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诗人的自我意识、生存感知和修辞技艺 

让一切都开始吧：哎，自己如此经验贫乏。

——李海鹏

或许那就是青春，也或许那就是诗。

——敖运涛

比喻是一头刚刚告别驯化的小狮子。

——沈至

青年诗人黑夜说，“像置于黑暗里一颗完全不安的灵魂。/一个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世界”。（《鸭中智者》）每一代人都置身于上一代或几代人留给他们的世界。如果前面的人没有勇气履行他们的历史责任，还为陈旧的事物制造了迷雾一般的新观念、一个观念年代错置的世界，这只能令后来者心中惶惑不安。

诗人更杳说，“我能纵深穿越地理的分界线，却被卡在了过去与未来碰撞的时间断层之间”。过去一直未能过去，未来也无法抵达。一方面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是冻土带一般的停滞。观念倒置或年代错置覆盖了这片时间断层。更杳说：“一些梦想/被潮水拍打着，一些豪情/潮水一样消失了。有时我伤心/生命的意义并不总是精确。”（《深圳》）

青年一代的成长总会带来新的历史变量，但他们是否已过早地耗尽了改变生活的能量？敖运涛说：“时常的哀伤袭来，/有时候明白其缘由，有时候又模糊。”

“来，谈一谈这生活。/这，转身飘飞的泪。泪。泪。”（《青年日记：2014—2017》）胡了了却坚持说：“人不会进入绝境，只有长成绝境的人。”（《吴梅村》）令人不安的是，他们正在长成自己的绝境吗？更杳说：“……是的，未来总是包藏在幽深里，/蓬草在静穆中喊叫出碧绿的闪光弹。/推开孢子植物古老的暗门/有一种希望早于生命。”（《深圳》）

我或许正在把90后的诗视为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各种微型对话，其中的矛盾与苦恼不只是我的虚构。当然诗是一种隐微话语，没有复杂性思维和某种繁复的语义结构，一种恰当的自我理解就难以发生。对我来说，阅读是一种聆听，也是从青年人的视角对上一代的反思。而我所期待着的正是在他们身上发现我们共同的希望。讨论90后诗人的文章，无论是否有失偏颇，都意味着是在把90后作为同一个群体或许又是同一种文化个性来言述，从代际出发的谈论总是意味着求同的言说，我只能让诗人们彼此不同的声音处在几个有差异的频道上，而事实上，一个诗人就可能具有不同的维度。

一

集中一段时间阅读90后诗人的作品，我才意识到，他们早已进入成人世界，令人不安的是，在他们对个人情境的描述中，新生命的能量和希望原则似乎正逐渐耗尽。他们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既定秩序或失序的世界，自我认知也充满了惶惑，退化为安吾描述的“薪水和诗交替出现，他每秒都在变暗”的“摇晃的人”——

身上的裂痕也下班了，灵魂反倒

更像警世钟：那令人无法后退的命运。

他无怨，如奖品般紧跟着领导走，

世界他已熟悉了一半，另一半比他还暗。

——《摇晃的人》

安吾为一代人提供了一种形象：“摇晃的人”，他是自我意识的形象，也是生活世界的表象。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是，90后诗人普遍喜欢使用政治与历史修辞，但几乎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主题。概念的挪用，即概念从一个领域转移至另一个领域，似乎就变成了隐喻，诸如“凛凛的铠甲，美得像一场政变”，“我在有些时候全部听从一种声音/声音的统帅，声音的军机处”（李尤台）；“背光处，枯木和虫草在策划一场革命/空气输送来重叠的影子/在更远的十月，风暴还未开始/已被镇压在爬满青苔的米粒上”（施瑞涛）；“你妖娆的游击战术比处女座的纹身师还要讲究美学”（马克吐舟）；“举计划经济的青旗，多快好省/专产永动机？”（秦三澍）；“某些时刻，别的/人民竟能搬动淹没他们的海”（张小榛）等等，强制性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历史冲突，投射到诗歌的修辞结构之中。这是90后诗人的一个修辞策略：不是在主题、题材，而是在修辞结构中，传递出某种与之对应的体验结构。后者拥有无限丰富的表意功能和表意符号，让他们的诗歌呈现出“人类心灵的历史结构”，也呈现出悖论式的心智自由。

90后诗歌修辞中的政治词汇，并不处理任何确定的政治主题，也很少涉及具体社会事件，或许因为在他们的体验里，政治属于生活政治、学院政治或婚姻政治，从而使得出现在个人情境中的政治修辞彰显出某种共同情境，安吾诗中的“薪水”“奖品”“领导”，表征着他必须遵从的秩序；而“修过的天使”之类形象跟职场中的“诗”一样，构成了自我认知的“摇晃”，传递出一种内在分裂感。

90后诗人写作的另一个现象也颇为值得关注，就诗歌而言，除组诗外，每一首基本上都是孤立的作品，但他们喜欢通过命名将作品系列化，将每一首诗都放置在同一个语境并逐渐扩张语境，使之成为一个更宽广的语义网络，暗示了一种认知上的抱负。如彭杰以“区”命名的系列，李海鹏以“新”命名的系列，吴盐《卡尔维诺西湖札记》系列等。安吾的诗也有一个关于“人”的系列，他的《不稳定的人》接续着“摇晃的人”这一自我认知主题，“不稳定”是生活图景的投射：“左边是县府，右边有商铺，/有人原地陀螺转，有人脑筋急转弯”，90后面对的生活景观已处在权力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不稳定的人”是与之对称之物，“你一边/纯洁一边分裂，孤独中沉溺于薪水，/抱团时又逢两面派。”安吾描述的内在自我并不是自恋型的孤立存在，外部客体已经沉积为内在主体的属性，有如万有引力并不是孤立地处在某个地方的巨型物体，而是呈现为身体的自然属性。在安吾诗中，“不稳定的人”坦承着他“对尘世的全部杂念”——

你看这尘世晾满阴茎，阳光底下

它们柔软、发暗；细菌们成批去死。

你也曾像根阴茎，在愤怒中变脏，

得病，替人受了一整年的苦。当你

周身打满补丁，依次在官场、赌场、

商场脚底打滑，摔落出一个个难以

拭净的自我，爱人、朋友和公积金

也反复修补你……

无论内心生活渴望着何种本真境界，诗中所涉及的社会场域，市场经济之外运转着的特色经济学，都像是对“一个修过的天使”的反讽。年终奖、公积金等“事业单位”或体制内的经济学，早已进入内心情态，它让诗人在“诉状”与“福利”的羁绊中沦入“疲惫”状态，诗人与那个职场中不稳定的人区分甚微，“但请保持你天性之中/那些微小、虚弱、不合时宜的成分”。

就这样，“摇晃的人”“不稳定的人”逐渐固化为“陈旧的人”。好像是一个进化-退化谱系，每一代人都从“纯真的人”或做本真的人的愿望出发，却因为虚假观念和体制惰性而逐渐沦为《陈旧的人》，新生命在丧失更新自我的能力，遑论改造世界，“我添衣，喝白酒，用热水泡脚……我的父亲，/到如今，你的话已能对我起点儿作用，/如你所言，冲天英雄气换不来编制。”安吾的诗有许多属于特色社会修辞，欲望也带有社会特色，虽然诗人不免反讽地说道：“齿未落，/发未秃，一息尚存，还有鼻子还有脸”，但日常生活的微观悲剧已足以泯灭那些纯真的理念。

一个外部世界在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内部客体，“它精准地，将贫困和局限倾泻在我们身上”，虽然他仍然能够意识到，“在我老化的食指和中指间，有一个/点燃的天使，没有宗教可以接纳她”，灵性之光趋于黯淡。而且贫穷和天使，亦不再具有政治能量和宗教意义，只是世俗生活和尚未熄灭的个人灵性之间的紧张，是一个诗人的双重性写照，“我紧张、易怒，穿发皱的/衬衫，低声自问：‘为什么，我是那个/不敢去死的人？’我不敢否定自己，/不敢拥有变化的能力”。（安吾《惜别拉琪诺》）惰性体制以及贫穷和局限内化为一代代人的惰性，“陈旧的人”自然不可能改变世界。

年轻生命自我感知的陈旧感，出现在许多诗人的话语里，在马贵那里，这一感受带着西部地理学的外貌：“随着祁连山脉像风干的/牛肋巴一样，从地平线渐次隆起，……/我年近三十，身心布满斑斑锈迹。”（《远离西部》）麦先森描述的自我形象是“一根漆黑的孤木/在四面是海的床上泡着/风暴。饥饿。瘟疫 唯有一块同样漆黑的石头/让我放下腐烂的锚”（《港湾》）。风干，锈迹斑斑，腐烂，生活世界的陈旧特征投射到年轻一代的自我感知上，“新雨初下，而我走上旧途。”（何骋《新雨诗》）。陈腐的世界与孤独的主体，有如中国现代诗歌不断重演的原始场景。

青年人面对着的是一个愈发衰老的世界，它意味着曾经激动人心的社会理念进入了衰落期。虽然某些理念广为人知，却不再激发人们心中的热情，一种社会理念只有表面上的正确，却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之奋争，更不要说为之献身。在心有不甘的人那里，除了将其收摄于个人内心的沉思之外，似乎亦别无选择。在此社会心态中，社会日益呈现出一种离心趋势。康宇辰提供了“天真与经验不可兼容的电子人”形象，但只不过是沦为陈旧的人之前的一个摇摆的形象，她似乎只能“痛苦/于自己尚还能痛苦？”在“躲避了近三十年人生的大舞台”之后，她说“我多么想一跃”——

而起，去歌唱那些摧折了的芦苇们。

不是让暴风雨更猛烈就能解决

这一代代的受苦，一代代的平庸啊！……

——《成都一夜》

“多么想……”这个句式，在表达了意愿的同时亦质疑了乌托邦设计和浪漫幻想，诗人的直觉已疏离了“会思想的芦苇”所拥有的信念，那些呼唤更猛烈暴风雨的勇士和他们的语言象征，亦不再能够吸引任何深厚的情感冲动了。曾经的“暴风雨”并没有让世界更干净，也没有带来允诺的世界：“这个虚构的共同体啊！”诗人的怀疑是：“你需要效率之神、竞技与战争之神/的加冕吗？”康宇辰哀叹到：“我热情地浪费自己的美德，但人心/果真是一种叹为观止的损耗赛吗？”自从现代诗诞生以来，它一直参与着“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大业，然而“这一代代的受苦”，结果却是走向“一代代的平庸啊！”，人心中所有美好的想象都在慢慢耗尽。不仅对一代人而言，美德的耗费深具历史悲剧意味：

我曾被视为一项伟业的重要部分，一种带领的上升之力

我为此离开原来亲近的生活，那屡遭毁坏却挣扎重建的

失败……我把那份失败作为沉重的礼物，蓊郁的自然馈赠

我归还以一颗承受的心，充实的，为了回报生命

而绝不敢空虚的心……

——胡了了《远游》

现在，什么是诗人心中激荡不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理念？它如何进入符号化或诗歌的修辞结构？激荡在大多数90后诗人心中的，既非未经启蒙的一代人对“资本”的怨恨，亦非仇外的民族主义。对过往的或正在流行的社会理念，青年诗人们带着清醒的现实感知，他们以经验立场反思观念，而非以空洞的观念遮蔽经验世界。

诗人所体验的绝非只是一种经济困难，也是一种社会磨难，正如普遍流行的失败感并非仅仅源个体心理学，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性抑郁。“如果有人收紧你的喉咙，/而生活又是你大口呼吸着的意外。”（更杳《妹妹》）对90后诗人来说，他们或许有着技能上的师傅，而精神上的引导者已不复存在，他们似乎已迷失在信心不足的自我探索的中途，如康雪所说：“……我活在低处，但高空必然/有颗与我重叠的星辰。/我有幽静的伤口，在躯体之外/我有浩瀚的爱意，但拥挤在一滴雨中。”在最好的情形下，亦是热情与失望的并存，“一个人最后毫无骄傲可言。我能爬上/悬崖，却爬不过自身的陡峭”（《墓志铭》）。一种紧张感、无名的焦虑伴随着诗人的自我意识。敖运涛表达了这一普遍存在于青年诗人心中的失败感：

我把经历的一切美好都搬到这里——

我把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搬到这里——

在这里，我被生活打掉牙的牙床又长出新牙

——《是水，是水》

真正的受挫感在于，没有一种积极的社会想象将诗的想象力纳入其中，比起远非令人满意和充满遗憾的80年代来，如今诗学创造转换为社会能量的可能性降低到忽略不计。对社会来说，诗歌似乎是一种轻奢的、剩余的想象力。虚假的精神性清除了一切有介入愿望的思想。诗歌能够幸存下来，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能体现为一种孤立的内心自由。“你回望两端，只身悬于语言的波涛，/一种残酷在冷当中诞生。”（更杳《绿洲》）有如一个历史讽喻，诗人依旧漂泊在语言中。

精神创造活动不再具有社会启蒙的能量，这使得诗歌写作愈来愈与外部世界分道扬镳。对于90后成长的社会过程而言，年轻一代获取了某种智识上的独立，但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立化的心灵自由，诗歌的创造性元素很难投射到其他文化领域，更勿论助益于塑形客体世界了。他们所体验的，不是所谓历史的终结，而是一切都像陀螺一样原地打转，苏笑嫣写道：“而后我们看着我们的话语落下/就像蛾子盘旋，无声掉落的粉尘/到了这地步，我们已做了所有我们能做的”，繁复的修辞也无法遮掩这种失望，“到了这地步/我也懒于悲伤”，历史刻度与时间的指针仿佛被消磁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标记/这就是我们的回报：在时间的虚构里，一切//含糊其辞/”（《而我们也不再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