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中国报学巨擘

江苏省东台市，兰香巷9号，坐落着一处清末民初的建筑，青砖黛瓦，穿堂三进。这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闻学家、新闻史学拓荒者、爱国报人—戈公振先生的故居。

门前照壁上，写着这位中国报学巨擘1935年留下的最后话语—“我是中国人”。短短五个字，戈公振临终前说得若断若续，但直到89年后的今天仍振聋发聩。

因贫辍学，意外开启报业生涯

1890年，戈公振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城内的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聪慧敏思，勤奋好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戈公振辍学在家自习功课。他每天朗读诗文，从不怠慢，进步很快。他的兴趣爱好广泛，对书法、音乐、美术等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知识无不涉猎，这为他以后立志献身新闻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冬，戈公振怀揣着同乡夏寅官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拜识了报界知名人士狄楚青。狄楚青见他年轻好学，又有文艺方面的才能，将他安排在自己创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

戈公振将书局当成学校，白天工作，夜间学习，读书不辍。此间，他尝试编印了一本供学生用的习字帖。没想到，这本习字帖大受欢迎，风行一时，为书局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戈公振勤奋好学的精神和初露的编辑才能得到了狄楚青的赏识，很快他被提拔为出版部主任。翌年，狄楚青又将他调入《时报》馆工作。至此，戈公振正式踏入新闻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报业生涯。

在《时报》馆，戈公振一干就是十五年，由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路升至总编辑，自此他开始了新闻史和报学史的研究工作。

在上海工作期间，戈公振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又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曾因年龄比教师大而被讥为“八十岁学吹鼓手——颇不自量”。但他坚持学习，毫不气馁。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自学法语和日语，均达到了能读认、能与人交谈的程度，为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参观访问、出席国际性会议打下了基础。

为了心爱的新闻事业，戈公振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不断地尝试改革和创新。彼时，国内报纸多不注重体育新闻，他果断以《时报》为阵地，首倡体育赛事报道。

1920年，戈公振又创办《图画时报》，该报以发表时事图片为主，因对事件进行深度报道，以及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而赢得各界民众的欢迎。

《图画时报》结束了中国画报的“石印时代”，开启“铜版时代”，以中国第一份报纸摄影附刊的身份，掀开了中国画报史上崭新的一页，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第一画刊”。

一代报人，完成多部新闻学力作

多年的新闻工作，让戈公振逐渐认识到，先进的新闻理论对指导新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的中国在新闻学领域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相关的书籍更是少之又少。

1924年，戈公振根据美国开乐凯的著作《新闻手册》编译了《新闻学撮要》一书，对报馆的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作了扼要的叙述，让人们对报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当时新闻学著译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这本书受到了新闻界的欢迎。为此，梁启超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新闻学撮要》上市后很快售罄，四个月后再版。该书的受欢迎程度实在出乎戈公振的预料，他在《再版的序》中写道：“这是编者所非常欣慰而以为荣幸的，并且得了读者的指教不少，更使我非常感谢。”

在《时报》馆工作时，戈公振专心研究新闻学，并开始编写有关新闻学的著作，同时他又研究中国新闻的历史，当时他称之为“报学史”。著书时，他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与精力，极注重对资料素材的比较研究，其网罗之富、搜研之勤，在当时堪称罕见。他对古今中外各类报纸潜心研究，十分熟悉。

1927年11月，《中国报学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约29万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开山之作。

《中国报学史》一经出版，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公报》曾这样评价：“此书搜研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所罕见者。”

也正是因为这本《中国报学史》，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时至今日，要研究中国新闻学史，《中国报学史》都是必读书目。

后来，戈公振出国访问时又发现了许多国内难寻的中国报纸。他如获至宝，详细地作了笔记，完成《英京读书笔记》一书，作为对《中国报学史》的补正。

除了在报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戈公振还为新闻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先后在上海的国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系任教，春风化雨，诲人不倦。

一线记者，随李顿调查团赴东北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戈公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认为“欲挽此危局，非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

随着日寇入侵的加剧，国家遭受的创伤深深刺痛了戈公振。他开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陈望道、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并与好友邹韬奋、李公朴等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以笔代戈，宣传抗日救国。

1932年初，听闻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真相，戈公振为之一振，想方设法以记者的身份随行。

当时，东北已全部沦陷，进东北如入虎口，戈公振深知此行危险重重。临行前，他妥善安排好手边工作后，写下了一份遗书：“我誓死赴东北调查，一定要给广大读者有个真实的交代……”

调查工作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他们一到沈阳，即被敌方安排在“大和旅馆”，每人身后跟随2-4名日本特务，日本特务威胁他们：“我们不是来监视你们的，是来保护你们的，东北‘土匪’多，治安不好，你们不要背着我们乱走，以免遭遇不测和危险！”国际调查团的成员及其傀儡各以自身利害为立场，被日伪特务牵着鼻子走，任凭摆布，致使调查工作不得顺利。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戈公振与志同者一起想方设法与东北同胞取得联系，冒死搜集材料，先后接收到1600份之多。

一天，戈公振先生潜出旅馆，来到城内张作霖所住的帅府及其北大营各地调查，不料被日寇发觉，即被日伪宪警拘留。幸得顾执中从中掩护，经代表团交涉方才释放。

回到上海后，戈公振于1932年7月14日，在闷热的房间里写下了《到东北调查后》的通讯报道。他在这篇报道中写道：“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他愤怒地指责道：“有徘徊观望的国民政府，才有傀儡国的成立，日人的地位一天天的稳固，我国的机会一天一天的错过。”他坚定地指出：“就个人说，除了抑制日货以外，只有尽力援助义勇军的一途。……其势非与全民族共起奋斗，打出一条生路不可。”字里行间，热情称颂了抗日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真挚心声，临逝遗言“我是中国人”

自经此变以后，戈公振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和研究苏联的书籍。1933年，戈公振辞去了在报社的一切职务，前往苏联进行为期近三年的考察访问。

在苏联访问期间，他以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忠实地报道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况，并写下了《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第二五年计划》《苦尽甘来的庶联》等一篇篇介绍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文章。在《苦尽甘来的庶联》一文中，对苏联充满激情地称赞道：“从国计上说，钢铁工业有了，机器工业有了，化学工业有了。从民生上说，食物有了，衣服有了，用具也有了。……经过继续不断的奋斗，总算苦尽甘来。宜乎他们在庆祝的时候，只觉得前途光明，不由得兴高采烈了。”

1935年，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活日报》。戈公振决定回国，以笔为枪，继续进行抗战工作。

不幸的是，归国不久的戈公振突然病倒，于1935年10月22日不幸去世，年仅45岁。

临终前，戈公振曾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垂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不胜悲痛的邹韬奋写下《悼戈公振先生》一文，以追悼他的赤子之心。

“我是中国人”，短短五个字，是戈公振生前最真挚的心声。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读了邹韬奋的悼文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哀者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此后竟是悲痛欲绝，难以下笔，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为纪念戈公振，江苏省新闻学会设立了“戈公振新闻奖”，作为江苏省新闻界最高奖。“我是中国人”五个字背后，燃烧着熊熊的救国启民的信念之火，直到今天，依然热烈，并愈发热烈。

（作者：东台市档案馆丁杰；江苏省档案馆石宁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