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

编者按：作为青年写作的某种起点的80后作家们，已经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纷纷步入而立之年，但青年写作仍可谓方兴未艾，传统的文学体制、文化资本和新媒介仍旧共谋性地、广泛地制造着代际焦虑，并持续不断地生产着“时髦”的青年作家形象和各类青年书写。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在让他们充分“享用”青春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诸如“媚少”、同质化、投机、粗糙、青年性和创作性匮乏等各种各样的质疑、批评。但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忽视和回避的是，某些异质性的、逃逸性的、分离性的、去中心化的青年文学力量也在悄悄崛起，他们在继承了某种反叛性、创造性传统的同时，也从不断冲击边界的隐秘而沉潜的自我之中锻造出了属于他们这个代际的新的“方法”、新的“传统”。本刊设立“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的研究专辑，正是着眼于正视、凝视这样一种青年写作的两面性，既不回避他们滋生的“问题”，又要尊重并有能力发现他们的“方法”，以期为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感知时下的青年写作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本专辑作为常设性栏目，恳切地期待能得到青年作家，以及专注于青年文学研究的学者、评论家们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鼓励直言性的批评，倡导在理性论争、真诚交锋中达成有效的交流和对话。

李壮（以下简称“问”）：先问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在你看来，当下青年写作的总体状况是怎样的？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来总结，然后再加上相关阐释。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场景、一个画面之类，来作隐喻性的表达。

何平：可以对比青年写作者的K歌现场吧。唱的，或荒腔走板，或深情款款，或随大流乱喊几嗓子。不唱的，或坐姿散漫，捉对喝酒游戏；或心游物外，事不关己。那些有私情的，偷偷摸摸、窃窃私语、眉来眼去。总之，就是没一个中心，大家为K歌而来，来了则各忙各的。

杨庆祥：生机勃勃。青年作家在数量上几何级地增长，青年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具有强烈的探索性，最近几年尤甚，有冲破文学成规的可能。

孙频：我个人认为，青年写作的总体状况目前呈岛屿化，大家在小圈子里各写各的，严肃文学期刊、网络文学、畅销书、豆瓣红人、知乎之间很少有互动和来往，各自划圈，各玩各的，每个小圈子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和话语体系。这可能还是因为终极文学追求的不同、关注点的差异及红利的不均，导致不同圈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境，不愿去多深入对方的写作领域，也未必看得上，互相不服气。但我认为，在事实上，写作者之间其实也难免互相借鉴吧，谁也不可能真的在一座孤岛上写作。

郑在欢：一盘散沙，多姿多彩。写作材料和写作方法上差不多是这样，精气神上似乎也是。这是信息爆炸的一代，所以写法多彩，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精神共性，所以只能散着多彩。

三三：星空。乍看群星璀璨，细看每颗都一般，稍亮一些的就会被人用望远镜放大来看。它听起来非常浪漫，也确实被寄予一些真挚的或虚幻的期待，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些表面有坑洞的大石头。然而，你不能说那些期待是假的，也不能质疑它所引发的关于美的幻觉没有意义。近来，由于天文迷团体的壮大，星空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偏离它自身。尽管放置于一个更宏阔的时间背景之下，大多数星星会变成流星，但仍然有一些真正发光过的星星。即使不是最明亮的星，只要在某个阶段给小朋友带来过鼓励、安慰、引领，陪伴他们度过孤独之夜，都是美妙的星星。

问2：在今天，大概很难脱离历史参照系和前人坐标，来孤立地讨论青年话题。根据我们的设计，各位老师在年龄分布上是被有意“错开”的。考虑之一，就是希望尽可能充分还原并对比不同代际的记忆和相应历史语境中的“青年写作”经验。因此，能否分享一下，在你们的“青年”时代、当你们各自作为在场者和概念主体的时候，青年写作——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文学生活——是怎样的状态和样貌？今天的青年写作和青年文学生态，与当初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当然，至今还算青年的，谈自己的现时体验就行。

何平：我的“青年”文学时代是从1980年代中期县城读高中时开始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以为中学生作文就是文学。文学特别能蒙人，谈文学显得特别高级。而且，写诗的特别敢说自己是著名诗人，这个传统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每个小县城或多或少都有几个“著名”诗人，就是爱把自己在乱七八糟的报刊上发的诗歌拿出来炫耀嘚瑟。我们的文学启蒙就是这些三脚猫师傅带出来的。要等到了大学，自己读了一点书，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同龄人之间，以文学的名义交往还是特别单纯的。那时候很流行交笔友，天南海北就勾搭上了。邱华栋说我们那代人是“信交往”的一代，虽然是戏言，但也基本属实。再有，那时候特别爱扎堆儿，动辄就几十个文学社聚会。现在的青年写作者，我觉得更独立，很少抱团。

季亚娅：我的“文学生活”（假如有的话）的起始期、或者我的文青时代，是2004年到2007年，我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那时最火的青年作家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他们赶上了“80后”的风口。他们的出场方式区别于同时期的“70后”作家，是由出版商们推动、造星，当时的“70后”们走的还是体制内传统文学期刊发表、评奖的老路，读者认知度远远比不上韩寒、郭敬明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破圈了。他们不需要在《收获》《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他们一上来就自己办杂志当主编（《最小说》《独唱团》《鲤》《文艺风象》《文艺风赏》）。这也给当时的“70后”作家、还有更年轻的作家们带来一些焦虑，我记得徐则臣、李云雷、文珍——当时我们聚在一个叫作“北大评刊”的小团体里，多多少少说过一些同时代人被遮蔽之类的话。当时我们觉得韩寒、张悦然相较郭敬明，还是要“纯文学”一点，可能是韩寒的《独唱团》和郭敬明的《文艺风象》《文艺风赏》相比，后者是更市场化的“媚粉”写作。“北大评刊”是邵燕君老师发起的，组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们——主要是硕博士，对全国文学期刊每期阅评，集结成文发表在一个叫“左岸”的网站上，也有些零星在纸刊发表。我们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除了邵老师，再有就是李云雷和徐则臣，他俩也是“左岸”网站的发起人，他们找了一个叫盘索的朋友来负责网站投资和日常运营，后来我总忍不住要在则臣的北漂故事里找盘索的影子。这个小团队有我这样的菜鸟，也有各种潮人，文珍和邓菡彬当时最潮，他俩进进出出鼓捣小剧场话剧。当时我们每周讨论，除了我们这些学生，来来往往的作家朋友们也很多，类似于一个定期沙龙，本来北大也有旁听传统。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李浩、吴玄。吴玄的风格一直不变，不正经的人设保留至今；而李浩，浩哥，今天我读到他各种精彩讲稿，大师风范，挥洒自如，就想起当年的李浩老师来“评刊”演讲，紧张得满脸通红，从头到尾都在掏纸巾擦汗，声小如蚊虫还磕巴，内容却是当时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最匮乏的当代部分。所以我们一边同情地看他擦汗，一边张大耳朵仔细听。“评刊”的风格是说真话，谈作品不谈人情，学生们也没在文学的江湖里；平等发言，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可以写，不存在老师或者大佬一言定调。我们常为了某部作品争得面红耳赤，却丝毫不影响友情。我记得是云雷带着我，两人评《当代》，我当时学了一手西方左翼文化批判理论怎肯锦衣夜行，写出来的文字学生腔不接地气，经常被石一枫——对，他那时已经去了《当代》杂志，细读并嘲笑；再后来丛治辰也加入进来，他负责《十月》，他的批评写法完全不同，出众的文本细读能力和审美能力，让我获益良多。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在琢磨和模仿当时《人民文学》的卷首语。

如果讲变化，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圈，这样真挚的、不甚高明却赤诚相待的讨论，以沙龙式的形式固定、坚持下来，就像一堆小小的热情的篝火，大家围坐、取暖、添柴，看它火花四溅。它肯定不是江湖，甚至不是未来江湖的演练，有点像是个小乌托邦……当然回过头来看，“评刊”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它对学院象征权力缺乏自我警惕，比如它的趣味还是比较“文学”，不是1980年代那种跨学科、越界、整个思想文化圈参与的讨论形式，达不到那种能量感和创造力。

对这样的讨论氛围我很迷恋，所以到《十月》当编辑后张罗十月青年论坛，就是想复制这种热情、无功利和说真话，一开始也的确做到了，但是后来，大家的话越来越客气，作家们的偶像包袱也越来越大，说实在的，就连我自己，也开始担心话说猛了人家下次还往不往《十月》投稿啦。所以某种意义上，出版方的研讨会，特别是图书出版，一旦涉及具体作品，联系着各种评奖和商业动机，不太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倒可以算得上“导读”吧。这样一想，“北大评刊”这样的事儿最可能发生在校园里，那是仰仗着人们对于青春和青年的赦免，给予青年人说真话、说错话甚至 “冒犯”的特权，也给成熟得滴水不漏的写作和批评体制开窗透点风。这也是文学体制弹性的一部分。

杨庆祥：如果“80后”的写作可以认为是我“青年时代”的青年写作，那么，早期的以“新概念”为主体的“80后写作”和现在的“青年写作”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更倾向于青春文学，具有很强烈的商业性，这一倾向是被当时刚刚兴起的出版资本所引导的。后者更倾向于写作场域的一种象征资本的分层，它有时候会被体制引导并获得其合法性。我个人理解的青年写作包括上述两者但同时又超越了上述两者：年龄、风格、勇气、立场等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孙频：我是在2008年左右开始写作的，记得当时用的手机还是像砖头一样结实的诺基亚，也还没有新媒体这回事，读小说都是规规矩矩地通过文学期刊或者是纸质书，尚且没有电子书，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文学新人的投稿方式也是非常古典的，每次都是把打印出来的小说毕恭毕敬装到信封里，贴足邮票，再塞进邮局门口的绿色邮筒里，按照杂志社的地址寄过去。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有些小说从此泥牛入海，有些小说被告知即将发表，还收到过一些退稿信，记忆最深，当时最痛苦，后来又最受益的是来自《收获》的退稿信。这种古典的投稿与发表方式自然与速度挂不上钩，也绝不会提供一夜成名的机会，但就这么不温不火地写了十几年之后，我倒在心里特别感谢这种古典的方式，因为它让我有了一个漫长而坚韧的生长过程，有了一种秘密的只属于自己的文学生命。它首先教给我的就是必须学会孤独，其次教给我的是耐心与韧劲，急功近利是无用的，只会损害文学，再次它教给我不停地反省与反观自身，所以，当写作变成一个人内心的一种需要的时候，它就会保持相对的纯粹与宁静气质。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正好赶上了新媒体时代，作品和作者名气的传播速度自然不同于纸质时代，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写作者在年轻时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但那些真正的东西只有时间说了才算。

三三：仅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在我和其他青年作者的交往中，友谊占比较之文学共识更多一些。我们是生活中的朋友，相聚于KTV、美术馆、咖啡馆、电影院、剧本杀店等，也常希望能在文学活动中与异地的朋友再次相遇。我们也讨论文学，但不是以信徒的方式，而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审美式眼光去打量它。尽管因人而异，文学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普遍比口头所表达的还要再高一些。直到近几年，我才开始读朋友的作品，从中发现某种互文的迹象并由此照见时代赋予我们的生活经验的交集。这种“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联动，让写作从私人化的躯壳中脱离出来，转而纳入一定的公共性之中。

问3：这些年，“青年写作”话题被炒得很热。你觉得这是否可以算这些年的“新潮流”？如果是，在你的印象里，这一潮流大致是从何时开始的？

李敬泽：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潮流”，已经一百多年了。“新文学”就是从“新青年”开始的，所以“青年”显然不只是一个年龄概念，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向着特定的方向不断更替漂移。所以，青年写作、青年作家等等都不是忽然热起来的新事，它一直是现代性照耀下的一个“老话题”。

就这些年而言，直观地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出版、媒体、网络平台都来参与“制造青年”。过去，主要的生产方是文学期刊，现在文学期刊当然也还重要，但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以后出自豆瓣和小红书上的“青年”作家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些新的生产方更敏锐，更知道预期的读者需要什么，更善于在社会、文化、市场的视野中把握潮流。

离开类似的变化去谈青年写作是谈不出什么的，就像刚才说的，青年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社会和文化建构而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和变化过程。所以，不是每一代年轻人都必然会带来新东西，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必然会制造出“青年”，这些“青年”作为变化的表征、作为“未来”的象征被生产出来。

批评家对这样的生产本身需要敏感，也需要保持一种对象化的态度，为什么要这样生产？这样生产背后的结构、逻辑和力量是怎样的？而一个青年写作者，他和这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产品”，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自为而创造的文学主体？

何平：就是传统精英文学圈子里的小事情吧，你大概是从微信朋友圈得来的印象。不要说大众，大众传媒关注的也没几个青年作家。“青年写作”话题被炒得很热，可能就是卫慧、棉棉、安妮宝贝、韩寒和郭敬明那一拨，那也不是炒文学，是吃瓜炒八卦，攒人设卖书。所以，有的女作家才先要兜售自己的极端私生活，才先要推销韩寒怎么不好好念书的故事，然后才卖得动书。还有，那个时候，青年作家也是爱包装得美美的样子，本来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孩，青春啊，荷尔蒙啊，怎么看怎么都美的，而且后来这帮小鲜肉娱乐小明星还没有起来。打了一个时间差，让青年作家先美起来。你不信可以去网络考古那时候青年作家的妆容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