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中亚峰会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中国对中亚外交

2023年5月18—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古城西安成功举行，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开辟了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天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乌克兰危机显现复杂化、长期化趋向，中亚地区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呈现地区多极化和自主化双加速发展态势。一方面，中亚地区安全环境进入空前紧张，区域力量重组加快，地区多极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国家步入改革转型期，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意识骤升，自主化加速前行。在此背景下，中国携手中亚国家推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意义非凡，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提质升级，也将对地区和全球治理良性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的历史逻辑和实践基础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著名演讲中表达了构建中国—中亚利益共同体的愿景。[1]同年，习近平主席在首次访问中亚五国期间与多位中亚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首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时向包括中亚成员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呼吁，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为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2022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中亚国家乘势而上，并肩战斗，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3]并提出“深耕睦邻友好的示范田、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带、强化守卫和平的防护盾、构建多元互动的大家庭、维护和平发展的地球村”五点建议，[4]指明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在新的30年的发展方向，擘画了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和基本路径。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明确了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遵循和奋斗目标。[5]中国提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内在的历史逻辑和扎实厚重的实践根基。

古丝绸之路是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的历史根源。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考古资料显示，中国与中亚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驯化栽培的粟黍农作物与西亚地区驯化栽培的麦类作物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中亚东部与中国西北地区完成交汇并利用，[6]从而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中亚地区民众的饮食结构。2100多年前即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中国与中亚便通过“丝绸之路”这一连接欧亚文明的重要纽带开始了日渐频繁的交往，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铸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谱写了文明互鉴、包容发展的历史华章。中国与中亚最初的交往发轫于商品交流，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漆器、铁器、雕版印刷术、造纸技术等先后传入中亚，来自中亚的马匹、毛织品、苜蓿、葡萄、石榴、制糖、琉璃技术则相继输入中国，双方互通有无，互学互鉴，不仅丰富了各自的物质生活，给双方民众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共同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和物质文明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逐步拓展，相互之间的精神相依逐渐增强，文明交融不断加深。以丝绸之路为媒介，中亚的“胡乐”如箜篌、琵琶、胡笳、胡笛和胡腾舞、柘枝舞、胡旋舞陆续输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音乐和舞蹈文化，而中国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传入中亚，对当地艺术产生了久远影响。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对中国的宗教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包容的信仰体系。中国与中亚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交融雄辩地证明，“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7]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世人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为当今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是对在古丝绸之路上孕育出的“丝路精神”的发扬光大。

中国在中亚国家独立后迅速与其加强交流合作是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的实践来源。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不久，中国宣布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并于1992年1月2—6日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建交，自此拉开当代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序幕。中亚国家独立后，中国充分尊重中亚国家独立主权，坚持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在中亚谋求势力范围，尊重中亚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决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大大增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方式成功解决与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并在1995年郑重向哈萨克斯坦作出安全保障承诺，宣布绝不对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8]以实际行动消除中亚国家对华疑虑和担忧。中国通过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双边框架下与中亚国家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双方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提供坚实法律保障，进一步夯实了互信基础。中国坚持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方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从不以大国自居，充分照顾了中亚国家的自尊心和舒适度，以实际行动积极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中国坚决支持中亚各国打击“三股势力”和防范“颜色革命”，助力各国安邦固权，并极力帮助各国实现独立自主，树立了负责任、有担当、可信赖的大国形象。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本着互利共赢原则，通过修建中哈石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充分释放了中亚国家的资源优势和潜力。中国积极促进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互学互鉴，推进相互之间的文化包容，通过建立孔子学院和大量接收中亚留学生，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民心相通”。

总之，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前，通过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实现了与中亚国家关系从以政治关系为主向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合作齐头并进，从双边合作跨越到双多边并重，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跃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三重根本性转变，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运行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达到新高度，促使双方关系由双边向多边跨越，进入一个双多边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的新境界，从而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实践支撑。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中亚外交理念的重大跃升，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新理念、新智慧、新方案，对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中国周边战略稳定、促进中国与中亚关系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更高程度的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代表着中国外交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各国携手共进、逐步拓展，方能积小成大、久久为功。

中国周边是与中国利益密集交织攸关的地区，将其作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有助于积累经验、形成示范，产生由点到面的推广辐射效应。而中亚是迄今为止周边乃至全球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都是中国全面战略伙伴的地区，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都签署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均得到中亚国家积极支持和响应。这足以说明，中亚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认可，完全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和示范者。中国与中亚国家治国理政理念相近相通，合作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双方积极践行新安全观，实现了边境安全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使3300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与桥梁，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中国与中亚在安全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都希望有一个长期稳定、和平的周边和地区环境，都需要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具有资源互补、产业互补、交通互补的优势；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总之，中国与中亚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具有诸多先天优势，加之有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的加持，极有可能在构建周边乃至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率先脱颖而出，树立先行示范，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和地区新秩序提供强大助力。

第二，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维护中国的战略稳定，并为中国周边地区治理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周边是外交之首要，塑造良好稳定的周边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中亚国家毗邻中国西部，对中国维护西部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确保能源安全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美国正在中国周边加紧投棋布子，不断加大以遏华制华为目标的所谓“印太战略”力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以价值观划界，制造所谓“民主与威权”对立，恶意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并利用台湾、涉港、涉疆和涉藏等问题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在安全领域，美国以台海、南海等热点问题为抓手，着力经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加快打造美日韩同盟，推动北约势力渗透印太，试图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在经济领域，美国加紧对中国“断链脱钩”，将对华竞争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扩大到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试图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的地区经济新秩序，美国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周边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化解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打破其对华战略围堵，从而争取并赢得战略主动。与此同时，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对维护中国西部周边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国西部周边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安全形势趋于严峻：一是随着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由斗而不破走向彻底破裂，中国西部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较前紧张，大国竞争、地缘对抗因素的负面影响陡升；二是在内外多重不利因素相互交织作用影响下，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处于风险升高期，各国政权安全隐忧增大增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发，呈现多样化、复杂化、集聚化态势；三是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加之固有问题激化，中国西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困难期。受美西方极限制裁连带影响，地区国家经济普遍面临通胀加剧、消费品价格高企、原有供应链物流链断裂、就业困难增大等压力，增长动力明显减弱，发展前景扑朔迷离。在此情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确保中国西部安全，也将对维护中国西部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大局产生积极正面作用。

毋庸讳言，中国提出并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可以为中国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中亚地区成为中国稳定友好周边和战略可靠依托。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也是着眼于整个地区的良性治理，是中国为中亚地区区域治理提供的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表明中国愿意为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承担更大责任，贡献更多力量。中国一直是中亚地区和平的积极维护者和贡献者，从与哈、吉、塔三国密切协作实现边境安全，到积极倡导新型安全观；从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到倡建安全共同体，中国为地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中亚国家主要的经贸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各国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走向复兴之路的主要期待。加快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无疑对保持中亚地区稳定大局、助力中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面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趋严峻的地区安全和发展环境，中亚国家迫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依托中国走出地区安全和发展困境抱有深切期待。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显然与此高度契合，为地区良性有序治理提供了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