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辽阔与文学的丰盈

作者: ​韩少功 何立伟

韩少功:每一本书都各有机缘。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了,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祖籍澧县,生于长沙,在汨罗插队。湖南出版集团的老总龚曙光说,湖南的出版系统这些年没给我好好出过书,说家乡欠了我一本。这样,我接受他的策划,把近年发表的散文、随笔,还有一篇没发表过的《长岭记》,做成了这本集子。如果按照最早的《长岭记》算起,从我19岁落笔开始,这本集子的写作时间跨度已长达半个世纪。

书名定为《人生忽然》,这个“忽”,在词典里就是快的意思;还有一层含义,恍恍惚惚,恍惚的“惚”与忽然的“忽”相通,这也是我这大半辈子的真切感受。当然,这个书名还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希望写作是诚恳、真切的表达,否则就是花言巧语,骗人骗己,那就不是“忽然”了,而是“忽悠”。人生忽然不可变成人生忽悠,包括一个人对自己的忽悠。

大体来说,这本书里有些篇章是叙事,像《长岭记》《重返雪峰山》 《放下写作的那些年》等,是追忆当年的一些人和事。另一些是思辨和议论,比如《知识,如何才是力量》 《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等,是关注社会现实,是思考当下与未来,清理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的思想课题——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至关重要、不可回避的自我较劲。你们看这本书的封面:这是我在汨罗盖的一个房子的侧影。从2000年开始,我每年大概在这里住半年,春天来,秋后走。今天恰好有我的一些汨罗老乡也来了,请你们站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还有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和知青插友也来了,要不你们也打个招呼?他们其中有两位,当年就是下放到这个地方,现在叫八景村。

书出来了,作者说什么其实都是多余的。读者怎么看,能不能接受,要拍砖要吐槽,那都是正当权利。在这些读者中间,我最看重的一位就是何立伟老师。我们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的艺术眼光敏锐,判断力总是很独到。虽然我们一年也见不上几面,但他说哪本书值得一读,哪个电影值得一看,我就会尽量去找来补课。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感。下面,就请他先来破题。

何立伟:在谈对《人生忽然》这本书的阅读感受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作者韩少功先生。我是19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几十年来中国文坛这些作家,很多我都认识。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这种传统,文人是很难佩服别的文人的,尤其像我,是一个湖南作家,湖南人的性格里面就有一种“不信邪不服行”,古时候叫“不服周”,只有楚人是不服周天子的,叫“楚不服周”,我的文化性格里面就完全没有这种“服周”,所以一般的作家,我佩服的很少。

当代作家里面,我只佩服三位作家,一个是史铁生,他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在中国作家里面,是唯一一个一直对生命的终极问题作严肃思考的人,他去世后,全国有十几个城市举办“史铁生之夜”,史无前例,长沙这个会场就是我主持的,场面挺感动人的;另一个作家叫阿城,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作家,和韩老师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你不能问他知道什么,你只能问他不知道什么,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读了那么多书,涉猎得那么广 ,而且说得头头是道,他说得不对的地方,你都认为他是对的,太聪明;还有一个就是韩少功,他是我们中国作家里面少有的视野最开阔、学养最深湛、思考力最强大的人,他的这些特点就反映在他这本书里面。

这是一本生活之书, 也是一本文化视野广阔的随笔,知识点密集,思考世界与人生,思想深邃、话题辽阔,这个时代的作家里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在展示一个作家的胸襟、情怀、学养、知识结构和强大的思考力这方面,可以说,他代表了中国作家在思想上的高度和深度。

这本书分为三辑,“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这“三读”的对象,包括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和社会,包括我们生长的土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包括我们的生命个体。所谓读就是阅读,是研究、体悟、思考,然后聚集成文字。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上对这本书写过一句话:“如果你的阅读只是满足于在重要的语句下面画波浪线的话,那么你把这本书读完,你会把它画成太平洋。”因为这本书里面那些精彩的段落、精彩的句子,随处可见。也可以说,这是一张韩少功向世界发问,向生活发问,然后作答的“韩少功的试卷”。我相信,在座的诸位读这本书,在思想上一定会有所启迪。

在这三辑之中,我认为这本书的精华和硬核所在,是在第二辑,即“读时代”这一辑里面。第一辑和第三辑,还是有不少作家能写的,虽然不一定会写得这么好,但是能写出来。在第二辑里面,韩少功所展现的内容,是他最独特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写出来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这也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作家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我们大部分人的知识结构,都是学理科的只懂理科,学文科的只懂文科,文理兼修,而且相互打通,这样的人为数很少,尤其是作家里面能打通文理的更少。1980年代,王蒙就对文学界提出过,中国要出学者型的作家,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也没有出几个学者型的作家,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韩少功是我认识的作家里面少见的文理兼修、知识结构十分完备,并且不断充实新文明、新知识的作家。他是真正的学者型的作家。

几个月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主任吴国盛,也是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他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在我的撮合下,与韩少功在湖南大学进行了一次关于“科学时代的人文价值”的对话,韩少功对科学史非常了解,不是肤浅的、常识性的了解,而是有许多建立在了解和熟悉上的不同凡响的见地。能够和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中国顶级专家去对话,一般的作家一定是担当不起的。

随便举出书中一篇文章来看,里面就谈到了科学和科学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经济学中的数学建模,技术学科、基础科学。从20世纪的理论,到爱因斯坦的世界,和世界最权威的《自然》杂志。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密集,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包括从阿基米德的洗澡水谈到大型射电望远镜和高能粒子对撞机,知识爆炸等等。不过,韩少功的文章最主要的不是宣扬知识点。

在《知识如何成为力量》这篇随笔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质疑。韩少功是一个非常有思维力的人,他通过经济史、科学史的诸多案例,来质疑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质疑理性工具为何大不如前,质疑时间的多方面的定位,等等。所以文章中充满质疑和发问,他对这些质疑和发问,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解答也打开了我们的脑洞,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迪。

像这一辑里面,这样的文章充满了密集的知识点。通过这些知识点,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世界和我们时代发展中最大的问题的关注,质疑发问,并作出一种个人的回应。

这本书还有非常生活化的内容,比如他当知青时写的日记,如果对韩少功有兴趣的人,或者通读过韩少功所有作品的人,在这本书里会找到很多他小说里面的场景和人物原型,如《爸爸爸》 《西望茅草地》 《飞过蓝天》等,他当时是个下放知青,只有19岁,对社会人生就作了很多思考,对当时的时代,对他自己的生活,对当时的农村,都作了很详细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味。我觉得它是时代的一个档案,具有档案性和文献性,标注了那个时代。比如1斤猪肉多少钱,1斤米多少钱,1斤白菜多少钱,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看到这些地方时,都会唤起悠长的、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读了它,会遇到一个陌生的时代,那是个有趣的时代,充满了艰辛、矛盾;会看见那个时代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怎样说话,怎样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受那个时代何种思潮影响的,你们借此能了解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时代。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遇到所有人,我都说你们应该读一下这本书,你们会看到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关注什么、思考什么。

韩少功:何老师让我压力好大,他给了全面的评价,还给了高分。我和他相识多年,但像他这样给我做直接和正式的书评,其实很少。实话实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问题何老师已注意到了,我提出问题,但经常没有答案,多是恍恍惚惚的困惑,充其量有一个大致的思考方向。比如他刚才讲的科学,我虽然是文科生,但科学史在很多人眼里本就是属于文科,至少在这方面一直颇有争议——所以我会读一点科普读物,会关注科学史。昨天遇到一位女士,她抱怨现在评审论文,明明是用汉语表达得非常清楚的,逻辑分析很到位的好论文,因为没有数学建模,就通不过,真要把她给气死。这种情况在台湾、香港其实也多见,没有数学模型,甚至没有三十本以上的参考书和五十个以上的注释,就属于“硬伤”,论文肯定过不了。

可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呢?中国人“五四”以来崇尚科学,把数学神化到某种不正常的程度,不光是欺负文科生,也欺负理科生,欺负广大人民群众。要说运用数学最多最好的文科分支,应该是经济学吧。经济学大咖的论文,一般人根本没法看懂。不懂高等数学的,很难在圈子里混。但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金融海啸,当时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这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几乎被美国通吃包圆了,但是经济危机闹得人仰马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在哪里?这个已经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专业,是不是也不那么管用?

可见,很多人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其实不是这样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自愈性”疾病。什么叫自愈性?就是治疗手段有限、大体上要靠患者自己康复。这样的疾病,据一家德国专业期刊统计,占了人类病患总数的六到七成,其发病机理至今还说不大清楚,医学介入只打外围战。世界上还有七千多种罕见病。什么叫“罕见”?无非是病患基数小,不具有商业盈利的空间,因此投资商和医学机构就弃之而去,大多数一直还无药可治。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医疗开支的一半以上,都用在了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差不多是用在植物人、准植物人那里;再加上还有一大块用在性无能、秃头谢顶等方面——而另一方面,非洲因为穷,有些地方病反倒无人去关注。这些都构成了科学的盲区,包括人为造成的盲区,即利益逻辑造成的残缺和扭曲。

这些问题,其实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五四”运动曾推出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还有一个“莫小姐”,就是道德。要救国救民,要搞现代化,中国人就是奔着那三个目标去的。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回头看,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需要一次再启蒙,比如我们用科学反对迷信,但会不会把科学做成一种新的迷信?我们也需要重新打量一下“莫小姐”,因为道德风气这事,眼下更让大家困惑和焦虑。举一个例子:一对夫妻平均生2.1个孩子,人口才可以保正常的延续。但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0.9,在全世界垫底。日本是1.3,紧随其后。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日本,能查到的最近数据是1.7,同样处于严重危机状态。奇怪的是,东亚以前是最重视生娃的,儿孙满堂、天伦之乐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但为什么现在倒成了人口崩溃来得最快最猛的区域?不婚不育,恐婚恐育,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50后”这一代以前都穷,但那时候男同学、女同学一个个都没剩下,该嫁的嫁,该娶的娶,丑一点、穷一点的都没问题。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反而剩女剩男满街走?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医疗成本啦,教育成本啦,贫富差距啦,LGBTQ啦,等等。但有一个理由可能无法忽视,那就是我们基本的伦理观可能出了问题。“五四”时期的知识界风行《天演论》,当年的新派人士都相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硬道理,这就给个人主义埋下了弱肉强食这个核心,一个隐秘的现代伦理核心。不过,有一本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书叫《蚂蚁》,这个湖南图书馆应该有。书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美洲一片野外的大火包围了一群蚂蚁,眼看着就要把它们烧死,蚂蚁们急得团团转。这时候,奇迹发生了。蚂蚁们突然结成了一个蚁球,向火线外突围。外层的蚂蚁都被烧焦了,发出滋滋嘎嘎的声音,发出了恶息,但它们不断地翻滚,包括被烧焦的蚂蚁还紧紧地互相勾连,保护它的内层,直到蚁球滚到了水边,藏在里面的蚂蚁得以幸存。这就是说,动物尚且可以做到这一点,尚且知道人性“本私”并不等于人性“本恶”,都知道善、利他、合作、团结、奉献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应有之义,至少是生物种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反而只有弱肉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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