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写作课

编者按：作家如何带领他的学生们——“入校之前大都没有写作小说的经历”——更深地进入小说的内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余华、学生（青年作家）、小说文本、小说作者、论文文本……所有这一切彼此之间如何互相凝视、呼应、质疑、碰撞、变异、融合，构成了一堂“写作课”的生机勃勃和意味深长，也显现了创意写作的教学过程中复杂的机制、多元的话语和隐秘的成长。本刊推出作家余华的这一特殊的“写作课”，目的正是着眼于通过一次教学和对话的“现场”，一次北京师范大学创意写作教学的切面，呈现当前中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创意写作“跃进式”发展中，不断生长出的世界性与中国性、文学性与非文学性、进步性与局限性。

给学生的推荐作品篇目

余 华

《巴黎评论》：新一期《巴黎评论》冬季刊第246期刊登了一篇“小说的艺术”专访，受访者是中国作家余华，他创作了《活着》 《兄弟》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我们请余华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专栏提供一份课程提纲，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提供了一份他向学生推荐的书单——但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切记不要狭隘地专注于阅读书单：“文学不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我鼓励我的学生也这样想。最近，我对其中一个学生说：‘我们今天下午见个面，谈谈你的短篇小说集。’她说：‘老师，我今晚要去泡吧。’我说：‘好吧，玩得开心点。’”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是文学创作方向的教授，我的学生入校之前大多没有写作小说的经历，只有个别的有。他们都是写作短篇小说开始，然后进入中篇小说写作。中篇小说是中国特有的小说体裁，三万字到十万字篇幅的属于中篇小说，胡里奥·科塔萨尔《南方高速》和伊恩·麦克尤恩《在切瑟尔海滩上》就是中篇小说。

我给学生推荐的作品目录基于以下两点，第一是避开那些在中国已经耳熟能详的作品，我的学生在中学和大学本科期间基本上读过这些作品了。《老人与海》是一个例外，我要求他们重读；第二是有针对性，针对学生写作追求的不同去推荐不同的作品。

我有一个学生写作时满脑子的奇思异想，我要求她读三遍《南方高速》，告诉她去寻找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或者生活场景，以此出发，在叙述中不断放大，这样的放大依靠的仍然是真实的生活细节，从而写出生活的广阔和人性的复杂。我也要求她读三遍卡夫卡《在流放地》。我告诉她，文学的荒诞不是离开真实，而是更快地到达真实，或者说从真实出发回到真实，当然这个回到真实已经面目全非。

另一个学生擅长利用结构的变化写故事，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让他读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爱伦·坡《失窃的信》，让他去看看没有通过结构变化写出来的好故事。而且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与爱伦·坡的完全不同，迪伦马特在写一起凶杀案的时候，看似随意其实是不失时机地写下了生活的细节和气息，爱伦·坡的叙述高度集中，他的故事里总会有一个匕首般尖利的细节。

我也会向学生推荐作家，用研究经费买书后分发给他们，比如《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了61篇由约翰·契弗自己编选的作品；苏童的《夜间故事》，这是苏童的自选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43篇。我不要求学生一定要读完上述作品，如果有感觉，可以读下去，如果没有感觉，可以放弃。没有感觉的话，不是作品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的问题，应该是学生和这些作品还没有到真正相遇的时刻。

我让学生读《在切瑟尔海滩上》，告诉他们文学的目标不是个别性，而是普遍性，正是普遍性，才会让我们在阅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作品时感同身受。伊恩·麦克尤恩的这篇小说很好地展现了从个别性出发，抵达普遍性的叙述过程。

川端康成是我写作上的第一个老师，我向学生推荐的是他的《温泉旅馆》，推荐的目的是让学生们知道，我们的文学里还有这样类型的作品：一部似乎只有配角，没有主角的小说。

哈尔多尔·基尔扬·拉克司奈斯的《青鱼》很重要，我要学生明白一个事实，史诗的品质不只是长篇小说的特权，有时候也是短篇小说的权利。

我告诉学生，想象力和洞察力是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品质。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是文学想象力的代表作品之一，不是胡思乱想的想象力，而是脚踏实地的想象力，罗萨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没有丝毫离奇之处，似乎是一个和日常生活一样真实的故事，可是它完全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威廉·特雷弗的《出轨》则是文学洞察力的代表作品之一，威廉·特雷弗以他一贯的安静叙述，安静到了像是没有波澜的水面，表现出了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的平衡一旦打破，结束的时候也就来到了。

我推荐的拉塞尔·班克斯的《摩尔人》，学生们都喜欢，我的一个学生读完后这样写道：“拉塞尔·班克斯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将时光的流逝写得哀婉而动人。随着小说时间的流淌，‘我’对于盖尔和那段记忆态度的变化，‘我’对盖尔说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谎言，最后汇聚在‘时光来过，时光走了，时光一去不返。而眼前的这一切就是我的所有’的余韵之中。”

《摩尔人》是拉塞尔·班克斯翻译成中文的唯一作品，我是在村上春树选编的《生日故事集》里读到的。去年11月的时候，我才知道班克斯在去年1月8日去世了，震惊之后心里涌上冬天般的凄凉之感。2010年5月，我们在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相遇，拉塞尔·班克斯是一个亲切的人。他对我说，他有两件事一定要在死之前完成，其中一个是要去一次中国。我问他计划什么时候来中国，他还没有回答，旁边的保罗·奥斯特开玩笑地替他回答：死之前。

推荐作品篇目：

短篇小说

哈尔多尔·基尔扬·拉克司奈斯《青鱼》

弗兰兹·卡夫卡《在流放地》

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南方》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傻瓜吉姆佩尔》

威廉·特雷弗《出轨》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河的第三条岸》

苏童《西瓜船》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王佛脱险记》

约翰·契弗《再见了，我的兄弟》

拉塞尔·班克斯《摩尔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

斯蒂芬·克莱恩《海上扁舟》

布鲁诺·舒尔茨《鸟》

爱伦·坡《失窃的信》

欧·亨利《麦琪的礼物》

中篇小说

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詹姆斯·乔伊斯《死者》

安东·契诃夫《草原》

居伊·德·莫泊桑《羊脂球》

川端康成《温泉旅馆》

樋口一叶《青梅竹马》

胡里奥·科塔萨尔《南方高速》

伊恩·麦克尤恩《在切瑟尔海滩上》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给麻风病人的吻》

2024年1月29日

读《在切瑟尔海滩上》

叶昕昀

在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所推崇的小说家名单里，有这些名字：契诃夫、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福克纳……与此同时，在伍德最猛烈抨击的小说家里，麦克尤恩占了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同时熟知契诃夫、福克纳和麦克尤恩，那么当听到伍德批评麦克尤恩在利用叙事操纵读者的时候，我们会欣然一笑。

如果我们将“操纵”看作一个中性词，那么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方式。麦克尤恩喜欢在文本中为读者精心安排每一个细节，它们几乎都不会被“浪费”：每一把出现的猎枪都会在之后响起，故事里每一步精巧的挪动，我们都能看到其准确的目的地。想一想麦克尤恩最为人熟知的小说《赎罪》，为了让布里奥妮的罪恶发生，麦克尤恩如何一步一步铺设机关，控制布里奥妮看待事物的目光，直到达成让她犯罪的叙事目的。

这样看来，如果初读麦克尤恩在2007年出版的《在切瑟尔海滩上》 （以下简称《海滩》），我们会觉得麦克尤恩似乎变得“自然”了，他的故事和人物不再被紧密地安排在环环相扣的叙事目的和情节之中，而是被舒展地置于那片被薄雾笼罩的海滩上，个体命运在时代的海滩上得到了它的有效表达。但随即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再一次被聪明而精巧的麦克尤恩捕获和“操纵”了：小说中仍旧充斥着细节与隐喻的前后绝对对称与呼应，人物动机仍旧被设置成了一条必然可循的确切心理线索，叙事在推进中仍旧朝着机巧的目的地……不过这一次，“自然”和“操纵”在《海滩》中却并不相悖。

《海滩》的故事很简单，讲述了一对身处性禁忌时代的新婚夫妇（爱德华和弗洛伦斯）在即将开始他们第一次性生活的过程中，因为对彼此的“误读”而走向了最终的失败。亲密关系中的误读与自我认知一直都是麦克尤恩感兴趣的议题，尤其是让这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议题在象征着亲密关系顶峰的性和欲望中蔓延成灾难的时刻发生，更为麦克尤恩所擅长。《海滩》也是如此。

在小说的开篇，叙事首先带领我们进入了一种时代性的氛围中：“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夜，都是处子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话说回来，这个坎儿向来都不好过。”a

小说把时空背景设置在1962年的英国，评论家们不厌其烦地强调要我们注意这个时间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其实不必强调，即使我们不了解那段历史，也已经在麦克尤恩恰到好处延伸的小说叙事中对那个时代有了认知：蓝袜子、哈罗德·麦克米伦、核裁军集会、美苏对立、摇滚乐……这些在主线故事之外的延伸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具体的感知。时代性的支撑，是《海滩》显得“自然”的很大原因。

但在《海滩》中真正体现时代性的，不是那些作为时代背景的政治与文化事件，而是时代性道德规约下对于个体的塑造与束缚，这在开篇“这个坎儿”的用词中，已经指向了时代性对个体所发生的“作用”。“这个坎儿”在整部小说中笼罩着男女主人公爱德华和弗洛伦斯，并酝酿成了最终的灾难，其中1962年的时代性难辞其咎。

收录在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 （Philip Larkin）的诗集《高窗》 （High Windows）中的一首诗《奇迹之年》 （Annus Mirabilis）为那个年份做了注脚，诗中将1963年称为“性交开始”的一年：

Sexual intercourse began

In nineteen sixty-three

（Which was rather late for m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Chatterley ban

And the Beatles' first LP.

性交始于

一九六三年

（对我来说已经很晚）——

在查特莱夫人被解禁

和披头士的首张密纹唱片之间b

爱德华和弗洛伦斯就是在那样一个把性作为禁忌的年代下成长起来的，因此爱德华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男性一样，相信性只有在婚姻中才具有意义。他提前一个礼拜开始禁欲，只是为了把“自己最棒的状态留给他的新娘”c，以获得性的意义。性在爱德华这里，是一个压抑着等待爆发的时刻，他对此充满了期待。而在另一边，弗洛伦斯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女孩一样，“替一个未来的丈夫‘守身如玉’”d，从专门为新娘准备的婚姻手册中学习性知识。而特殊的是，弗洛伦斯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初夜焦虑”e，而是她从根本上就对性这件事充满了生理性的恶心。为了给弗洛伦斯的性恶心找到确切的根据，小说在叙事中多次提到了“晕船”这一隐喻，以向读者暗示弗洛伦斯的父亲和弗洛伦斯之间可能存在的乱伦关系是她性恶心的源头。这似乎是一些作家的“弗洛伊德病”，非得要从某种创伤中回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情结源头，但在小说叙事中，它确实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人物的某些行为和心理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