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写作的生机与局限

这一年来，“新东北”“新南方”方兴未艾，“新北京”“新浙派”整装待发……借用杨庆祥的话来说，中国文坛进入了“割据时代”。其实类似“中国文学南北论”、泰纳文学史观对环境因素的揭举，都是非常古老的话题，那么这一波地方性写作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为了回应什么？“新南方”初兴时，两位较早的阐释者杨庆祥与陈培浩，都曾表达过相近的企图：不满于“中心”故步自封的写作，试图在“边缘”进行突破。我觉得不妨更进一步，突破学科的门墙，借鉴有着相同旨趣与抱负的同盟军。比如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华南学派，在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的研究中，“华南”不只是个地域，更是一个方法论的实验场。今天的地方性写作也不当只是文学地域学或风格论，而应成为书写新内容、创造新形式的实验场，拒绝陈腐，为创作与研究提供新视野。

回首往昔，我们有过教训。且让我来做一番比附。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其实在任何城市可能都会出现下面这番情形——一些地标性、外地游客“不容错过”的景点周围（比如上海城隍庙附近），大大小小的商铺里都会兜售一种商品，叫作“上海特产”，囊括吃、穿、用等各门类（我记得有一种雪花膏，外包装是民国时代风情万种的上海小姐的肖像，里面究竟是什么就不清楚了）。我的一些外地朋友在购买了这些商品之后，无一例外都会向我抱怨：“上海特产”真是难吃、真是糟糕。我唯有苦笑：上海本地人当然是从来不买“上海特产”的。“某地特产”是这样一类神奇的物品：只会出现在城市的特定区域而且专门兜售给外地游客，脱离于在地的日常生活、只服务于单一的消费逻辑。有“某地特产”式的商品，也有“某地特产”式的文艺。有些所谓地方性写作，拼凑出种种僵化的符号，却从不与当代生活对话；有的展示都市文明所“钦定”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只能满足自居中心、心灵空虚的都市人的单调胃口；有的展示奇风异俗的蛮荒故事，沦为国界内部的“东方主义”式书写。

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我最近读到史学著作《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很受启发，我们素来从中央帝国经略边疆的角度来看待云南，实则从明清开始，云南为全国提供了天文数字的铜料，体现出云南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倡导“地方路径”，不再将“地方”仅仅视作国家文学的补充，而是充分重视“地方”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汇入现代性大潮时的多样性。同样，今天的地方性写作理应提供一种更为流动、相对化的视野去处理中心/边缘、普遍/特殊等命题。

2023年12月我参加《江南》杂志社召集的“‘文学新浙派’发展研讨会”。会上主事者钟求是主编再三表示：“新浙派”并非只是命名新称号，而是在文学传承中集结新力量。我非常欣赏这种谦逊的姿态：地方性写作必须充分尊重地方文脉，而文学传统对当下写作的启迪不言自明。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概念，可能是由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率先阐发的：“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然而鲁迅这样表彰蹇先艾的小说：“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鲁迅从“狭小”的描写范围中读出“母性之爱的伟大”这样超越自身的共通性意义。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将环境的殊异理解为构成精神文化差别的巨大外力，这诚然不错；但文学艺术表现的终究是人类的心灵与情感，毕竟不像动植物那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了气候、土壤就彼此隔阂。而且文学本就应当具备一种突破狭小“自我”的超越能力、飞翔能力，拥抱恢宏的人类精神文化，与人类共同的生存处境作流转不已的对话、沟通。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信息交往更为便捷，文学理当突破闭抑的地域区隔，在更为开放的空间内交流。从脚下这块土地上生发的寓言故事、神话传奇、民谣俚曲，理当点点滴滴地汇入、丰富时代精神。而不是相反，拼贴出一幅幅令人称奇的民俗风情画，似乎在凸现“自我”，却很可能再度掉入僵化、符号化的文学生产中去。真正的地方性写作，应当辩证理解差异性与普遍性，踏踏实实地从一块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起步，为契入“大家的情境”而作出尝试（以上详参拙作《城市写作的两组关系命题》）。

有学者从“时空体”角度重新理解“区域”（汪晖：《作为时空体的区域》，收入《汪晖对话集：巨变中的世界》），指出区域之中综合了时间与空间，是不同力量持续变动、互相竞逐的进程。当时间过度空间化，文学中的“原乡神话”就诞生了。“原乡神话”是迷人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地方性写作习惯制造原乡消亡的挽歌，每当历史事件尤其是造成灾难和创伤的历史事件过后，人们的记忆中总不免将灾难和伤害的发生看作巨大的断裂——往日的美好被污浊的现实吞并，田园牧歌被现代世界侵蚀，“无辜”的“我们”被“他者”的罪行干扰……这里未经省察的是：灾难是从天而降的吗？“我”和“我的世界”能自外于灾难发生吗？地方之前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存在不那么公正、不那么美好的事物呢？希望今天的地方性写作，不再陷足于往昔的局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