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撰写的文献之道

一、缘起：从另一个层面对现当代文学文献的梳爬

2005年4月，借着一次诗歌活动的机会，我与诗人彭燕郊先生商定做系列访谈的事宜，8月初，访谈正式开始。此前，我虽在一些场合与燕郊先生有过照面及短暂的交谈，也和几位诗友去过其家中，但基本上是近于一个文学青年的角色。真正的交往无疑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此后两三年内，我去彭家不下数十次，多半是做访谈或是核实访谈文稿。偶尔我也会去闲聊，或者友人来了，去讨几张省博物馆的免费赠票（其住处为博物馆宿舍，博物馆免费开放是后来的事情）。

这样一来，累积的谈话文字有十数万字，并陆续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等书刊，我对彭燕郊的生平、行状、写作、诗学理念、人生态度等方面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时，坊间所流传的成型的彭燕郊传记资料并不多，多半是散在各个角落。而从当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局势来看，倒未必就是彭燕郊不被重视，而是“当代作家”研究的某种普遍症候所致，即侧重于思想阐释，弱于生平传记的细致梳理。换言之，在一种普遍的观念与风气之中，“当代作家”研究的历史化程度较低，对于“诗人”的研究似乎尤其如此。

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反思的那样，所谓思想阐释固然易于契合当下的文学语境并产生反响，却也容易失范；再者，严格说来，生于1920年的彭燕郊既不完全属于“现代”，也并不完全属于“当代”，而是属于“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纵观之，彭燕郊八十八年的人生恰好可以划分为三个“三十年”，每一个“三十年”人生的转折都跟国家命运、时代风云紧密相关：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而立之年的彭燕郊已经在血与火之中淬炼了他的青春期；1949年之后直至新时期到来的又一个三十年里，彭燕郊又经历了另一番精神的炼狱；而从那时一直到2008年逝世，差不多又是一个三十年，彭燕郊被认为再一次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其“晚年写作”“衰年变法”的形象在当代中国作家之中可谓是孑然独立。a

访谈稿后结集为《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2014）。而如今，“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在观念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日益丰厚，但之于诗人研究，情形虽有改观，也并不特别明显。当代重要诗人的年谱著作偏少，目力所见仅有《艾青年谱长编》（2010）、《穆旦年谱》（2010、2024）、《蔡其矫年谱》（2016）/《海的子民：蔡其矫年谱新编》（2022）、《昌耀年谱》（2021）、《一朵野花——陈梦家纪事》（2021）、《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2021）、《木心先生编年事辑》（2021）等，其中多位谱主是重要的“跨时段”诗人。第一部《戴望舒年谱》新近才出版（2024），而李金发、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臧克家等创作实绩主要在现代阶段的重要诗人，均未有年谱单行本。当代诗人之中，较早去世的海子、顾城等人，是热门的传记对象，研究也颇为热闹，但也还没有出现比较翔实的年谱。不嫌夸张，到目前为止，关于现当代诗人年谱的撰写依然还是一项较受冷落的事业b，这无疑将影响当代诗人研究历史化的进程。基于此，《彭燕郊年谱》之于“跨时段”“当代”诗人年谱的撰写，既外化了其紧迫性，也显示了基于翔实的历史文献，撰写年谱的可能性。

实际的撰写工作起于2007年下半年，我当时已经完成了《穆旦年谱》初稿，觉得手里既已掌握了不少彭燕郊的资料，又正在做他的口述工作，索性顺手也整理一份。同时，我也有一个想法，就历史景状而言，文学史往往将穆旦与彭燕郊划定为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对立的写作者群体，即所谓的“九叶派”c与“七月派”，顺着“彭燕郊”掘进，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实现对现当代文学史及相关文献的梳爬。在不算长的时间内，年谱完成了几万字的篇幅，我记得当时还曾经跟燕郊先生谈起，他表示很期待。但文稿实在还很粗糙，而燕郊先生又于2008年初遽然离世，终于也失去了给他亲自审读的机缘——相关工作也一度停止。

实际上，一旦文献搜集和年谱工作开始实施，就可发现，作为“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彭燕郊的身份远非“诗人”所能涵盖。其弱冠之年入新四军，写诗（后被目为“七月派诗人”），又在桂林、重庆、香港、北京等地从事各类文艺活动，其时已算是有多重身份，所结交的人物也比较广泛。1950年到湖南之后，他在大学任教，又花大量精力来搜集民间文艺资料，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日益凸显。及至新时期之后，他又花了大量精力来筹划、组稿乃至主编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被友人称为“文艺组织者”（梅志语），再加上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之后，其作为历史当事人、文学青年导师、大陆与港台文学活动的联络者等身份也都累积了比较丰富的内涵。当然，在诸种文化身份之中，彭燕郊是有其“文化抉择”的。d身份既如此驳杂，实际文献量又很庞大，年谱如何处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2010年，《穆旦年谱》正式出版。我当时的一个观念是：“20世纪的文化语境盘根错节，复杂难辨，年谱、传记的撰写很有必要突破谱主的单一性材料的局限；而且，这种突破的力度越大越好，突破越大，越能呈现出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也就越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面影。”e尽管不同作家个体，实际情形终归是有差异的，但对于像彭燕郊这样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的文学人物而言，更多维度的研究始终是必要的。随着时间的逐步推进，个人的彭燕郊研究成果已比较可观，同时，也为了更加精微地探寻文学人物的精神世界——揭橥被历史掩埋的更多线索，探寻引向作家的更多通道，促进新诗研究的历史化，借助重要的文学个案来透视1920年以来宏阔的文学画卷与历史图景，在穆旦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f，我决意完善彭燕郊年谱——2013年底，我已完成10余万字，后来在出版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整理彭燕郊书信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献和信息涌出，就随手补入年谱，如此日积月累，终至有了比较宏大的规模。

2020年为彭燕郊一百周年诞辰，本人历时八年有余整理注释的《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和新编的《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集》均得以出版，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举行了“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及彭燕郊文学资料捐赠仪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彭燕郊年谱》正式立项，自然也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文献征引的不同层面

对于年谱编撰而言，文献始终是一个需要重点考量的对象。大致而言，其间有一个“加”与“减”的过程：一开始是加法，是各类文献信息的不断增长。相较于文学活动主要在现代阶段、自述类文字较少、又于新时期到来之前去世的穆旦而言，彭燕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自述类文字多、新时期之后又有大量的写作实践和文学活动，年谱所涉文献量要大得多，实际处理的时间也更长。但两者总体情形还是相似。待到工作初步成型之后，则需要减法，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规整，剔除可能的重复，保持各类文献的平衡；同时，也要注意年谱撰写本身的问题，以确保内容的完备与叙述的规范。

先说文献本身。《彭燕郊年谱》所征引的，首先自然是彭燕郊本人的各类文献，包括已公开的文字和未刊手稿；其次是原始报刊、校史、回忆录、传记、年谱、访谈、研究著作等相关讯息。文献既繁多，不同层面的文献征引也或有某种普遍性。

（一）公开的文献

对于各类公开文献的吸纳，自是年谱撰写的内在要义所在。《彭燕郊年谱》所吸纳的文献，大多即此类。于此之中，有几篇文献引述较多，可单独列出。

1.《彭燕郊自撰年谱二种》。该年谱二种刊载于陈思和、王德威主编的《史料与阐释（贰零壹壹卷合刊本）》（2013），两种年谱在时间上有差别，一种为1920-1941年，另一种为1920-1953年，所记时间均较短，内容也较为简略，后者关于1950年代作品集的出版时间的记录均不准确，看起来是将快要出版的或打算出版的出版物，均记作实际的出版，故其写作时间很可能就是1953年左右。

为自己撰写年谱的行为，显示了作者对于个人历史的珍视，而被记载的，可视作是对作者非常重要、有着独特意义的内容，值得细细梳理。就实际效果而言，目前关于彭燕郊早年的文献稀少（这一局面将来应该也不会有多大改变），而这两份自撰年谱包含了彭燕郊早年生活和行历的线索，其叙述更靠近历史现场，且实际体量也并不大，故年谱在相关时段的条目予以较多引述。不过，有一个比较显在的问题，即两者有重合，也有一些时间点的记载明显存在差异——主要是关于少年时代读书和求学的内容，而这方面的内容原本就出自彭燕郊本人的叙述，找不到其他的旁证，因此，谱文的相关叙述就只能以篇幅更大的一种为主线，对另一种的相关情况加按语进行说明。

强调这两种年谱的重要性，也因为目前对档案文献的利用很有限。事实是：有完整的档案卷宗在，也即，正常而言，是有更多、更完整的“个人简历”“履历表”之类的文字，但基本上无法查阅。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或许都有类似的困惑，我先前做穆旦，这个问题历时几年终得以解决，所以，在《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的“后记”中，我加上了这么一句感慨：“当初觉得去查穆旦档案多有波折，如今看来，其实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时代总在发生改变，一个研究者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无法进入或无法抵达的境况，奈何！”

2.关于读书、阅读的文字引述。主要是彭燕郊读书随笔集《纸墨飘香》（2005）中的相关篇章，对彭燕郊这样的酷爱阅读、嗜书如命的人物而言，这类文字的叙述实际上带有成长史的意味，其中虽或有某种后设视角，与年谱、其他回忆文中的叙述也可能有某种参差，但还是值得重视。因彭燕郊早年和1950年之后一段时间之内的文献相对更少的缘故，在年谱写作中所做的一些集中引述，看起来可能会显得比较突出。

3.相关目录。彭燕郊各类作品集目录，均一一录入。包括自印的诗集在内，彭燕郊生前的作品集总量近20种，基本上是单行本，实际的篇幅内容也不算很大，何况有的诗集不过两首长诗，自印诗集多半也只有十多首诗。更为重要的是，从目录中可以见出写作者对于自身作品的选择，是展现写作面貌最直观的文献，理应全部录入。

其他的目录，他所编辑（译）的书刊，如晚年筹划、主编的诸种书籍，从1983年正式出版的“诗苑译林”丛书到2004年的“散文译丛”，均列出书目；所主编的诗丛，如《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各列出第1辑的目录；所负责主编的民间文学刊物《楚风》的信息，那些已有预告但实际上未能出版的书刊，如1944年5月17日《枫林文艺》第六辑《致波德莱尔》所载“地之子丛刊，一辑之二——作为炮口的窗彭燕郊编”的广告、“犀牛丛书”预想中的收录书目、耗费数年时间终未能出版的《外国诗词典》等（涉及不少未刊文献），也适当列出，这些实现了的工作业绩以及想做而未能实现的构想，均能凸显彭燕郊作为写作者、“文艺组织者”（梅志语）、民间文艺工作者等主要身份的内涵。换言之，基于前述呈现“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的考虑，《彭燕郊年谱》在文献吸纳方面力求尽可能多元化，但与此同时，也始终注意通过这些目录以及相关工作的信息，以凸显彭燕郊的主要身份。

4.两种他人的回忆文字，即王平的《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我和彭燕郊的故事》（2011年初作，后有修订）和万里的《难忘十年：我所知道的彭燕郊老师》（2021）。两文的主体部分均是关于1970年之后彭燕郊在长沙阀门厂工作期间的回忆，而这也是目前文献非常稀少的一段。年谱撰写往往会因为文献匮乏而遇到各种困局，在彭燕郊这里，此即很突出的一例。放眼未来，此一局面可能会有改变，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能先取权宜之计，即较多引述两文的内容（对于万里文章的引述尤多），以填补时间的空白点。当然，实际引述的内容，已经尽可能剔除了主观评判和观点陈述，而以事实呈现为主。

（二）未刊文献

彭燕郊自认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一个连一张纸都舍不得扔掉的人，曾被评为长沙市首届“十大藏书家”，其遗留下的书、物的数量实在可说是非常繁巨。从2008年彭燕郊逝世至今的十多年里，有部分文献被整理出来，其中书信方面的成果比较突出，成集就有两种往来书信集，即《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张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2012年）和《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其他的则仅有日记（土改日记）和少量的诗文手稿，还有大量的文献，如数以千计的书信和明信片，逐年记录的日记，所搜集的成捆的民间文艺资料，所保存的友人手稿、作品剪报，各时期的纪念册、证件、票据（比如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的物证）等，都有待清理。自然，并非所有的纸片都有意义，但在没有得到有效清理、归类之前，也不能轻易断言哪一张纸片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