的后半生该怎么过的问题。母亲在世时，对于那种复杂难言的追撵，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很不理解，且生出厌烦情绪。我不喜欢时时刻刻被盯住的感觉。愚钝的我，无法开悟的我，误解了母爱。我不懂那是母亲离开前的不舍，却偏执地以为，母亲在无聊地黏我。我的疑惑是：明明天天在一起，为啥还那样黏人？如今，追撵的那束目光永远走了，我再也看不到了。

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常事，但这个常事对每一个具体的承受者而言，并不平常和简单。逝者逝矣，活着的人只能蜷缩在黑暗阴冷的角落，慢慢疗伤。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用整个青春，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陪伴了母亲。不管我的陪伴掺杂了多少不如意，多少磕磕绊绊，多少问题和矛盾，毕竟我们的时光重叠了五十四年。在那么长时间的重叠里，母亲没有背负孤寡老人的心理负担。我最大的过错和失误，是对母亲隐瞒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婚姻。我要保护我最爱的人的生命健康。因为母亲有高血压、心脏病。而那种病最怕刺激，于是，我选择了隐瞒。我想，以后再坦白，也为时不晚。我疲于应对各种流言蜚语，怕孩子因生活的变故而弃学。我身心疲惫，好在哥哥、姐姐都理解支持我。他们都帮我隐瞒着实情。

第二件事是买房。亲人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我终于凑够了首付，订了一个小套房，地点就在离娘家四五百米的马路边上。只有离母亲近，才能减轻我的负疚感。我搬出来，也像没搬一样。那种随时望见、抬腿即到的近距离，让我欣慰。

我一直担心，母亲一旦因我血压升高，发生了危险，我怎么向哥哥、姐姐交代？赶不走的高血压，让母亲头晕目眩。风湿性关节炎，让母亲的全身关节又肿又疼。

母亲不太重视衣品和卫生，我却非常看重这两样。地上不干净，床上不干净，身上不干净，再香的饭我也尝不出滋味，只要发现母亲衣服上沾着一些污物，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第二反应就是责备。现在想想，当时我怎么不思考一下，一个成年累月半蹲半立的人，怎能保证不把脏物弄到衣裤上？

母亲双脚长了鸡眼，只要几天不管，就迅速变硬变厚，新肉和硬茧挨到一起，刀割一般疼，鞋也无法穿进去。一走路，一用劲儿，就钻心地疼，两条腿也走不利索了。

最难处理的是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的那个茧子。它藏在指窝里，夹在中间，实在难削。尽管万分小心，还是免不了失误，手劲儿稍微一重，力度稍微掌握不好，就削破了，血就流出来了。母亲赶紧把备好的云南白药撒在冒血的地方。血被止住后，棒棒油就隆重上场了。整个冬天，如果没有棒棒油的话，母亲的两脚和双手就像干透的羊皮。

母亲的膝盖为啥那么疼，滑膜炎为啥那么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把她的膝盖磨损了。

我的父亲爱酒，但我从没想过要给父亲买一瓶好酒，以满足父亲的嗜好，让父亲快乐一会儿。我只给父母买衣服鞋袜。我经常看见父亲躲开家人，站在幽暗的地方，悄悄地喝一两杯土酒。当时，我只是惊讶父亲有如此爱好，之后的事我就不多想了。

还是母亲心疼父亲，每年母亲都要花好几天时间，守在锅灶前烧几桶土酒。那个站在暗影里的父亲，那个端着酒杯陶醉的身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时，父亲喝着自制的土酒，显得那么享受，他并不责怪我不给他买一瓶好酒。父亲喝酒的痴迷样子，让我的心忽然疼了一下。为了父亲的快乐，我为啥就不能灵活一点儿？我的愚钝和低情商，让我错过了关爱父亲的大好机会。

我不给父亲买酒，理由是喝酒对身体不好。

在河西念大学时，我接受了一个同学的建议，他让我打开了一扇关爱父亲的窗户。我第一次无比明确地产生了关爱父母的念头。第一次，我给父亲买了酒。父亲接过酒的表情，让我今生难忘。

最幸运的是，亲爱的父亲至今不知他的女儿遇到了生活的坎儿，并从泥淖里爬了出来。我的灾难恰好发生在母亲的暮年。母亲没有避过那种煎熬，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我不忍心让百病缠身的母亲为我日夜担忧，直到最后那个日子的来临。

我经常幻想，假如我的灾难来得稍早一些，假如灾难在母亲精力旺盛的时候发生，也许母亲还能多活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