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何为：“不确定性”时代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

文学何为？这应当是文学知识分子萦绕于心的问题，也是仍然关注文学的读者的期待。许多年来，各种研究和教科书给了我们各种答案，并且深刻影响了我们的观念。这样那样的答案在这个“不确定性”时代似乎都减弱了曾经的有效性，或者说我们对一些共识的共识有了犹疑。这种减弱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是他者的动摇还是自身的坠落，都有待深入思考。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的思想或价值观和“不确定性”时代的关系显然在发生变化。

就创作而言，文学大概处于历史抛物线的最低处。及时性的文学批评、年度文学排行榜和文学奖项推出了众多作品，这是有限度的共识或者是一类文学群体的选择，即便是一些特别重要的文学奖项通常也是一种文学制度的产物。这些创作是作为“文学事件”的“文本”，还是作为“文学”或“文学史”的“文本”，当然需要以后的文学史来回答，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其实已经有了部分答案，毕竟浮出地表的作品少之又少。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无法回避，有些问题积弊已久，在我们尚未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时便已存在。因此，我在近几年的文章里用“重叠”这个词来描述当下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诸多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时代“不确定性”的认知和讨论已经跨界、跨学科，对时代的“确定性”解释便是它的“不确定性”，这似乎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识。《连线》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这样形容“不确定性”：所有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流动，不断改变和升级，变成另外的东西。如此，“不确定性”时代成为“液态的世界”。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体会到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新质以及随之而来的不适、紧张、焦虑甚至恐惧，又以为时代之变还没有夸张到所有的东西都在变成另外的东西。但是变化之大确实超出预期，我在拙作《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性”危机》a中曾经表达我的困惑和对一些问题的有限认识，这是时代的“不确定性”对我产生冲击后的最初反应。与其用“重叠”这个词来简单叙述“不确定性”时代，不妨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或者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过渡性”，才是它的结构特征。陌生的“不确定性”和熟悉的“确定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因此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思想生活都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宏大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都会打上“不确定性”时代的烙印，并且深刻影响着文学对“中国故事”的讲述。

如果把“文学何为”置于“不确定性”时代考察，我以为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这就是文学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无论“不确定性”加剧或弥散到什么程度，只要文学仍然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总是关怀历史和关切现实的审美活动，不同时代的差异是如何关怀、怎样关切、以及关怀和关切什么。这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现实和历史无法断裂，始终处于对话状态，因此，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关怀。现在的状况是这种对话关系正在逐渐减弱甚至阙如。历史延续在现实中，现实又潜藏着未来的可能性，关联历史与现实也同时指向未来。这是文学的文化意义。写作这篇论文时，我在百度上搜索了相关解释，有意思的是，“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的解释条文之前都标注了“AI智能回答”的字样。人工智能正是“不确定性”时代中的要素，虽然它给出的答案是人文主义的，但这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它是无法告知如何关怀、怎样关切这样创造性的答案的。

就长时段的文学史、文化史而言，历史进程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循环往复。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确定性”被打破了。虽然文化从来是变动不居的，但有大致确定的“器”与“道”。回溯百年之前，从“天下体系”到“世界体系”，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读历史、读文献，仍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加速的心跳，遭遇到他们惊惧的眼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曾经产生很大影响，先行者的背影虽然远去，但我内心的震撼未减，他们的目光和足迹在无数后来者那里闪烁和延续。王纲解纽之后，各种思潮开始滋生和碰撞。在弥散着“不确定性”的历史进程中，虽有晚清，更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产生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从而形成了相对确定的新文化传统。新文化内部各种思潮冲突碰撞，启蒙、救亡、革命，历史风起云涌。当代中国大致也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替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曲折向前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我清晰记得1976年一个乡村青年如何惶恐、焦虑、迷惘，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什么将“文革”/“新时期”作为历史界碑的重要原因，并始终以最大的热情论述19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历史动因。我提出过新“小说革命”b的主张，“小说革命”前缀“新”字，是因为1980年代曾经发生过“小说革命”，所谓“新”的诉求也是去“确定性”的表达。在新文学史上，不同阶段的文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去“确定性”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便是对现实主义“确定性”的动摇，而后现代主义又是以解构现代主义的“确定性”为己任的。当1990年代市场经济迅速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后，思想危机出现了，于是有了关于文学边缘化和人文精神的讨论。去“确定性”后便会产生新的“确定性”，思想、文化和文学得以多元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或文学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不确定性”的颠簸之中，也始终处于“确定性”的建构之中。不妨说，“不确定性”便是我们的生存状况，便是文学的日常处境。我们在“不确定性”之中，而非之外。如卡尔维诺所说，人类始终在被逼迫中努力适应和调整，而文化对人的作用就在这里。顺着这样的意思说，文学在“不确定性”时代的作用也就在这里，它不可能自外于变局之外，这是“确定性”的。卡尔维诺在谈到工业革命给文化带来的创伤时说：“总之，我前面所说的创伤并不具有创伤那种偶然性的特点，而是我们的生存状况。另外，我们也无法想象自己身处与此不同的状况当中，而在这个状况之外，不存在历史、科学和艺术。”他还提到科学、艺术和政治的“共同的态度”：“科学态度和艺术态度已经彼此呼应，两种态度同时包含着研究与规划、发现与发明。政治态度也是如此（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这种共同的态度，才是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统一起来的道路。否则，在谈论到各种特定的话题时，文化是如此千差万别。”c文化大概无法统一起来，即使全球化曾经是一种趋势和进程，文化的差异性也并未消失。因此，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这种共同态度可能是我们今天需要明晰的。这当中，“文明”是我们无法用文化的差异去打碎的概念，而蕴含在其中的超越文化差异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是深层次的“共同的态度”。

在“不确定性”时代之中而又不被“不确定性”裹挟，应当是文学的最佳处境，而“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便是在寻找和建构“确定性”。相对稳定的文学史进程和其中的经典作品，便是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产物。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经典作品大致都回应了“不确定性”时代的问题，并超越了文学所处的时代，因而有了文学的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物，以及让读者牵肠挂肚的人物的命运。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者对文学史的规律性认识，都可以称为“确定性”的事物。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那里，对事物“确定性”的认识被视为“旧有‘确定论’的现代主义”。基思·詹金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版本的现代性（尽管有明显的差异），在其各自的意识形态中串构成为关键要素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观，也即，历史是一种具有内在方向性的运动——一种有目的地、走向某处的历史——两者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它的’终极目的地的选择，以及使‘它’到达彼处的‘本质论’的原动力（企业家、阶级斗争等等）。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以大写方式串构成的过去中，把它们的历史轨道表达成大写历史（History），也就是说，这二者观察过去的方式，都是在一种经常被解释为具有适当‘进步性’的历史发展的普遍架构中，藉由甄别偶发的事件与情境之位置和功能，来赋予这些事件和情境一种客观的意义。”d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史学家对此一直持续不断地争论着，并影响到文学创作中的建构还是解构宏大叙事的选择。我在谈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时，无力赋予文学史运动的“内在方向性”，但我以为文学史的进程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

以“整体性”或“总体性”来建构和论述文学史，便是以对历史发展的明晰的、“确定性”的认识展开的，这些认识构成了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主潮和框架结构。而时代“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不断冲击文学史的“确定性”和作家的“惯性”，由此形成文学内部和外部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这让我们得以不断重写文学史。一百年来，我们对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学的不同阐释，构成了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基本脉络。这些阐释都是以“确定性”展开的，但各自之间有不同的“确定性”认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阐释是不同的，对“不确定性”时代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存在种种差异。这似乎意味着，即便是“确定性”的历史叙事和价值判断，也仍然包含着“不确定性”的因素。关于1980年代的叙述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不掩饰对当下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某种失望。但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如果从1980年代出发，我们是否就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共同文学知识和文学价值的体系？这个理想在1990年代就被打破了，1980年代关于文学的纯文学方案，似乎过于乐观。所以，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再到1990年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在“确定性”中不断被“不确定性”打破。这样讨论问题或许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但当我们把历史进程视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大循环时，其实也表达了一种“确定性”的视角、方法和观点。被“不确定性”打破的“确定性”，并不是对“确定性”的颠覆，而是对“确定性”的修正、补充、发展和新的“确定性”的生成。以文学与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关系为例，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最早处理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然后是文学与消费主义的关系，现在又在处理文学与技术（或者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作为“文化文本”的制度、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大众媒介、现代技术等所呈现的特点，增加了思考这个问题的难度，所以，文学的“确定性”有了新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不确定性”给“确定性”带来了新的可能，“确定性”是在“不确定性”中完成的。

在这样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循环中，我把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视为文学的“确定性”的“共同的态度”，而如何关怀、怎样关切、以及关怀和关切什么，则是“不确定性”的。和时代的“不确定性”相比，文学的“不确定性”也许是狭义的。如前所说，我是在关联性中讨论历史关怀与现实关切。历史是什么？卡尔的回答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e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卡尔有许多精彩的论点：“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f也就是说，人们在时代中的位置和看待生活其中的社会的观点，是与回答“历史是什么”相关的。他这样解释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g他援引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的论述，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历史哲学所关注的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这一本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警句反映了‘历史’这一术语当下的两种含义——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究以及历史学家所探究的过去的一系列事件）。‘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不过，假如历史学家不能理解一个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个过去的行为是无生命的，也就是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一切历史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以自己的观念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h无疑，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方式是不同的，但在历史和现实互相参照方面应该并无二致。卡尔和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与现实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理解一个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是否写“历史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应当有一种历史意识。历史关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传统、经典作品及其他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关注、认知，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的理解，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作家在其中养成的历史意识，不仅决定了作家内在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世界。直率地说，当下文学创作对历史事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命运少有关注，甚至缺少常识、认知、热情和叙述能力。如果退一步说，我们这几代文学知识分子本身便是历史断裂的产物。文学对历史事件叙述的兴趣在减弱，或者盲视历史和历史中的人，都表明文学知识分子及其写作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无根的状态。当下的文学，即便是那些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也往往既没有处理好“道”与“器”的融合关系，也缺少在现实维度上的批评意识以及对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关系中建构传统文化再生长机制等重要问题的探索。当代文学在与旧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建立必要联系的同时，和新传统的关系却若即若离，人们似乎对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作家探索的话题兴趣寡然。在“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时，现实与历史断裂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对“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的漠视或不理解，与当下文学知识分子思想的苍白相呼应。我们看到社会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但思想文化的论争和冲突却越来越少，这增加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