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地方志·写实/象征

一、“黑暗”以及“黑暗”的根源

2020年，黎紫书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 （大陆版2021年出版），此时距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 （大陆版2012年出版）出版已有十年，再往前，离为她赢得“得奖专业户”声誉的短篇小说集《天国之门》 （1999年出版）和《山瘟》 （2001年出版）的出版已过去了21年和19年。如果再加上黎紫书的微型小说——分别是《微型黎紫书》 （1999）、《无巧不成书》 （2006）、《简写》 （2009）和《余生》 （2017），一路走来，经过二十多年创作历史/经验的积累，黎紫书的小说书写一步一步地迈入了2020年的《流俗地》。今天，当我们阅读、理解和分析《流俗地》时，面对黎紫书数量质量都颇为可观的创作实绩，恐怕不能孤立地来认识她这部新的长篇小说——只有把《流俗地》放在黎紫书小说创作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考察，才能透视出它对于黎紫书乃至马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黎紫书在她的“早期”代表作《天国之门》和《山瘟》两个小说集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氤氲着戾气、充满了紧张、满目见疮痍、不时遇死亡、癫狂与病态常在、压抑与宣泄并存、欲望和恐惧共生的世界。傅承得在为短篇集《天国之门》所写的序《异数黎紫书》中，把黎紫书的小说归结为“不愉快的回忆、不安分的想望、人性的阴暗与命运的嘲弄，交织成瑰丽却难以逼视的色彩”a，并由此认为黎紫书“企图透过死亡与性爱、罪恶与救赎、沉沦与超越，去搜寻她小说人物的灵魂”b。无独有偶，王德威在为黎紫书的另一本短篇集《山瘟》所写的评论《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中，也突出强调了黎紫书在小说中善于“营造一种秾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c。在王德威看来，“早期”黎紫书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与恐惧”d，而“如何逃离——或吊诡的逃向——罪的禁忌与诱惑，是黎紫书小说一再搬演的主题”e。王德威认为“马华移民的殖民、独立、起义经验，丛林内外的垦殖迁徙，乃至华族社会的日常生活，都化为一场场舞台式装置，移托黎紫书对马华‘黑暗之心’的探勘”f，而《山瘟》“所收八篇作品看来并不相属，惟有在前述‘黑暗之心’的版图上，才能看出它们彼此呼应的位置”g——也就是说，“黑暗之心”是构建起《山瘟》中不同小说间关联性的一个基本“元素”。

傅承得看到了黎紫书小说中（人性）的“阴暗”，而王德威则发现了黎紫书小说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黑暗之心”。事实上，“黑暗”一直是黎紫书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核心存在，无论是“早期”《天国之门》 《山瘟》两本集子中的“黑暗之心”，还是“中间阶段”《告别的年代》中的“黑暗时代”（以“513事件”为叙事起点和展开背景），乃至于新作《流俗地》中盲女古银霞眼中的“黑暗世界”，“黑暗”在黎紫书的小说世界中可以说如影随形，贯穿始终——尽管“黑暗”在黎紫书小说中的呈现形态各有不同，千姿百态：它们有时是一种精神/心理现象，有时是一种社会/历史氛围，有时则是盲人的视觉/生理状态。

对“黑暗”的持久关注和长期思考并不仅属于黎紫书一个人，事实上在马华作家中，写“黑暗”或在作品中涉及“黑暗”的作家，所在多有。从李永平到张贵兴，从商晚筠到黄锦树，在这些马华作家的杰出代表笔下，“黑暗”精神/现象、“黑暗”社会/历史和“黑暗”表现/形态都或隐或显、或浓或淡地存在着。前面提到的黎紫书早期创作中存在的戾气、紧张、癫狂、欲望、恐惧和死亡，在这些马华作家的作品中也时时出现，不断“闪回”——这令人不禁好奇：为何常常与“黑暗”相伴的戾气、紧张、癫狂、死亡、恐惧和欲望，会成为许多马华作家不约而同关注的焦点、写作的执念和共同的气质？

要理解这一文学现象，就不能不联系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处境。在马来亚/马来西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独立）之前，这块土地由英国殖民者统治。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相对而言华人在整个马来社会尚能与马来人“平等”相处。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人占领马来亚/马来西亚期间，由于当地华侨/华人此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战争期间又配合盟军（包括英国和中国）进行对日作战，因此日本占领军采取了拉拢马来人而打压华人的政策，制造了马来人与华人的对立。日本战败后，英国“重返”马来亚/马来西亚，战后初期由于华人抗日有功而马来人在日据期间与日军合作，也曾出现过华人对马来人的报复行为——这也加剧了华人与马来人的对立。不久后由于华人抗日队伍大多具有“左倾”色彩，因此在抗日期间曾与英国“盟友”并肩作战的华人武装，在战后新的冷战格局下转而成了英军的“清剿”对象（黎紫书的《夜行》和《山瘟》都写到了这段历史，而《州府纪略》则兼及了“抗日”和“反英”），为了阻隔华人支持转战丛林的华人（马共）武装，殖民当局将华人驱入封闭的“新村”（《流俗地》中的“密山新村”“文冬新村”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历史痕迹），而此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马来人则成为英国殖民统治者依靠的力量。1957年马来亚宣布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建国，由于种种原因，华人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社会中的身份政治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到了1969年5月13日因选举而导致的种族暴乱（《告别的年代》的历史背景“513事件”），引发了后续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直接影响到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

这种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各个方面，造成了马来人和华人结构性的不平等。就文学而言，马来西亚有“国家文学”，但并不包含用华文（中文）创作的文学，这使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实际成为一种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社群文学，而被“国家意识”/文化结构排除在马来西亚（主流）文学之外——这对马华文学的生存形态（艰困）和马华作家的创作心态（不平），无疑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认识了这一点，再来看黎紫书在《流俗地》之前的小说创作（其他类似的马华作家也可放在这一背景下来考察分析，这里暂不展开），我们对她作品中持续出现“黑暗”的原因就有了新的理解：在一个政治、精神、文化和写作总是受到压制/忽视，永远处在次元/二等状态且看不到尽头的（国家）环境中进行华文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黑暗”状态，在这种“黑暗的压抑状态”下进行（艰难的）华文创作，在作品中流露戾气，表现紧张，展示癫狂，直面死亡，书写（挥之不去的）恐惧、（无望的）抗争和（失败的）欲望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样的状态下，对世界/人性“黑暗”的暴露和对这一“黑暗”世界/人性的感受/观察/表现/写作，自然也就来得更加突出格外锐利——从某种意义上讲，黎紫书笔下“黑暗之心”的探索（《天国之门》 《山瘟》）、“黑暗时代”的揭示（《告别的年代》）乃至“黑暗世界”的呈现（《流俗地》），都是华人身处马来西亚社会“黑暗的压抑状态”下之“文学”结果。

于是我们看到《蛆魇》中的“我”原本要把阿弟“推入湖里”，结果自己“脚下却煞不住去势，直往湖中冲去”;《推开阁楼之窗》中“肩上站鹦鹉的男人”、小爱、小爱的母亲、日本兵和张五月之间的爱恨情仇，不过是“黑暗”中奔涌的欲望波涛，那是阁楼里的秘密，见不得阳光;《天国之门》中教会人士混乱的欲望关系，揭示出神圣面具下的虚伪——“黑暗是上帝巨大的影子”;《把她写进小说里》中的江九嫂杀死猫咪，打断丈夫的腿并将其赶走，有一种“黑色”的强悍“煞气”;《州府纪略》中谭燕梅和黄彩莲共事一男刘远闻，其间的爱恨交织成就了一种畸形的爱情关系，也对“黑暗之心”进行了写真和破解;《夜行》本身就是一则历史隐喻，而“男人”面对“脖子上有吻痕的女孩”兴起的那种“真想把那女孩捏死”的冲动，正是“男人”对自己在“历史”中失败的心理阴影的“反动”;《山瘟》中的丛林经验，与《州府纪略》正形成了一种华人处境的“黑暗”互文。到了《告别的年代》，小说的第1页也即是513页，寓示着一段对华人来说充满“黑暗”的马来西亚历史的开始——“小说中被阅读的《告别的年代》开始于513页”h。在最新的《流俗地》中，黎紫书干脆塑造了一个“用力注视眼前的黑暗”的盲女主人公形象。很显然，在黎紫书的小说中，无论是压抑又躁动、癫狂且暴烈、戾气和死亡时见、恐惧和不堪常在的早期创作，还是《告别的年代》中热衷于向“母亲”和“自己”告别的后设试验，乃至于向“故事”回归的《流俗地》，“黑暗”都一以贯之地“存在”于黎紫书的小说中，而导致这种“黑暗”存在的原因，则与她（和她的文学同行）身处一个不友好受压抑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二、“黑暗”中的光亮

虽然黎紫书在她的小说中呈现了一个延续的“黑暗”世界，但从她的“早期”作品《天国之门》 《山瘟》到“中间阶段”的《告别的年代》再到新近的《流俗地》，黎紫书对“黑暗”的涉及/表现其实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在她的“早期”作品中，“黑暗”可以说从外在环境到内心世界普遍存在;《告别的年代》中的“黑暗”，从某种意义上讲已退隐幕后成为“背景”;到了《流俗地》，“黑暗”则更是“内缩”为盲女古银霞的个人视觉状态。从对“黑暗”的表现烈度看，“早期”作品中的“黑暗”尖锐、强劲、峻急、凶猛，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到了《告别的年代》，“黑暗”已“钝化”/扩散为一种弥漫着的氛围——虽能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但已不再呼啸而来锐利逼人;《流俗地》中的“黑暗”则更加“淡化”——它已成为盲女古银霞从容面对和努力适应的一个视觉事实/现实。“黑暗”在黎紫书小说中的这种变化——范围缩小和烈度减弱，可谓意味深长：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为什么会沿着这样的“方向”变化？

如果我们把黎紫书的所有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就不难发现《流俗地》中的许多地名、场景、人物、情节，在黎紫书此前的小说中都曾出现过：《流俗地》中的“锡都”以黎紫书的家乡怡宝为原型，而这个“锡都”在《告别的年代》里叫“锡埠”，在《州府纪略》里则叫“州府”;《流俗地》中的“旧街场”在《州府纪略》和《告别的年代》中也早就登过场;《流俗地》中有个精神病院叫“幸福医院”——那不就是《蛮荒真相》中出现过的精神病院名吗？《流俗地》的主人公古银霞是个盲女，可是在微型小说《遗失》中，黎紫书早就塑造过盲女的形象;看到《流俗地》中的印度人拉祖，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初走》中那个“育民国中黑色得分王”印裔同学拉祖——那简直就是《流俗地》中“黑状元”拉祖的“雏形”;《流俗地》中角色吃重的教师形象，在《流年》 《推开阁楼之窗》和《告别的年代》中已一再现身;即便是在《流俗地》中不太重要的精神病/智障者，在《把她写进小说里》和《初走》中也有例在先;至于《流俗地》中细辉、蕙兰、莲珠这些重要人物的名字，我们在黎紫书的其他小说中，也获得过类似/相近的阅读印象，如阿细/细叔（《告别的年代》）、蕙（《把她写进小说里》）、刘莲/阿莲（《告别的年代》）等;《流俗地》中的细辉童年时有哮喘病，而这种“病”在《推开阁楼之窗》和《把她写进小说里》中已经出现过;作为《流俗地》中“众生”曾有的出走、乱伦、杀猫、黑社会、同性恋等现象/场景和情节，在黎紫书此前小说中也时时可见。而“猫”在黎紫书小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则从“早期”一直延续到《流俗地》。

对黎紫书的小说创作进行这种整体“观照”和《流俗地》“溯源”，是为了要说明：黎紫书的小说虽然在写“黑暗”的时候有所“变化”，但也有许多“要件”贯穿始终，这使得她的小说世界流淌着某种内在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就其客观效果而言，充分表明《流俗地》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黎紫书那里，她早就为此进行了准备、铺垫和预演。

不过，《流俗地》与它之前的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和累积的效应，并不意味着《流俗地》就是过去的简单“集合”和“叠加”，相反，无论是盲女形象的塑造，还是对华人社会的呈现，黎紫书都在《流俗地》中有了新的拓展。在微型小说《遗失》中，黎紫书塑造的盲女形象是个遗失了导盲犬的弱者形象——她的导盲犬被两个男人麻醉后“抬走”了而盲女浑然不知，她“站在那里一直在喊狗儿的名字，声音在颤抖，如泣”。《流俗地》中的古银霞虽然也是个盲女，有时也表现出逆来顺受，但她却是个聪明、努力、上进、自信的“强势”盲女，她不但从小就“倔，要强”，而且“眼盲心不盲”“好胜”。少时希望上学读书受挫，后来经过争取终于获得了去盲人院读书的机会;她自食其力，先是在家“用红色尼龙绳编织网兜子”，后来又去“电召德士服务台”做传呼员。她的记忆力之好不但拉祖佩服——拉祖虽然是个印度人，却在坝罗华小接受华文教育并且是“年年考得全年级第一”的“黑状元”——而且马票嫂也说“她要不是眼睛瞎了，我看拉祖你读书也未必赢得过她”。银霞对自己的“倔强”早有自知，对自己的长处也心知肚明：“她觉得自己终究是比拉祖强些的。她懂的词汇要比他多，她的记忆力比他强，她的思维比他敏捷，脑筋比他灵活。”这样一个“身残志坚”的华人盲女形象，在黎紫书的小说世界中，无疑是个新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