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眼中的李白与高适

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首推李杜，两人于天宝三载（744年）曾有近一年的同游，其间各自有少数作品保存。此后天各一涯，再未谋面。杜甫是恋旧的诗人，此后至少有十多首诗怀念李白。李白以自我为中心，是主观的诗人，诗中再也未说到杜甫。并非有矛盾，也非忘情，个性使然而已。

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春，杜甫因病滞留峡中，困居夔州，写了许多回忆往事的诗作，其中有两首写到与李白、高适同游时的往事，弥补了两家文集中的缺失。必须说明的是，杜甫写诗时，李白、高适二人皆已去世，因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且是在经历十来年天翻地覆的大乱后，稍得安顿，重新回顾往事，显得特别珍贵。

来看《遣怀》一诗：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这首诗开篇写他早年游览梁宋的印象。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是汉代梁孝王的故都，唐代分设汴、宋二州。从地理位置上说，处于东西、南北来往的孔道。“白刃”四句，特别说明此处保存汉以来的侠义之风，恩怨分明，快意恩仇。这几句是杜诗中最得李白风韵的句子。其后八句为第二节，回忆当年与高、李同游的情况。首先要说明，诗中称“高李”而不称“李高”，是唐人齐名的通例，即以平声居前，仄声居后。

“论交入酒垆”，应该是初识时的情况。这时应该即天宝三载（744年），李白四十三岁，刚经历了从翰林供奉内庭被赐金还山的挫折，也就是他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以自我勉励之际。杜甫此时三十二岁，生活无忧，南北漫游，交结名士，增进阅历，可以说是“裘马轻狂”的阶段。

高适年纪与李白差不多，他是高宗时名将高侃之孙，内心一直郁勃着建立伟大功业的雄心。此前虽曾有幽燕从军的经历，但并没有获得地位与功名。“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是对三人论诗场景的概括。所谓“壮藻思”，即三人同游，互相赠诗，或同题咏诗，甚至议论古今诗人，评价得失，臧否人物，李白、高适当然皆各占上风。杜甫说自己只是当二人的配角，偶然为二人的宏论增添色彩。

杜甫说：“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这是二十多年后回顾往事的概括性的话语，当然可以理解为高、李二人的奇思妙想，自己也为之添墨增色。当我们将三人分别叙述当年同游的诗文加以分析时，可以看到许多隐含的内容。从年龄说，杜甫比高、李小一纪，即十二年，他的加入，是高攀，更是请教。

从三人的出身来说，杜甫来自魏晋以来的文化世家，诗礼传家，名声未振，但有后发优势。高适虽称郡望渤海，其实更可能是北齐以来的军功贵族，他的祖父高侃的不朽军功，一直激励他胸怀壮志，建功立业。李白是一个异数，他可能出生于西域胡商之家，更愿意冒称李唐宗室落难的远支子孙，并以此身份和他出神入化的个人才华，取得广泛的认可与支持。这三人走到一起，从各家的存诗分析，为时不短，以宋州为中心，可能走到汴州、滑州、濮州、德州等数州之地。其间凭吊古迹，出猎孟诸，投宿僧寺，寻访高贤，也出入酒肆，做客郡衙，经历极其丰富。

三人在文学造诣上互相吸引，但人生追求和性格差异使他们经常产生争论。三人中，杜甫是入世的，愿意做醇儒循吏；李白是出世的，他在汴宋停留的主要目的是接受道箓；高适是血性男儿，抱有强烈的用世目标，不甘沉沦下层，更不屑隐迹出世。李白与高适，毕竟相差太远，在此度同游后，再未谋面，彼此的交往不多，也就可以理解了。杜甫与高适则历经宦海沉浮，彼此想法逐渐有很大改变，随着时光流逝，更多惺惺相惜之感。

（摘编自凤凰出版社《诗唱大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