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节选）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等。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她富有文学天才，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位天才获得新的资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她们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整个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国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的确，《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民族移殖与国家争战的追怀。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他们后面，如在荷马的英雄背后一样，有神明在指引他们；这些神明是不可见的力：“是指挥着大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的气息。在这些巨人的争斗中—一种隐伏着的命运支配着盲目的国家—含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在《伊利亚特》之外，我们更想到印度的史诗。

《安娜·卡列尼娜》与《战争与和平》是这个成熟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部法译本于一八八六年由阿谢特书店发刊，共二册。在法译全集中，增为四册。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的思想具有更纯熟的艺术手腕，更丰富的经验，心灵于它已毫无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伟大的气势。托尔斯泰已没有同样的欢乐来创造了。新婚时的暂时的平静消逝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围建立起来的爱情与艺术之圈中，重新有精神烦闷渗入。

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一八六○年时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的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予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的变相—即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的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恕。一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的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

（摘自译林出版社《名人传》一书傅雷译，有删节）