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之间：乔叶小说创作的“轻盈化”书写及调性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视“轻盈”为文学的五大特质之一。他将“轻与文学的生存功能联系起来，认为轻是为了生存之重作出反应”a。也即是说，文学存在的功能之一就是追寻生活重压之下心灵的“轻盈”、自由之感，或者说以文学书写之“轻”反作用于现实生存之“重”。“轻逸化”写作是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b，尤其对于“70后”女性作家更是如此。这种现象的呈现与“70后”女性作家的现实经验和文化记忆密切相关。因为她们“没有那么多历史的负重、思想的粘滞和生活的负累，写作因此显得恣意飞扬、自由开阔。叙事的简练克制或旁逸斜出，天马行空的想象或幻想，意象的冲淡，情感的间离，叙事的清淡，视角的内转，成为他们轻盈表达的方法和利器”c。从“代际”角度看，她们的创作与活跃于文坛的“50后”“60后”作家们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沉重、岁月蹉跎和现实苦难相比，个体化、感性化的书写特征日益突显，给人一种“轻盈”之感。当然，以“代际”概念给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创作贴上“同质化”标签，本身就有遮蔽差异性与独特性之嫌，甚或是错误的做法，但为了文学阐释的有效开展，我们又不得不放大这种通约性。纵览当下文学创作，诸多女性作家展现出了“轻盈化”的书写风貌或创作路径，乔叶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她在叙事立意、叙述方式与艺术呈现等方面所展露出的“轻盈化”特征，丰富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彰显出不凡的艺术调性与美学意蕴。

一、轻灵别致的叙事立意

乔叶在散文与小说两个领域都享有盛名，俘获了众多“粉丝”，赢得了业界认可。阅读她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惊喜与新异之感。因其散文化的语言和日常化的叙事，所以“好读”，因其所讲故事的惊喜与新异，故而“好看”，这或许正是乔叶“俘获”众多粉丝与获得业界认可的重要原因。郜元宝曾经写道：“我必须承认，你的故事确实‘好看’。你的小说一发表，多家选刊争相转载，‘好看’应是原因之一。但‘好看’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奇特’。”d这里的“奇特”固然有郜元宝所认为的情节“可巧”之誉，但也与乔叶小说创作的独特立意与意蕴的旁逸斜出不无关系。

熟稔乔叶小说创作的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无论是书写边缘群体的小说，还是聚焦婚外恋情的文本，抑或讨论家庭伦理叙事的作品，她都以“轻盈化”的叙事方式呈现出迥异于同类主题作品的艺术调性，给人耳目一新的“奇特”与“可巧”的艺术感受。与其他边缘群体叙事作品注重渲染苦难、揭露黑暗和欲望化写作相比，乔叶的小说书写突破了既有的叙事模式和难题，不过多着笔于苦难的抒发、黑暗的展示与社会层面的批判，而是独辟蹊径地将笔触由单纯的揭露与批判转向人类灵魂的拷问与自我意识的审视，深入人性“黑暗的陆地”e，探寻生活苦难与人性灾难的内在诱因，并以宽容和仁慈的心态对其予以反思与批判。《我是真的热爱你》以当代城市妓女为书写对象，叙述了冷红、冷紫两姐妹迫于生计而沦落风尘的故事。小说既书写了两姊妹生活的酸楚和艰辛，也写到了她们收获的幸福与喜悦；既表现她们受到的屈辱与内心的波动，又表现她们对理想的追逐与守望。乔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冷漠地看待底层生活与边缘人群，也没拿起道德武器进行审判，更无意于通过此类话题的叙事对现实社会体制与丑恶现象进行批判，而是着重探究人性中的性格缺陷及其在苦难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剖析边缘群体苦难生活与命运不幸的个体“内因”，反思造成生活苦难与人性灾难的现实诱因，即“放弃反抗、忍受苦难的惰性力量”f，也即是文本中所宣示的“小姐意识”g。

《良宵》讲述了一个中年离异女性，在丈夫背弃、孩子叛逆、自己下岗的艰难困境中，以自己的勤劳双手和顽强韧性与生活博弈的感人故事。从叙事模式与特征看，它属于一个典型的底层励志故事。但乔叶并未顺着既往的叙事惯性展开书写，而是悬置并超越了苦难，将尊严与人性这些形而上的精神实质置于琐碎的生活点滴与拉拉杂杂中予以淬炼，展现主人公内心的良善、坚韧与旷达胸怀。在作者看来，一个搓澡工，虽属于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但她是一个人，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虽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也可以过上精神富足的日子。“难道这些基层劳动者非要过得苦兮兮的吗？人家也有欢乐对不对？人家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有她的社会定位，也有她的生活领域，更有她的成就感，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就是说她既然每天那样生活，肯定有足以支撑她这样生活的理由，要不然凭什么？”h因此，我们看到同样书写底层故事，乔叶摆脱了“底层文学的写作常常流于一种摆出各种惨相与悲剧的套路”i，而从人自身出发，真实地呈现人的生活与感受，既写他们的悲情困苦，又写他们的欢欣快乐，既葆有艺术穿透力，又被读者所喜闻乐见。

在书写婚外恋情和家庭伦理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乔叶的小说创作常常旁逸斜出、灵活自如地绕开这类题材司空见惯的叙事窠臼与同质化、类型化的书写痼疾，彰显出一股轻灵细巧的艺术风范。《打火机》是表现婚外恋情的一篇小说，但作者没有将它讲述为一个俗烂的婚内出轨的恋情故事，而是着力于展示女性内心世界的五彩波澜与自我人性和心理的本然状态。16岁的余真酒后被强暴，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由此一个“无恶不作”的“坏女孩”陡变为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乖乖女”。16年后，“她”虽已学业有成，结婚生子，但内心深处的精神创伤依然阴霾重重、无法释怀。一次在北戴河度假时，余真偶遇了风流倜傥的胡厅长，面对上司的暧昧调情、死缠烂打，她骨子里被压抑已久的“坏本性”与潜匿的心理创伤被瞬间激发与疗救抚平，进而回归了正常人的真实生活。小说不纠缠于性描写和情意缠绵的抒发，而是直面女性自我内心真实与心理意识，为此类题材的艺术掘进奉献了可贵的书写经验与叙事向度。其实，这样的艺术掘进与叙事向度在乔叶的其他作品中多有呈现，如《妊娠纹》 《零点零一毫米》 《鲈鱼的理由》等等，可谓是乔叶小说创作独有的艺术特质。

在《指甲花开》中，乔叶以“去道德化”的叙事视角讲述一个一家三代“两女共侍一夫”的家庭伦理故事。虽是一个有违伦理道德的世俗故事，但作者并未陷于伦理道德评判的叙事旧辙之中，没有纠缠于是非善恶，而是剑走偏锋，以“女性的温柔和悲悯来打量我们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以“懵懂无邪的童眸充当透视世界的视角，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从内心深处给予人物理解和同情”j，像沈从文、迟子建一样，抒写与颂扬纯然的人性和淳朴的人情之美。这就要求我们遵循小说“内在的道德”，以“去道德化”的生活视角看待文学创作中的情节与人物，认知和理解文本所展现的文学与生活之关系。正如吴义勤所言：“要重建‘生活’的形象，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首先必须从对于‘生活’的非道德化向度开始。”k这不得不说是乔叶小说创作展现出来的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叙事视角和立意。

可见，无论是边缘群体叙事中对现实苦难的个体化内因的找寻，还是直面婚外恋情中女性真实的内心意识与情感欲求，抑或是剑走偏锋式地抒发与颂扬淳朴的人性人情之美，乔叶在小说创作中都没有顺延既往的叙述模式与艺术调性，没有采取宏大的叙事向度，而是侧重于个体化的心理探索、感性化的情感体验与真实人性的展现等“轻巧”化的叙事立意架构文本、书写现实。

二、举“重”若“轻”的书写策略

有论者在阐释李浩小说创作时指出：“人在生活中处于庸常、卑微境地，感受到劳烦、压抑，而日常生活兀自流水般沉闷、单调、波澜不惊，这些本来都是常态，都是不值得大书特书的‘轻’。但经由小说家反复提及、精细描摹，这些‘轻’也就转化成‘重’。这是第一步，化‘轻’为‘重’。小说家在叙述过程中动用各种技法，使生活世界变成小说世界，这就是第二步，即举‘重’若‘轻’。”l我们认为，乔叶的小说创作也可作如是观。那么，她是如何将现实生活之“轻”化为小说世界之“重”的？她采用了哪些举“重”若“轻”的艺术技法？这些技法是否构筑了其小说创作的“轻盈化”书写风格？

首先，日常生活化叙事是乔叶小说创作“轻盈化”的主要书写策略。此处的日常生活是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它们”是细小的、琐碎的，通常被认为无意义和无价值，但我们谁也无法抛弃这些无意义和琐碎的“日常”。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又是大事。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庸常琐碎，是所有人的常态生活，也是所有人生活的主体。m于文学而言，抓住了这些由“小事儿”构筑的“日常生活”，就“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n乔叶的小说中充盈着这样的“小事儿”和“日常生活”。《给母亲洗澡》借给年迈的母亲洗澡，回忆了母亲几十年来为了家和儿女们的平凡生活往事，言语间洋溢着母亲的无私和母爱的伟大。《卧铺闲话》讲述了一次出差返回的途中，与同车厢的一对探望女儿的普通老人拉家常的故事。《至此无山》书写了一位到北京出差的“他”，利用会议和学习的间隙会见一位旧友，两人一起闲逛公园的故事。这些小说，平淡自然，没有冗余枝蔓的情节，而是叙家长里短，谈笑风生，品味生活。即使是书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回归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予以展现。如《扇子的故事》 《深呼吸》通过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现历史场景中普通人的所想所思、所作所为。

阅读作品，这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些场景、那些人物、那些事情是小说人物的，也是我们的，“它们”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及由人和事所构筑的平凡日子与生活瞬间。正如乔叶在《卧铺闲话》中所写到的那样：“就像他们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我也都不怎么陌生。我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他们没有说出口的那些，我也能推测出个八九不离十。因为，我和我周围的人，我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从根底上去看，都是一样的。真的，都一样。”o小说家也是凡人，也有且需要世俗生活，他们“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p。小说家越深入现实、体验生活、尊重生活，越能将小说写得日常而真切。因为，“在小说这个虚构之地，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最普遍最深刻的，往往就是最平常的，最有力最持久的，常常也是最简单的”q。这或许正是乔叶将现实生活中最平常、最简单的生活之“轻”转化为小说世界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有力最持久之“重”的路径或技法吧。

其次，对话体、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与口语化的灵活运用，使乔叶的小说语言呈现出轻盈灵快、鲜活生动的美学特征。乔叶小说除了故事内容贴近生活、新颖可巧之外，语言的娴熟、流畅与轻盈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乔叶善于运用人物对话来架构小说叙事，在她的小说中，对话占据了很大篇幅，甚至有些作品通篇都是通过对话来完成的，如《走到开封去》 《给母亲洗澡》等，使人读起来很有现场感和代入性。乔叶早期从事散文创作，后来转向了小说写作，这种经历和经验必然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於可训曾说：“因为文体的转向，乔叶在散文与小说之间，作了许多比较，说了许多差别，实则是把她自己修炼散文的经验，对散文的体认和感知，都用到了小说身上。说这是散文家的移情也可，说这是散文主体的对象化也行。总之是……用散文的精神去写小说，让小说充满散文的精神气韵。这样，庶几在新欢旧爱的统一中，才有属于乔叶所要的‘文字的欢爱’。”r这种“文字的欢爱”使小说语言更加形象、更具质感，更加灵快与生动，呈现出一种清新素朴与感性鲜活之美，拓展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空间，给读者带来了理性哲思与美感体验。

此外，乔叶小说文本中充盈着大量的方言俚语及日常化的口语。俚俗口语的使用，一方面出于作家日常生活书写、增加烟火气息之需；一方面又使小说语言呈现出多样性和立体化特征，增强艺术感受和美学意蕴。如《最慢的是活着》中描写人物语言使用了“不中”“添人”“恁”“赶命”“哩”“贵巴巴”等地域化、口语化的方言；如《给母亲洗澡》中的“瓜子油，恁小一瓶，都花了一百多哩”“你个龟孙，花销你老娘来了”等等日常口语；又如《旦角》中对豫北农村“响器班”和豫剧台词的描写，《指甲花开》中对女性指甲花的白描等等。可以看出，这些语言的使用既丰富了文本内容，又凸显作家深厚的生活经验与娴熟的语言技巧，给作品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韵味。事实上，文本语言既是承载作品思想的形式，又是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欣赏作品的思想就是欣赏作品的语言，作品语言的精彩、贴切就是作品思想意蕴的重要表现。一个最高层次的欣赏者，始终无法离开语言而欣赏作品的方方面面。s因而，乔叶小说语言“轻盈化”特征的呈现，既是因为日常生活叙事需要轻盈灵快的语言风格和形式，又是化日常生活之“轻”为小说世界之“重”的技法和路径。

最后，形塑各色特异的“小”人物是乔叶小说“轻盈化”叙事的又一亮色。综览乔叶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高层官员也有基层小职员及打工者，但就是不见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与英勇气息，即使写到厅官，如《打火机》中的胡厅，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痴情花心的油腻男人形象。这些“小”人物们就是日常生活中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等，他们有希冀与追求，有苦恼与困惑，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悲情与幸福，看到了坚韧与喜悦，也看到了人性的良善美好与黑暗污浊，如《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冷红、冷紫与张朝晖，《藏珠记》中的唐珠、金泽与赵耀，《黄金时间》中的“他”和“她”等等。他们虽是“小”人物，但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充盈着世俗化的人生况味。乔叶善于形塑他们的“小”，来呈示博大厚重的人生意蕴：“我深信生活里的故事和小说家讲述的故事有太多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前者的嗜好是大些，大些，再大些，那么后者的嗜好就是小些，小些，再小些。”t这里的“小”是作品所书写的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与点点滴滴，也是“轻”；“大”是文学所展现的现实生存的真谛与人性本质，也是“重”。“轻”是表象，“重”是本质，“轻”是生活世界的真实，“重”是文学书写生活又超越生活世界之后重构的真实。而文学艺术恰是勾连真实的现实世界与虚构的精神世界的纽带和桥梁，以“小”见“大”与以“轻”搏“重”是其勾连现实与艺术之惯用的文学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