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节选)
作者: 〔法〕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等。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她富有文学天才,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位天才获得新的资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她们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整个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国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的确,《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民族移殖与国家争战的追怀。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他们后面,如在荷马的英雄背后一样,有神明在指引他们;这些神明是不可见的力:“是指挥着大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的气息。在这些巨人的争斗中—一种隐伏着的命运支配着盲目的国家—含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在《伊利亚特》之外,我们更想到印度的史诗。
《安娜·卡列尼娜》与《战争与和平》是这个成熟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部法译本于一八八六年由阿谢特书店发刊,共二册。在法译全集中,增为四册。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的思想具有更纯熟的艺术手腕,更丰富的经验,心灵于它已毫无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伟大的气势。托尔斯泰已没有同样的欢乐来创造了。新婚时的暂时的平静消逝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围建立起来的爱情与艺术之圈中,重新有精神烦闷渗入。
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一八六○年时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的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予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的变相—即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的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恕。一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的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
(摘自译林出版社《名人传》一书傅雷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