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精神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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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巴金的文字大概是最带着痛感的，阅读其相关的词语，我有时会感到，那谈吐中有教徒般的虔诚。如果要聆听鲁迅的精神回音，他的作品传达的情感都颇值得玩味。与胡风、萧红的鲁迅情结不同，巴金的凝视带着另外一种目光，远与近的视角映带的意象更为神奇。他的文字一直呼应着鲁迅内在的幽思，这种笔调，直到晚年也没有消失。

出身于成都的巴金不像一般南方作家那么多幽婉、纤细的情思，他的身上有点北方的清冷与忧郁的气质，在某些地方更像俄罗斯作家那样冷热交织、阴晴不定。与那些自信的、踌躇满志的人比，他一直徘徊在忧虑与期冀之间，焦虑感流溢在辞章之间，内省与追问伴随着各类文本，有时候读他的作品，仿佛是读一种译作，因为其中染有某些异质的气息。

虽然有明显欧化倾向，但在他的血管里依然流着儒家的血液。他那么反对旧的礼教，内心依然有着传统的东西，思想中未尝没有旧文人的痕迹，温良恭俭让的遗风也有所体现。他其实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懦弱的一面，并认为只有鲁迅才真的走出了传统的阴影。能够看到，他的视野中自始至终矗立着鲁迅这座灯塔，那巨大的投影在其身上未曾消失过。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这样使他为之着迷，在他看来，自己一生所努力奋斗的目标，都没有超过鲁迅的精神主题。

每每想起鲁迅，他都有一种倾诉的欲望，年轻时读了鲁迅的书，便找到了一种书写的感觉，而在认识了先生之后，自己的天空忽得开阔起来。他承认，就一生的选择来说，自己触摸的思想不及鲁迅的一角，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鲁迅都是自己的引领者。

显然的，鲁迅与巴金，是现代知识人的两种类型，前者深而大，后者清而纯。一个是从老中国泥土里趟过的不倦的跋涉者，一个乃怀着期冀的青春少年。虽然出发点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都共同表现了知识人寻梦的苦思。在了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历史时，鲁迅与巴金提供的话题一直被后人所阐释。现代文学里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在他们那里是有所折射的。鲁迅的审美元素里，除了俄国元素外，还存在着德国、日本的诗文之影，加之魏晋之音，显得驳杂复杂，巴金还仅仅限于法国、俄国的人文主义的背景，所以单纯得如清淡的白云，不染灰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他们的选择中遇到了共同的难题，彼此在对文化的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可以找到许多相近的地方。

巴金曾在《忆鲁迅先生》一文说自己是在鲁迅的启示下走向文学创作的。1925年8月，他在北京投考大学，因病未能如愿，半个多月的时间，陪伴着他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在这苦恼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鲁迅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艺术的力量”，“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a在这道白里，既有感激，也有精神的呼应在。因为鲁迅的文脉连通着苦路上寻梦的人，惨烈的时空里的忧思和爱意，让绝望中的人有了新生的冲动。巴金后来从事写作的时候，《呐喊》 《彷徨》的调子一直在他那里挥之不去。

到了三十年代，巴金才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第一次见到鲁迅时，他显得异常兴奋，后来在回忆里记录了那个瞬间：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b

晚年的时候，他多次谈及鲁迅对于自己的影响，有一次，他这样写道：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诉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c

在巴金眼里，只有鲁迅才称得上中国人的良知。因为在这位文学巨匠身上，巴金学会了怎样思考和做人。他的思想深处，一直保留着鲁迅所给他带来的美好的回忆。

鲁迅在与巴金的几次接触中，对他的印象很好。从鲁迅日记零星的记载中能看感到彼此的互动。当巴金向他约稿时，鲁迅便把最后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交给了他，也答应翻译果戈理的那部著名的小说《死魂灵》。这是他们彼此间的默契，乃至后来有人在鲁迅面前谈及巴金不好的时候，鲁迅显得十分愤慨。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谈到他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就说：“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d鲁迅又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e看得出来，鲁迅对于巴金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对于其为人与为文是肯定的地方居多。他们彼此各自都吸引着对方，巴金之于鲁迅，有点像郁达夫和鲁迅那样，审美和认知上虽差异明显，但在精神的真与诚方面，彼此都是相互信任的。

民国期间，巴金的影响相当可观，他的《家》《春》《秋》在社会的辐射力超出一般的作家，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半是现实主义，半是浪漫主义，一切都显露在外表，热情与忧郁都外化在词语间，青春的明快与奔放隐含着一代新文学家的梦想。不过在他的一些作品里，也带有鲁迅的某些焦虑和痛苦的形影，在面对世界时表现的忧患意识，也是他后来与鲁迅走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巴金的阅读趣味与辞章表达特点上看，他与鲁迅有着某些交叉的地方，比如都喜欢迦尔逊、契诃夫、高尔基，对于法国的卢骚、雨果也怀有敬意，小说的某些意象也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是摄取域外文学的资源，巴金体现的是梦幻的色彩，情感的单纯与背景的昏暗形成反差，有时候带有童话的意味在。鲁迅的文本显得复杂，古小说的清俊、日本文学的简洁，还有德国思想的穿透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拷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巴金自己知道，在苦苦奔走的时候，其实鲁迅早已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知识人的路，但是敢于在四面陷阱的苦路上独行的，也只有鲁迅一人而已。作为鲁迅的追随者，他不过远远望着那背影，自己是跟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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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走上文坛时，新文化运动早就落潮了，他所面临的问题，与鲁迅那代人已经略有差异。新文化初期的知识人，要面对旧的遗产和整理国故的挑战，精神就不得不与旧我作战，新中有旧，旧中带新，文字不免有古老的幽魂在。但到了巴金那代人，面对的是怎样成为新人的问题，只要与旧的遗产决裂即是，余下的，不过介绍域外的文化，建立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的园地。沿着鲁迅那代人的路走，才是众人的应有之义。

年轻的巴金不善交际，内倾的性格使他的文字多带梦想的成分。那时候他被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思想所吸引，思想里多自由的漫思。“五四”后的许多作家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写作是有着一种拯救苍生的冲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为人生”的创作态度，可以代表当时文艺队伍的主导倾向。但巴金与文学研究会的前辈们有较大的差异，虽然他也承认自己的写作属于为人生的，审美的方式则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些使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于现实进行入木三分的解析，而精神走向有时候是一致的。比如，鲁迅认为文学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f，巴金对此是认可的。他谈及自己的创作时也坦言，因为梦醒不能实现，通过文学来唤起民众的觉醒。这些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作家的现实功利性。正是在这个层面，鲁迅对他的吸引力，是极为强烈的。

巴金文艺思想的核心部分，应当说与鲁迅有某些重合的地方。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着一般作家共有的艺术良知和审美特色。许多人在他那里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东西，这些仿佛上帝之光不断地召唤着他。他那么热爱安那其主义，以致忽略了国内的许多精神资源。只是鲁迅是一个例外，他的思想是有磁石一般的引力的，其精神也影响了巴金的写作。巴金说：“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是什么？……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g巴金的这种信念是始终贯穿在作品之中的。从《灭亡》到《随想录》，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表达的几乎是同样的精神主题：让社会变得更完美些，让人们变得更完善些。

因而，在他那里，一直表现出“圣界”与“俗界”的对立，单纯的情感消解了一切世俗和欲望的东西。1980年4月4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他诉说了自己的这一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五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h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谱系和审美的背景，他所欣赏的作家，许多也是鲁迅译介和点评过的，有的对于鲁迅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巴金认可这些作家，不过与鲁迅略有不同，他还不能从精神哲学层面思考存在与意义的话题，而是从伦理学和审美判断里借取外来资源。他们的作品成了其信仰的一部分而非复杂的认识论的一部分。这些域外作家支撑着其审美的快慰和表达的快慰，但还不能深化其对于生活的更为幽微的认识。他从文本的幻影里看到希望之所在，而鲁迅则从文本回到现实存在中，作出追问性的表述。巴金也感受到，与鲁迅比，自己的拘谨和简单化思维，也可能忽略了域外资源的歧义性和复杂性。停留在外在性的精神体的时候，他的文字则激情有余，沉潜不足。现代中国作家，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像鲁迅那样思考问题的。

但巴金还是以自己的真诚与勇敢赢得了读者。他的作品像个天真的孩子的独语，没有一丝颓废和荒诞的情感，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显得那么明快。就写作风格而言，他的欧化倾向也简化了母语表达。翻译和写作，文体几乎没有差异，行文是一致的。他的英语、世界语的修养，帮助他很好地打通了与世界对话的途径。翻译那些有趣的小说和思想读物的时候，他的精神也是燃烧其间的，乃至我们无法分清是原作的色彩就是如此，还是他赋予了原作纯然的图景。他所译介的著作很多，《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等《草原故事》《文学写照》《快乐王子集》《六人》《迟开的蔷薇》《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往事与随想》等都有鲜明的温情主义特点，那些作品并非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流露，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深隐在文本的背后。巴金欣赏它们，不是唯美主义使然，使命感才是最吸引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