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八台山

要不是那点霞光，蓝天就干净得不留一丝杂质。那当然令人感慨，这感慨类似于多年不见的老友，偶然相遇于异乡。

而有了那点晚霞，蓝天就多了临别的暖意，群山就多了归隐于夜晚的苍茫，这时候的你即使“哇”一声，也是尽量小心的，甚至沉郁而“低声下气”的。你知道你将和某些珍贵的事物分别，它们每分每秒都在远去，即使明天还会回来，但你肯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迎接或者欢送它。太阳每时每刻都是新的。

权德舆在《岭上逢久别者又别》中写道：“十年曾一别，征路此相逢。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他要表达的恰恰是以上的两种情感吧。

此刻，我正望着天空，以及天空下那些没完没了的山峰，与它们珍重地告别。

这里是两千多米的山巅，八台山的金鼎。

大巴山一路奔袭，在这里留下“千万峰”。你向八方看，没有哪一方不同。倘若你愿意，你可以随意在群山里捡一个山头，入眼的全是山。脚下的八台山，远处的大面山、花萼山、老君山，它们一峰挨着一峰，峰峰不同，参差错落，却又有着相同的面貌，都如刀劈斧削一般，峰峰似北方的硬汉。惹得你想一峰一峰地爬上去，在每一座值得尊敬的山巅留下自己的体温。

这里似乎只有山了。但其实又不是。天下哪座山没有人类的足迹？人塑造着自然，而自然也同样塑造着人类。在山与山的褶皱里，在灌木作地衣的山梁上，到处都有人家。想起他们，我们很容易想起一些美好的词汇，比如勤劳，比如善良，比如坚韧。也容易想起另外一些词汇，比如贫穷。然而新时代里替代贫穷而起的，是家家的砖房和通到门口的马路。他们把绿水和青山当作自己的帐篷，是绿色生活的持有者。

从眼前的某个褶皱里走出的人中，就有邱易东。他写诗，把诗歌写进了教材里，那让人觉得是轻巧的诗歌载着他去了远方，或者说诗歌是他的翅膀，让他能在远方的天空下滑翔。

我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恰恰是他帮我推开了那扇文学的大门。

2001年毕业后，我去了成都。从幼年埋下的对文字的兴趣，在大学里并没得到很好的伸展，而落入这座城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更是陷入绝望，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吧。

直到2014年《四川文学》下旬刊的征稿，我从编辑的名字中看到了邱易东，我和他曾有过一面之缘，中间只隔了十四年。我抱着一点渺茫的希望给他打了电话，邱老师说，他希望看到有些怪一点的小说。

我那时理解得怪一点，大抵是跟鬼怪有些关联。我在大巴山农村生活了十多年，鬼神是我现实的一部分。小学时，我们村的一个哥哥放学后钻进一个山洞，后来不明不白就卧床不起。不知听谁说过，他在洞里看见一个人影，举着一段红绸子走在前面，他就这样吓死了。也亲口听山脚下的医生说，他有一次行医回来，走到老坟包，看见一群人围着一堆火在烤。他拿着拐杖走过去，那群人就不见了。爷爷亲口告诉我，他从外面回来，看见两个鬼坐在屋前闲谈。那时他住在一个岩洞里，那里曾经搁过很多火匣子，那是装小孩尸骨的，当年依岩筑屋时，他敲出了很多那样的尸骨。我也亲眼见过端工来为我家生病的牛看水碗、打卦，口中念念有词。那样的夜晚，我总是很肃穆，看着大人们做着自己不懂的大事，从他们的神情中，我感到他们正走向一个神秘的世界。

当邱老师说要怪一点的东西时，我下意识地决定要写鬼神。在写作那篇小说时，我已经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讲一个鬼故事是没有写作依据的。我要通过一个鬼故事讲一个人的故事。得出认识，当然要提到马嘶。马嘶是诗人，同样来自大巴山。那一次，我们坐在同学家楼下的河边，大家一边吃着瓜子，一边晒着太阳。听说他是诗人，我拿出自己的“杰作”，那是一篇关于红苕的千字文。红苕在大巴山是随处可见的事物，在艰难的岁月里填充了我们的胃。马嘶看后说，你写散文，读过刘亮程的书吧？我当然没有，我那时不知道如何阅读如何选书目。马嘶大概觉出了我的尴尬，没继续纠缠，然后把我的“杰作”递给我，看似无意地说，你不能写成一篇说明文呀。我瞬间领悟到，红苕再好，它都不能成为主角，主角是站在它背后的人。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就讲了一个鬼与人的故事，题目很粗暴：《鬼故事》。但很快收到邱易东老师回电，他说杂志是做给学生的，讲个鬼故事，内容上不太适合，况且也太长了。

我去了他们办公室。邱老师头发已经白了，但笑容依旧。在聊天中，他一直把我指认为另外一个人。为了鼓励我，邱老师说，我是那些年他见到的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这话让我诧异莫名，一个志在山峰却十多年身处谷底且寸步不行的人，配得上这句话吗？我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走出红星路85号那扇大门的。

我按邱老师的建议，把开头和结尾都收整了一下，投给了《黄河文学》，不久就发了出来。从此，我就忐忑地、跌跌撞撞地走上了文学这条路。也从此，我就默默感念一个人，那个从万源的某个褶皱里走出的人。他带着诗意的眼光，挑拣着这个世界。

云雾在山间浩荡，有静静伏着与山相依的，有随着风起而涌动的。有那么一刻，我想全部拨去它们，好看一看山的肌肤。但我又不忍心拨去它们，它们给了山轻灵和仙气，沉重与轻灵，艺术家处理不好的关系，大自然却得心应手。

你总是会忍不住极目远望。但见山头一层层铺远，最远的一层与云天相接，像谁在泼墨卷袖，画出隐约的那一痕就收笔了。然而，它给人的却并不是终止，而是更大的想望，那山的背后还是山吧？就像乐曲，一曲终了，却还有余音绕梁。就像一篇小说，文字终了，却有余味填膺。

大巴山，它一路由米仓山奔袭而来，过巴中，经达州，最后在神农架、武当山隆起为世界惊奇。我来自广元米仓山，从小对山那边的仰望就没有停止。向上攀缘，向远处眺望，这成了大巴山人的集体人格。

并没风，却有些凉，需要扣上针织衫，但其实这里海拔不过两千多米。上山的路上，廖晓伟作为“土著人”为大家解说，从十一月起，这里便有了积雪，直到第二年的三月，这里冬季可以赏雪，夏季却凉快，很多人来避暑，在山顶搭帐篷过夜。

我便生出遗憾来，要是冬季来，积雪浮云端，山山皆霁色，让人以为普天之下莫不是雪了。阳光来临时，白雪辉映霞光，或者晚霞痴恋白雪，那又是大自然在处理冷暖色调上的一个杰作。

我似乎得说说廖晓伟。我们的这次见面，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他先是怪我没能听出他的声音，接着嫌我没有眼力认出他。事实上，七年间我们仅有的一次见面是在青城山。七年里，他有了白发，胡子环伺嘴边。

2015年，《四川文学》在青城山组织小说家笔会。那时候我才发了两篇小说，哪有资格被列在名单里，是邱易东老师得知了这个消息，就给主编牛放老师推荐了我作为列席，就是在那次笔会上认识了廖晓伟、卓慧、杨易唯、周云和、凸凹、尹向东、卢一萍众师友。

自此，山顶千门次第开，就像此刻我脚下的山峰，眼前众多的山峰，以及峰外之峰，它们峰峰相连，用并不匀速的方式朝八台山汇聚而来。与其说是汇聚，不如说是我单程的奔赴。

必须说到卢一萍，这个巴中南江人。他像一个抵达站，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在此站停留，我偶尔会进入那个枢纽，接站，或者送别。有的人只有一面之缘，有的人则会缘缘不断。

经由卢一萍，我又认识了一个万源人，周李立。

2016年，卢一萍和周李立以及谢络绎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书，要在成都和眉山做活动。眉山那天，蒋蓝主持，三位都已落座，周李立最后一个进来。她怯生生地望了人群一眼，小心地迈着步，像是伸出一根探针，在刺探周围的敌情。在回去的车上，我提及这个细节，她嘻嘻一笑，她的笑并不响亮，跟她的小说一样，是那种淡淡的调子。她说，我社恐，很宅，我老公说我就是一只龟，偶尔伸出头来看一看。

2017年，她被《湖南文学》邀请主持“在场”栏目，被她关注的大多是80后。实在没想到，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了她的微信：你手上有没有写好的小说？我便将《阿加，阿加》发给了她，小说很快发在《湖南文学》2期上。我本以为只是发表了一篇小说，这并没什么值得欣喜。后来，它有幸被《小说月报》转载了。巧的是，周李立编完那期“在场”，就辞去了栏目主持的工作，加入了出版社。这些年，我们还有几次相见，在北京，或者成都，每一次我都是怀着感恩之心前往的。

由山谷向上攀登的途中，总会有人递给你水和干粮，递给你拐杖，或者只是“送子以言”，给你善意的微笑，那就足以鼓舞你在乏力时继续上行。

此刻，在这个山顶，身边的同行者对着眼前的河山议论声起，而我却看见有人朝我结队逶迤而来。

我双手抓住栏杆，努力弓着身子，脑袋试着向前伸，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壮着胆看一看脚下。脚下是铸剑峰，它像一把宝剑，剑口向上，剑身有千仞，绝壁，不生草木。可怕的是那剑锋上还劈出一条小路，远远看着都让人腿软。

我的身后塑着红军群像。它想诉说的，显然是1934年那段烽烟弥漫的日子。在其他苏区皆失利的情形下，万源保卫战取得胜利尤其意义重大。李先念就曾驻守过八台山。他们当年取水的地方，取名为一碗水，至今还在，但水已不可吃。我想，那些年他们也曾在这山头远望，甚至长久地远望，但他们念兹在兹的，却是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何时昌明。在万源保卫战纪念馆里，我看见了那些烈士的名字，他们来自周围的村庄，像八台山的灌木一样，爬满了整个山体。

脚下的这块土地，它从来都不缺人才。前有春申君，后有李文俊。事实上，站在八台山，让我想到的显然不止曾在此驻留的人。

比如罗伟章。从踏入达州的那一刻起，你就没办法忽略他。

知道他，是才毕业那几年我在西南书城买了他的《世事如常》。从此，我便记住了有个叫宣汉的地方。那时候，在我心里宣汉比达州还要大。现在才知道，宣汉与万源接壤。也许，就在我目力所及的某两个山头之间的沟谷里，就横亘着一条河——清溪河，它流经他的村庄。

那一年在内江举行四川70后小说家研讨会。晚宴后要去吃烧烤，他坐在出租车副驾上，我和另一人坐后座。到达目的地，我赶紧下车给钱，他从副驾这侧的车窗上伸出手，用力把我的手拍下去，然后说，哪个要你拿？然后把钱递给司机。我一下就笑了，也乐了。他的话语，像个暗号，唤起了我在故乡才有的亲切感，那分明来自大巴山呀。从此，我一次次在他作品里吸收营养，也对着故乡的暗号和密码。

我还想到了谭力。雪米莉谭力，剧作家谭力，来自达州的谭力。毕业那年，一个达州的学生家长请吃火锅，特意叫上了谭力。他那时剃着光头，吃得满头是汗。吃完饭，他给冉云飞写了一个便条。我将便条和自己的两篇在大学写好的小说寄给了冉云飞。我留下了那个便条的复印件，但换过一次家后，我不确信它是不是还留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但我确信的是，它一直在我心里的某个房间里闪着朝霞一样的光。

来万源前，我被电话告知，这次要去的是达州。但出发时，司机说当晚要直扑万源。还科普说，车程五百多公里，六个小时才能到，那是几省交界的地方，四川省的最东边。我便在心里喊疼，心生悔意，要是问清了行程，我还去得那么乐乎和坚定吗？

直到此刻站在山巅，尽力四望，我才意识到这趟万源和达州之行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像一把时光之梳，梳理着我的羽毛，待一根根归顺后，我才知道，万源之美，达州之美，大巴山之美，并不美在食、景和产业，而美在人心，是他们用初乳喂养了我。要说这里与北国和江南有什么不同，最大在于，它是我的家园。我看见了八台山，就能想见米仓山会如何蜿蜒；我看见过肖家河，就能想见清溪河在如何流淌；我听一听大巴山人的声音，就能探测出人心的深浅。也许，只有家园才能赋予我这份独有的透明和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